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词的空间呈现与词之“本色”的形成

花间词的文本空间,大多呈现为女性化的闺阁庭院,以“狭小精致”为主要审美特征。这种“狭小精致”空间感的形成,受到情感表现、书写方式及题材内容等多个因素的影响:首先,相思离别主题下,悲戚、哀伤的人物情绪对整体的文本空间格局起到柔化作用;其次,聚焦于细节的描写方式,将空间的表现力束缚至极小的体量之内;再次,男性作家通过虚构所书写的女性相思离别故事,亦不需要宏大场面去表现,从而将想象空间限制在细小场景之中。花间词“狭小精致”的空间呈现,奠定了词之“本色”的艺术框架,在作为一种美学风格的同时,更具有一种词体之体性价值。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与词学阐释

明代中后期有一股改编重刊《草堂诗余》的浓厚风气,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它从歌词作品集向文学作品集的转变,还藉此形塑了一个分类、储存、加工古今词作的知识空间。围绕《草堂诗余》的改编重刊,明代中后期形成了采用不同策略(或分类,或分调)的词学阐释群体,他们通过选词、考调、校勘、笺注、评点等方式,构筑了一个个不同的集词选、词谱、词评于一体的唐宋词阐释系统,对文本施加或预设其特有的阐释意图,或溯源诗乐传统以尊体,或揭示言情特质以别体。《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不但为唐宋词在明代的传播作了突出贡献,而且也为词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打下了一定基础。

《全明词》新补5家42首

2019年出版的《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成书240册,收录国家图书馆所藏明代诗文集稀见珍本353种。其中不少稀见明集中有词作不见于《全明词》及《全明词补编》。现将此丛书所收别集中所辑得的明代5位词人的42首词作整理公布。

明清贺兰山主题诗词的书写维度及价值探论

明清时期是贺兰山主题诗词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政治环境、文教事业等地缘因素的共同构建下,诗词作品中的贺兰山突破以往单一的政治地缘形象而呈现出丰富多元的书写维度。一是地理空间维度,以山峦景致咏江山之胜,以贺兰晴雪为代表的景致呈现出书写群体对边地宁夏从疏离到欣赏的情感转向。二是文化空间维度,以塔林佛寺文庙反映儒释道三教相交融的文化氛围。三是心理空间维度,以历史遗迹抒怀古思今之情。明清贺兰山主题诗词的重要研究价值在于贺兰山文学景观的审美形象和文化内涵的变迁过程就是其逐渐与中原文化不断建立联结关系的过程,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轨迹。

清词中的佛禅思想研究

清代的文学艺术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在清代词作中,不仅能够感受到浓厚的文人气息,还能窥见其中融入的佛禅思想,这是清代词作独特之处。佛禅思想作为一种哲学体系,渗透在清代文学中,使词作更加丰富、深邃。文章深入探讨清代词作中的佛禅思想,以期揭示其中的精神内涵和文学价值。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3首

文章从总集、别集、诗话、地方志、剧本、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3首,涉及黄承增、孙尔准、周介福、陈怀彦、段驯、鲍樾、来其鉴、孙赓南等27位词人。凡《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易代之际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评张兵等著《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

探究明清之际的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张兵教授等撰著的《明清之际: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一书高度关注易代之际的文人心态与文学生态,有力推动了学界对易代之际诗歌研究乃至明清文学研究的进展。该书在时段定位、选题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特征明显,值得关注。该书在邓之诚、严迪昌等前辈学者的启示下,吸取和借鉴学界相关研究成果,聚焦明清之际这一特殊历史时段的诗人心态与诗歌走向,既能与学界研究该问题的热度相吻合,又具有鲜明的前沿意识,且能因时间定位的准确具体而使研究内容细致深入。书中聚焦具体的历史事实和诗歌文本,深入细致地探究了诗人心态的变化如何严重影响了诗歌创作和诗风走向。本书采用文艺生态学等研究方法,将明清之际的诗坛看作一个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生态系统,关注历史事件、文学社团、诗人群体、诗歌创作、诗学批评等要素,在具体研究中又能将宏观和微观、群体和个案结合起来,进而凸显鲜明的问题意识。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7首

今从总集、别集、诗话、曲本、地方志、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7首,既有《嘉道卷》已收作者的佚作,也有《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及词作,涉及归懋仪、改琦、黄安涛、马锦、周叙、黄本敏、黄浚、麟桂、吴镐等29位作者。凡新增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晚清四大家”的名目生成与词学演进

作为晚近词坛的经典性名目,“晚清四大家”经由“二家”“三家”至“四家”层累而成,是传统词学内部调整而生成的产物,并与常州词派“形塑”而成的“四家”意识及四人的经典化历程相关。况周颐前期的“缺席”与后期的“登台”,与其创作旨趣与学术重心的转移有着紧密联系,并得益于词坛领袖朱祖谋的揄扬。在词论家不同的阐释路径下,该名目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内涵,但以派别论四家、将郑文焯置于“重拙大”理论序列,以及放大“重拙大”在况周颐乃至王鹏运词学观念中的位置,无疑会强化“共性”掩盖“个性”,甚至遮蔽词史真实。

明代闽地宗唐诗学传统的建构及其影响

明代闽地宗唐的诗学传统是在宋、金、元宗唐思潮的浸染、明初“鸣盛”风尚的传播和闽地诗歌自身发展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在经历了兼法汉魏、宗法盛唐、专取老杜之后,闽地诗人最终又回归对唐代诗歌的整体追崇,同时强调重视他朝之作和诗本性情的理论主张,并在诗集编纂、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加以体现。这一诗学传统促进了明代闽地唐诗选本的编纂,对唐代诗歌作品的保存和闽地诗歌流派的建立及诗学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意觉”通感:“自我”的隐显与唐宋词的演进

“六根互用”理论体现出通感从“五官”到“六根”的转化。“意觉”,是指人或动物受到外界刺激而在情感、心理、精神上产生的感觉,对生理、心理、文学创作意义重大。于词而言,温庭筠词中的意觉通感呈现出女性化、代言体的抒情特色,其自我意识处于隐没状态;李煜词中意觉运用得以丰富,其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推动词体转型,但这种“萌发”大致属于无意识地运用与表露;苏轼词中意觉运用具有抒情自我化、书写哲理思辨等特质,其意觉运用中表现出强烈的自我认知和表达欲望,同时也为词体的功能、格调、地位都带来极大的拓展和提升。温、李、苏三位词人的创作反映出唐宋词从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发展历程,而“自我”意觉的觉醒是其间重要关节点。

明代词选对周邦彦词的高度接受及其原因

在词乐亡佚的背景下,以声律谐婉著称的周邦彦词被选家取为填词范式,在重要谱体词选中选录数量多高居第一。明中期推崇“婉约为正”的词学观念,周邦彦因其词“柔情曼声,摹写殆尽”,选家视其词为“正宗”,选录数量仍位居前列,《花草粹编》选录更多达104首。杨慎等人有意改变明中期以来较单一的选词标准,兼选婉约与豪放,图以豪放之气驱靡柔之风,周邦彦词选录数量出现起伏,但整体接受“热度”仍较高。周邦彦词在明代的接受与其艺术特质、明代选家的审美标准及正变思潮等密切相关。

从李梦阳用韵看明代庆阳方音韵母特点

以李梦阳用韵中的特殊混押现象,结合清代陇东方音著作并对照今中原官话秦陇片方言对其加以分析,可考证出明代庆阳方音的韵母特点:-m尾、入声韵消失,鼻音韵尾-n与-混并,通摄字主元音舌位前移,江摄及宕摄舒声细音读如通摄,梗摄舒声细音读同宕摄,果摄洪音字读如假摄,止摄合口读如遇摄,遇摄端系、庄组字读如流摄,流摄细音读如效摄,效摄一等唇音字读如遇摄。

中晚明儒将诗中的边塞书写及其新变

明朝自嘉靖后大小战事频繁,边疆危机愈演愈烈,众多文武兼备的儒将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在奔赴国难的同时用诗笔紧扣时代脉搏,真切地书写了边疆见闻与生命体验,承载着丰富的战争记忆。“兵儒合一”的双重身份使这些诗歌在艺术上别具一格,慷慨豪雄、沉郁悲慨之余,又能敛之于浑厚和平,形成了引人注目的诗美范式。中晚明“儒将”边塞诗在继承唐宋“文人”的基础上,于内容、视角、情怀等方面皆呈现出明显的新变色彩。对此进行探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中晚明儒将群体的高尚天下情怀与疆域认同意识,也可丰富对明代文学与中国古代边塞诗史的认知。

谫论明清小说家词作的通俗化特质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词,可以发现这一群体之词的通俗化特质有题材世俗和语言俚俗两种特殊表现。前者受小说创作原则、时代文化背景、小说故事内容等方面的影响,后者受“游戏体”的创作意图、随意的创作态度、习惯性的小说用语以及明清词谱的广泛使用等方面的影响。以上内容体现了明清词坛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及文人之间世俗交往的文化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助于把握明清词坛整体样貌。

学海堂与晚清岭南词坛考论

学海堂词人群体指的是学海堂师生或因地缘、血缘、学缘而参与学海堂词学活动的词人集团。由于其成员之间在地缘、血缘、学缘上的密切联系以及学海堂崇尚“实学”的词学价值观,注重朴学课业的词学养成和稼轩词风的受容与宗奉先贤的审美导向,使学海堂词人群体的词作和词学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创作上继承岭南先贤崔与之、李昴英等词家创辟的“雄健”岭南词风,拓展词体纪史言志的功能,也因为受浙派和常派词风的影响,呈现“清雅”和“雄健”并存的特色;理论上“推尊词体、重视词律”,在词作和词学上具有浓郁的词史意识和学人本色。学海堂词人群体人数众多,在晚清传承流衍不断,成就卓著,在晚清词史上起到引领粤词及岭南词学的兴盛与转向的作用,其对晚清词坛及整个近代词坛的功绩不可磨灭。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