金代山西文学论略

金代山西文学是山西诗歌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中州集》所收诗人中,山西诗人占三分之二。山西忻州诗人元好问,是公认的金元诗坛领袖。活跃在汾河流域的"河汾诸老",对元诗有重要影响。金代山西作家的词、赋、散文、小说等,也有很高成就。山西文学家对于形成独具特色的金代文派,作出了巨大贡献。

金元词演进轨迹新论

历来关于金元词分期的若干看法,存在着共同的视界缺憾。考察金元词的演进必须注意到金元词与南宋词的共时性与互动性、王朝更叠带来的词坛新变、词人群体对词坛走向的影响以及词学观念衍变所起的作用。打玻朝代分野,将金元词与南宋词置于同一层面进行观照,可将三朝词视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由此可将整个金、南宋和元代词史划分为借才异代、气象鼎盛、遗民悲歌、延续传承和曲终奏雅五个阶段,勾勒这240年间词坛由蓄势、爆发,到略作消歇而又复振的演进轨迹和发展历程。

文化冲突中的儒士使命感——许有壬《圭塘乐府》的文化心理解读

许有壬是蒙元中后期为数极少的位至显贵者之一,《圭塘乐府》反映了词人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在维护汉文化艰难征途中的心理态势。在蒙汉文化激烈冲突的社会大背景中,作为恪守儒家训义的许有壬自觉将弘扬汉文化作为自己庄严的使命,因而词中贯注着一种庄严而深沉的使命意识。而与其生命历程相适应,其词中的使命意识具化为青壮年、中年、晚年三种不同态势。

北宋后南北词坛互动关系之考论

北宋以后 ,词学的发展形成了建立在地理文化意义上的南宗与北宗两大体派 ;但由于南北两朝文化上的统一性———即同属于汉文化体系、词人的相互交往及词作的越境传播等原因 ,又造成了南北词坛相互交流、相互融通和相互牵动的关系 ,形成了南北宗分而不离的格局。以往的词学研究 ,无视北方金元词坛“半壁江山”的存在 ,从而使对 12 - 13世纪间词文学发展的描述失去了全面、客观的性质。

中国古代山水诗审美意象的流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意象,从公宴聚会的华丽,到香草意象的寄托、寺庙山水的义理,到真正山水的清新描写,昭示着山水诗意象从美颂比兴到自然审美的发展。唐代寺庙道观成为山水诗的审美所在,梅竹和亭意象的固化,是宋代山水诗意象的代表。题山水画是唐宋山水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表现了诗画合一的审美。元明清时期有大量名家名品山水画题诗出现,进一步发展了梅、竹松、鹤等高洁意象,特别是诗人别号、文集体现的山水诗意象非常普遍。这一时期呈现出前代少有的边远、异域山水意象,表现出时人开放、广袤的情怀。

金代中后期四家的唐诗之论

金代中后期,赵秉文较早主张将唐人诗歌当作典范加以师法;稍后的李纯甫和王若虚分别从师心自用和情真、"自得"的角度出发,对中唐韩、孟、李贺、卢仝及杜甫、白居易等人各加标树;发展到元好问,则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肯定唐诗的典范作用及多方面价值,并提出了"以唐人为指归"之论,他将金人对唐诗的论评最终推上了一个台阶。

关于金初词鉴赏的商榷

某些金代初期的词作赏析或疏于对具体的历史背景详加考察，或对作家生平及作品写作年代考证不足。对词作的赏析应当本着“见仁见智”的态度，充分掌握并熟悉有关史料。

生机与汇流:民族文化交融中的辽金元诗歌

辽、金、元三代诗歌创作是中国诗歌史上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段落,也是为中国诗歌史带来活泼生机与特殊样态的独特存在。广义的辽金元诗歌,包括了诗、词、曲这几种不同的诗歌样式,它们并不是既成的东西,而是在生成和发展之中呈现出的状貌。以狭义的诗来看,辽金元诗歌是呈现了一个由生新走向成熟的过程,但它不同于以往的生新与成熟,它们裹挟进相当多的新质——文化的新质。文章还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探讨辽金元诗歌研究的新意,指出辽、金、元三代诗歌的发展都是文化交融与互动的结果。具体可概括为:辽诗展现的是面目生新的样态;金诗在流变中发展;元诗在文化汇流中完善。作为诗的大家族中的重要成员的散曲和词,在金、元时期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词曲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样式,足以使元代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全金元词》王重阳词整理指瑕——兼释全真词的“藏头拆字”词体

《全金元词》是金元词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而全真道士词又是词学与道教研究两门学科的交点,其底本文字准确程度影响着相关研究的开展。《全金元词》中的王重阳词即为全真词的开山之作,则其词体特点也就成为理解全真词的一道窗口。而《全金元词》在文字、断句上偶有瑕疵,原其致误之由,实为王词既有一般词体格律之通性,又自创了一些特殊词体,同时其原始文献的性质、民间之俗字口语也是造成失误的重要原因。故而有条分缕析之必要。

金诗在元代的留存与传播考述

金人诗歌在元代的留存与传播有多种形式,大部分诗歌依托诗人别集、总集、合集等集本的刊行而传世,少部分诗歌则借助元人选本流传,还有一些诗歌是依靠刻石、题壁、题画、书法墨宝等途径留存下来。通过这些多元化的传播形式,金人诗歌在元代得以保存与流传。

悲喜交融的幽默之境:金元俳谐词初探

本文通过对金元俳谐词的梳理、概括、分析,认为与宋代俳谐词相比,金元俳谐词的数量减少,俗化程度也有所降低。金元俳词在题材上进一步拓宽,出现了自嘲衰暮与调侃先贤的新题材,这是文人内心情志的丰富表现,是其滑稽玩世心态的戏谑表达。在形式上,由于对稼轩的倾慕,出现了许多戏仿稼轩《沁园春》止酒词的对话体词作。大多数金元俳词体现出一种悲喜交融的幽默性。

论金、元二代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

金、元二代,柳永词通过选本的传播由彰显归于消歇,士人对柳永词的接受也呈现出潜隐状态。但消歇不等于消逝,潜隐不等于停滞,某些微小的信息已经透露出柳永词选本传播蓄势待发、东山再起的必然性,此期士人对柳永词的接受则更多表现为深层理解与心理认同。

论元好问与金代的乐府诗

以元好问为代表的金代乐府诗,是乐府诗史上值得注意的一座艺术高标。这一时期的乐府诗,虽然具有两宋乐府诗的某些因子成份,但重要的却是"以唐人为旨归"后的一种成果展示。金代诗人之于乐府诗的创作,不仅继承了杜甫"忧黎元"、白居易"补时阙"的创作宗旨,推出了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芒的新乐府诗,并且还以对歌行类乐府的雅好,而使得七言歌行在当时成为了一种创作时尚。两宋乐府因与音乐脱离了关系,而为一种仅供人们阅读的案头文学,金代乐府诗则使这种案头文学又回归到了"原生态"时期,即其大都可配乐而唱。这种回归,显然是乐府诗史上的一种进步。

论黄溍的题画诗

黄溍是元代著名的诗文家,同时也是书画家,他的题画诗或再现画面、或借画抒怀、或揭示画旨,在对元代社会上种种不平现象进行了深刻揭露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隐逸情怀,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淡泊从容而又光明磊落的士大夫精神。

《全金元词》辑补七首

从温州地方文献,为《全金元词》缉补元代史伯璿词作七首。

刘敏中词“援稼轩例”与元代前期词坛之稼轩风

刘敏中《中庵词》中有"援稼轩例"作,其对稼轩词的效法达到形似和神似的高度统一。刘敏中之学稼轩反映了元代前期词坛一种有意识的群体性审美追求,而元代前期稼轩风盛之原因是:稼轩词之创作"法度"为文人学词提供了可资模仿的便捷途径;稼轩词中英雄豪杰之气和当时"中州气象"式的审美趣向契合;学术文学风会造就了词的体式特征的某些类文、类曲的变异,而以文为词又雅不避俗的"稼轩体"成为体现这些变异的最好范本。

《全宋诗》误收金元明诗考

《全宋诗》由于卷帙浩繁,规模宏大,编辑过程中存在一些诸如误收、重收或漏收等疏误。对此,学界虽已尽了很大的努力,在辑佚补正方面积累了比较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并未解决。笔者在翻检《全宋诗》的过程中即发现了十余首金元明诗被误收入《全宋诗》之中,而补正《全宋诗》之文章尚未注意到,故特以拈出,以期对《全宋诗》将来的修订,能尽绵薄之力。

《红楼梦》与云南方言词汇

文章是《〈金瓶梅〉与云南方言词汇》的续篇。从《红楼梦》中找出今天仍然活在云南汉族人民口语中的方言词汇,尽量探索该词在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中,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元、明、清文学名著里的继承或演变情况。“求本字、探语源”,提供研究者参考。

遗山词融化唐诗发微

遗山这位金元词大家,其创作的显著特色是对唐诗的融化,具有方法多样、综合运用;驱遣自如、翻新出奇;熔铸点化、自然天成等特点,从而形成遗山词蕴藉风流之姿。遗山词的融化唐诗,对于金、元词人学唐宗唐起了导向作用。

走出金元明词的“精读困局”

本世纪的前二十年,较之金元明词研究的长足进步,学界对金元明词作品的细读与普及,并未有同步的发展。我们仍习惯用唐宋词的经典文类视角,来评判尚属于非经典文类的金元明词的美感特质,缺少对非经典文类“异量之美”的认同与挖掘。现有的学术评价体制,也缺少对类似学术探索的包容与尊重。其实,任何当下的批评观念,都有前代文学思想层累、演变的印迹,我们只有弄清楚金元明词“精读困局”形成的历史原因,才能更好地解放思想,走出困局,重新认识经典之稳定性与作品之时代性的复杂关系,向文本内部探寻金元明词的美感内涵,从而与金元明词史的研究形成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