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唐代诗词中屏风的性别化研究

屏风是古代常见的家居物品,其各项特征界定了使用者的身份,在传统家庭内部则表现出男女两性之间的等级差异。唐代文学中,屏风意象同样呈现出典型的性别化特征。女性闺房中屏风上的图案多隐喻女子的感情状态,此类屏风还参与了观者对女性的窥视。文人书斋中的屏风则往往会升格为一种特殊的象征性文化符号,呈现出男性特质和精英色彩。比较两者,女性之身份建构是在他人的窥视下、想象中被动完成的,男性文人作为享有政治和文化特权的精英,则积极利用屏风这一媒材来彰显文人群体的精神面貌。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公共意志的话语路径:退老堂唱和诗与宋南渡初期山林传统重塑

吕颐浩寓居台州期间营建退老堂,引起一场盛大的诗歌唱和活动。士人赋诗数量众多,吕颐浩亦多有和作。士人群体一方面从政治功业、隐逸高风等角度颂美吕氏退居行为;一方面在诗中普遍纳入谢安、裴度之典以质疑其退居的时代合理性,并借反论“退老”凸显政治文化重建时期老成之士的核心价值,表达对于南渡语境下贤能退隐的群体焦虑。吕颐浩以“腐儒”作为退居情态下的自我定位,昭示着杜甫的典范意义。通过梦境书写与退隐阐释,吕颐浩从虚实两个时空深度剖析退居闲适掩映下的报国理想与北归之志。忠君体国的责任意识以及重整山河的使命感构成了士人唱和行为的内生能量与逻辑起点。退老堂唱和诗揭示的士人心态复调特征烛照出传统山林之思的时代困境,话语路径的集体特征呈现出家国之忧对于传统归隐叙述逻辑的扰动,由此引发士人群体对山林传统的反思与重塑,以期调和退隐思想与现实需求的矛盾。

从“形似”论探析柳永词中的北宋风景与绘画

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发展至北宋,表现领域不断开阔,词人兼具画家眼光,积极把握各种风景,词也同其他文体一样具备“形似”特征。“形似”论在词与画中的互动阐明了这一文论的发展溯源和词画领域之间的“出位之思”。柳永词中的北宋风景借鉴绘画创作的视觉感知,仿若身临其境,其山水风光之词,镜头感极强,形似逼真;其都市气象之词,画面感扑面而来,巧构形似。在“形似”论的艺术审美风尚观照下,表现在柳永词中的审美追求为“了然境像,故得形似”和“词中有画,画中有韵”。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山谷词》俗语词分析

俗语词是各个时代流行于社会当中的通俗词语,具有时代性、地域性、发展性,能够很好地反映时代风貌和语言特征。研究基于江西诗派开山之祖黄庭坚晚年创作《山谷词》,对其进行穷尽式搜集整理,从音节结构、词类分析、语义分析三个维度对俗语词进行分类总结,同时以历时角度看待《山谷词》中俗语词对《汉语大词典》的补充和完善,领略其背后蕴藏的宋朝点茶品酒、出游簪花的风雅生活。

《相山集》和《相山居士词》版本源流考

南宋诗人王之道著有《相山集》三十卷、《相山居士词》一卷等作品传于世,但其作品版本众多,系统不明,影响了后世对王之道及其著作的研究。本文通过古籍查阅,经过汇校考订,对作品版本系统略作梳理,并对各个版本的概貌、承继关系进行概述,通过序跋间的线索,探究《相山集》和《相山居士词》的版本源流。由考据可知,《相山集》在宋元有三个著录本,明清时未佚失,版本流为三个著录本和一个辑录本。《相山居士词》版本较多,宋元载录有三个版本,后被明清传抄。

辛弃疾词作译者群体行为研究

辛弃疾是南宋著名词人,其词特色鲜明,在宋词中极具代表性。有数十位译者曾将辛弃疾的词译成英文。本文将这些译者作为一个群体,以“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为视域,探讨这一群体的译者行为特征。研究发现,英美译者、华裔译者和本土译者既存在一定的共性,同时在翻译内和翻译外也显示出一些译者行为差异,凸显了各自的文化身份和翻译观念。

唐人送别诗译者群体行为批评分析

唐人送别诗久负盛誉,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本文以李白送别诗《送友人》的三个译本为例,对洛威尔、小畑薰良和裘克安三位国内外译者形成的译者群体进行了译者行为批评分析。从翻译外而言,三位译者的身份分别为美国、日本和中国译者,其翻译诗学观和读者接受度存在差异。从翻译内而言,在叙述主体、意象叠加和时间变化三个方面,三位译者的译法也表现出差异性,而行为的差异性,皆源于译者身份、翻译态度和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差异,并最终表现为译文务实度的差异。文章最后对总的群体译者行为研究和传统译者行为研究思路进行了讨论。

禅诗中的宋代僧人饮茶生活

茶性味清苦而澄明,有助于僧人们参悟禅理。宋代佛教呈现世俗化发展特征,高僧宣扬在生活中禅悟的生活禅,在饮茶中参禅的禅茶修行方式日趋普泛。理学的发展促使了儒释相融,寺院僧人在与士大夫交往中形成境深意远的禅茶旨趣。僧人饮茶与世俗社会饮茶有相似之处,采茶、焙茶和煎茶的原则与追求都能在唐宋茶学著作中找到对应。僧人与士大夫以茶为媒介交相往来,在空幽的环境中品茶论禅。采茶、制茶、馈赠、品饮,其间的茶超越了物质范畴,成为禅的物化。

观物吟诗与内圣外王:论作为宋韵载体的邵雍诗歌

数量庞大的宋代诗歌,承载着宋韵文雅风流的核心文化内涵。今存1400多首邵雍诗作,集中反映了理学家的言理倾向,影响宋代诗坛的发展路径。诗集命名为“击壤”,传达生于太平盛世的幸运以及生活安乐闲适的自得,二者皆为太平社会的成立要素。诗集中塑造的安贫乐道的诗人形象,“乐天”的同时取法白居易诗学,书写自己的日常闲适生活。诗人身心清闲,坦诚面向万物,用诗发现物理人情,既写出天然秀句,也倾向言理说教,呈现“以意行文”的创作追求,这恰是宋诗好说理的整体艺术风貌。邵雍诗由表及里发掘日常生活的理性内涵,蕴含着“内圣外王”的现世追求,带动整个诗坛迈向较高境界。

“兴”的重新发现与南宋中期“杂兴体”的郁起

杂兴体组诗起源于唐朝的杜甫和储光羲,在南宋中兴时期,出现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爆发。这不但与南宋诗学、经学的新空气有关,更直接的原因是对于江西诗坛为代表的诗法系统的抵拒。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人的杂兴体组诗,在整体特色上也表现出与江西诗法相反的倾向。南宋中兴诗坛杂兴体的盛起在宋诗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它是一股返动的、“破执”的力量,它对宋代诗学建立起来的各种法则、界限都从本质上进行了抗议,是宋诗史上的一场规则厘革。

基于理学“发明”的宋元理学诗表达方式及其文本形态

理学之“发明”,因其涵涉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故必然成为宋元时期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基本表达方式。基于理学“发明”的理学诗书写,外显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三种基本表达方式:直接解释、阐释理学话语以作“发明”;藉“物”而以考索、注疏或说明而作“发明”;“格物致知”以作“发明”。基于理学“发明”的上述三种理学诗表达方式,表征为宋元时期理学诗的若干种典型文本形态,因而具有了一定的文化价值。

“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词英译述评

宋词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宋代词人的杰出代表辛弃疾成果丰硕,风格独特,具有重要的对外译介价值。文章综述了中外译者英译辛弃疾词的历史,讨论了不同译者翻译辛词的策略,指出辛词翻译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回顾与前瞻:北宋使辽诗研究的学术史考察

在“澶渊之盟”之后,宋、辽定期遣使交聘成为双方交往的主要活动。北宋使臣在出使辽国的途中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使辽诗”。学界从整体研究、个案研究、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对于北宋使辽诗的特点、价值、意义等做了较深入的探究,成绩不小。未来的使辽诗研究宜采取跨学科的方法,强化文学本位,将其置于宏阔的中华文学史视野之下,考察其对于中华文学多元一体历史格局形成的重要贡献。同时,立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语境,可以将使辽诗作为“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有意味的”观测点。

“经典咏流传”中唐宋词演唱情况研究

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节目一至四期共演唱24首唐宋词,称以“致敬英雄”为主,实则不限于此。节目选择苏轼词4首,其余亦皆经典名作,风格亦刚亦柔,内容既涉爱国情怀、英雄精神,也有爱情相思、人生哲理、山水田园意趣、文士情怀操守等。“经典咏流传”的演唱是对经典的重新阐释,包括乐谱阐释、配词阐释、演唱阐释等。阐释总是见仁见智的,有的精准,有的微妙,有的顾此失彼,有的引申发挥过多甚至走偏。总之,这些演唱既是对经典的阐释,也表现当下人对社会、对文化艺术、对生命的关怀。

文学教育视野下南宋诗文选本的选录标准——南宋诗文选本与教育之关系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南宋社会文学教育发达,诗文选本受教育因素影响较大。选编者在编选选本时会考虑读者需要与教育所需。南宋选本的选录标准呈现鲜明的教育教学特点,这主要体现在:选本编选注重“技”与“道”的统一,选文的篇幅以中短篇为主,选文侧重选取名家名篇,重视选本对写作指导的规范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