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诗歌的拥趸与抗日战争的歌者(1936-1942)——客籍诗人蒲风诗歌创作论(下)

1936-1942年间,火热的爱国热情和强劲的抗日情绪促使蒲风响应"国防诗歌"的号召,相继创作并出版了《钢铁的歌唱》《抗战三部曲》等多部鼓吹抗日斗争的诗集,这些诗集抒写了诗人自我和民众的爱国热情,批判了日帝的凶残无耻,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歌颂了抗日战士英勇斗争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蒲风的诗歌也存在艺术上较为粗糙等不足之处,但其助推中国左翼诗歌大众化发展进程的功绩值得肯定。

从盲视到重视:武汉抗战诗歌(1931-1937)研究

武汉抗战诗歌,是整个十四年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进行的诗歌活动总称。在十四年期间,武汉抗战诗歌表现了非常明显的时段性。学术界在研究武汉抗战诗歌时,基本都是探讨武汉作为军事政治文化中心时期的活动,武汉抗战诗歌第一时段长达七年的诗歌活动总是被自动屏蔽。武汉抗战诗歌(1931-1937)研究在三种力量夹击下由研究的“盲视”而成显学:一是随着国统区文学研究的全面系统展开;二是重写文学史背景下,史料研究的再重视;三是外部的技术条件,随着网络的普及,一批与现代文学史料紧密相关的数据库陆续建设完成。从传播接受视域重新检阅这一时期的诗歌,回到丰富多样的文学历史现场,把武汉抗战诗歌看成一个流动的、动态的、各种文学传播要素交织影响的文学图景和传播图景,形成武汉抗战诗歌研究的广阔空间。

慰劳信运动视域中的《慰劳信集》

在“慰劳信运动”风潮的感召下,卞之琳于1938—1939年陆续创作了20首“慰劳信”体诗歌,合为《慰劳信集》。从原始报刊爬梳慰劳信运动的大致过程和整体景象,可见慰劳信运动对《慰劳信集》的形式和内容产生的深刻影响:运动过程的真实场景、各阶层的意识觉醒被纳入写作题材;在慰劳信运动大众化思潮的影响下,卞之琳在择取口语词、方言词和农业意象入诗的同时,依然坚守抗战前诗歌写作的“纯诗”逻辑和形式自律,为抗战诗提供另类风格;卞之琳延续1930年代“小处敏感”的诗艺,从日常生活点滴窥见西北、华北地区新气象。

论卢前《中兴鼓吹》的词史价值

卢前以"天下兴亡、匹夫责在"的豪情壮志和"诗有史,词亦有史"的文体观,创作出抗战文学史不应忽视的重要词集《中兴鼓吹》。内容上,它刻画抗战时事最为完整深刻,尤其对中华民族抗日英雄事迹的歌颂成为其开拓新词境的重要特质,使词承担起发扬民族精神,激起抗战情绪这一时代使命;艺术风格上,它"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用旧技巧写出新意境",一洗词坛严守四声、靡弱不振的"病态"现状,使词坛掀起慷慨悲壮的稼轩雄风。

论抗战时期南社词人及其词风

由于群体性活动的停止,"后南社时代"的文学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词更是少有关注。实际上,抗战时期的南社词人不仅勇敢地承担起鼓吹抗战、批评时政等时代赋予文学的艰难使命,还创作出诸多感人肺腑、贴近民生的"词史"巨制。战争对南社词体风格造成很大冲击,部分词人在原来宗法清真、梦窗的基础上作出适应抗战需要的内部调整,而更多人开始转向稼轩,汇聚成席卷整个词坛的豪放词风。战时南社词人传承了早期"革命文学"、"民族主义"的基本精神,而斗争目标的转变又使他们即时转换词语,扩大叙述视野,丰富创作风格,迅速找到文学政治性与抒情性兼融的基本定位。

论边地诗人彭桂萼的抗战诗歌

民族解放意识是彭桂萼诗歌的思想特质与审美意识的灵魂;地方特色与边疆民众的觉醒是彭桂萼诗歌的价值取向原则;彭桂萼服务抗战的诗歌大众化探索有力地推进了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

《东华》汉诗在抗日战争研究中的史证作用

《东华》是在日本发行的汉文学杂志,主要登载日本作者的汉文学作品,创刊于1928年,编行机构为"艺文社"。《东华》中的汉诗作品涉及二战时期中日多方面的历史事件,尤其在直接描写中日战事、反映日本的对外政策、反映日本对侵华战争的态度、反映日本对我国台湾地区的殖民统治以及表现战争带给民众的痛苦等方面具有史证作用。《东华》并非纯文学性杂志,它虽然是为了存续发展汉文学而创办的,但受到国家、时代等各种因素之影响,具有较强的政治性、时事性,成为日本舆论宣传的工具,其中的汉诗作品对了解战时日本国民的心态有着重要价值。

抗战文化场域下重庆诗歌翻译活动及其译者惯习考察

布迪厄社会学核心概念“场域”与“惯习”的引入有助于分析翻译场域和译者惯习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抗战时期重庆诗歌翻译场域与译者惯习关系契合或失和的考察,着重指出译诗的选材、诗人国别以及主题的选择和语言形式均受制于抗战文化场域的规则,同时译者惯习能动地建构和形塑翻译场域,投射出译者的主体身份和翻译的社会功能。

《申报》旧体诗与抗战时期社会历史图景

《申报》自创刊之时起便有刊登旧体诗的传统,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申报》刊登的旧体诗始终带有浓重的商业趣味和消闲品格。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申报》旧体诗的内容与风格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面对河山沉沦、百姓罹难的艰难时局,诗人们不再以个人为中心,而是用大量饱含深情的笔墨歌颂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壮烈事迹,直观呈现百姓所经历的家园毁灭,山河破碎的时局,以及战争烽火下人们颠沛流离、艰难谋生的日常生活。这一时期的《申报》所刊登的旧体诗为人们提供了抗战时期全面而丰富的社会历史图景,具有重要的文学与史料价值。

《新华日报》与重庆抗战诗歌翻译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是中共在国统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媒介。迁至重庆后,它的副刊在引导大后方文化建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抗战译诗在主题、国别、诗人的选择以及语言形式方面均受到抗战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制约与规范,并与诗歌创作相互影响,共同构建了重庆抗战时期诗坛的繁荣景观。

重庆版《大公报》副刊的抗战译诗特征分析

抗战时期,重庆版《大公报》文学副刊《战线》和《文艺》刊登了大量以抗战为题材的诗歌译作。文章详细考察了两个文学副刊抗战译诗主题的趋时性以及语言和形式的大众化,并揭示了抗战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语境对翻译的规导和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旧体诗词之“气”

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旧体诗词具有十分明显的"气盛言宜"的特点。细究此期作品,大致可以把"气"分为三类,即不平则鸣、怒发冲冠的豪壮之气;感荡心灵、情景互动的愁怨之气;陈诗展义,低回隐忍的幽咽之气。

以诗咏史:滇缅抗战诗词考论

抗战时期,许多诗人、爱国将领及地方志士饱含炽热的爱国情感,对1942年至1945年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北部和云南省西部协同美英盟军对日进攻作战的壮烈事迹,以及滇西日军敌占区的社会状况,以诗咏史,作了全景式的记录咏唱。举凡重要战役、著名事件、时人要闻,无不包罗,成为研究滇缅抗战史的重要诗词文献。

黄咏雩爱国词浅析

黄咏雩抗战时期词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与较高的艺术性。其词以日本占领香港为界,可分两期:前期主要抒发对日寇肆虐的愤慨,以及自己的怀才不遇;后期侧重表现战争的残酷和广东人民的真实心态。词风悲凉,其原因除时代特征外,还与作者意象选用、声响与色彩的渲染以及典故的使用有关。

易君左“新民族诗”的实践与理论

易君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诗人和诗论家,然而至今对其诗歌创作成就和理论贡献还缺少关注。作为名父之子,他却勇于接受新思想,努力摆脱父辈的影响。虽难免轻狂浮薄,但经过抗日战争的洗礼,成长为一位卓有成就的爱国诗人。他用长篇歌行的形式,为抗战呐喊呼号,及时地纪录抗战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弘扬坚强不屈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易君左将抗战中的诗歌创作经验提升到理论层面,提出建立"中华民国诗"、建设"新民族诗"的口号,破除新旧体诗的界线,兼顾历史性和时代性。这反映了抗战时期的文学需求和诗歌自身的革新诉求。

西南大后方新诗的文艺大众化实践

文艺大众化是中华民族抗日斗争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也是文艺工作者为争取民族抗战胜利参与对敌斗争的一种途径,特别是因抗战文艺发展的需要和文学生态的变化,新诗延续了"诗体解放"的传统,在高兰、田间、沙鸥等诗人的倡导和实践下,自由体诗在朗诵诗、街头诗、叙事诗、方言诗等诗体上获得了新发展,取得许多新的成绩。这种诗歌体式的变化,也是抗日斗争的历史现实下诗人们对社会生态所作出的创作调适的结果,是获取自我生存空间的必然要求,更是新诗大众化实践的必然结果,它改变了新诗诞生以来发展的走向,也为新诗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红土上的精魂——抗战时期的东南诗坛

抗战时期,以浙、闽、赣为中心的东南地区,聚集着一批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新老诗人和在战火中诞生的本土青年诗人,他们建立诗歌团体,创作诗歌作品,掀起了声势颇大的战时东南诗歌运动。文章对活跃于这一时空的诗人和他们的诗歌活动作一较为具体的描述。

胡云翼词学思想的形成条件——胡云翼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学术道路

胡云翼的词学思想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进化论的词史观,白话文学的价值标准,豪放词的审美认同。他的词学思想在20世纪词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这些思想的形成,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道路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在新文学作家的影响之下走上文学和学术之路的,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位有成就的新文学作家;他是词学界投笔从戎的第一人,在敌后抗日斗争中有过许多出色的表现。

中国抗战诗歌研究综述

中国抗战诗歌从一出现便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十余年来,抗战诗歌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从"九一八"事变至新中国成立为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大多是创作者;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为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初步形成了对个体诗人和诗歌集团的文学活动、不同地区诗歌艺术特色以及诗歌文本进行分析的研究框架;20世纪90年代为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学者们在抗战诗歌的审美体验、精神情怀、演变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拓展与反思;从21世纪初至今为第四个时期,这一时期在强化大后方研究的同时运用了新兴的理论视野。

全面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新诗的传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虽然处在战火前沿的原有文化重镇陆续沦陷,使得原有的现代新诗传播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但依赖于经济、文化、教育及人口聚集而发展起来西南大后方,为新诗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土壤。其中,全面抗战的八年,重庆、桂林、成都、昆明等地的出版发行机构占全国80%以上,迁入和陆续新增发行报刊总数约达到2000余种,这为新诗的传播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在战时特殊生态和特殊条件制约下出于抗战救亡文艺动员工作的需要,也迫使诗人们因地制宜、克服资源限制,拓展形成了诗朗诵、街头贴诗等新诗传播途径,促进了新诗传播和大众化运动的深入。当然,在战争的持续中,国民党为维护自身独裁统治而加剧实施的文化专制政策,以及随资源紧缺、社会负担的加重而加剧了的经济衰退,也成为了制约诗歌传播的负面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