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文学核心术语的英译研究——以英译“唐诗、宋词、元曲”为例

为了扩大中国典籍文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以唐诗、宋词、元曲的英译为例,分析中国典籍文学中的核心术语英译方法。首先介绍中国典籍文学,了解英译中核心术语的必要性。介绍唐诗、宋词、元曲在英译中应注意的要点,并提出最佳英译的建议。其次分别从英译主体之间开展合作交流、了解英译受众需求两方面,提出中国典籍文学核心术语英译的策略。通过对唐诗、宋词、元曲的分析,明确中国典籍文学具有的价值,以期能够为今后文学作品翻译工作提供参考。

楚辞《九歌》的诗体特征与屈原的独特贡献

楚辞《九歌》的产生,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诗体发展的一大飞跃。它以其独特的句式组合与章法结构,形成一种有别于《诗经》四言诗完全不同的诗体,展现了独特的节奏韵律之美。楚辞《九歌》是楚国王室的祭祀乐歌,诗人屈原以其独特的身份参与了《九歌》的创作,并以其非凡的智慧和高超的艺术修养,将其提升到一个极高的艺术境界,成为中国诗歌史上辉煌的艺术典范。

2021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屈原及楚辞的学术研究历史悠久,2021年继续呈现出持久生命力,各类专著、学术论文等成果迭出,涉及屈原精神与文化影响研究、楚辞文本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楚辞海外传播与翻译接受研究等诸多领域。

“儒士”身份与正声“律曲”——元代“以曲取士”争论再认识

元代是否存在“以曲取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仍有可诠释的空间。文章试从“戊戌选试”““曲”“词”称谓”和“以儒任吏”三个方面展开阐述,提出以曲取“士”是为了确定儒人的户籍身份,并非科举意义上的步入“仕途”。在元代以“律赋”为重的风气下,遵守格律的文人“曲”被认为是与词一体的“乐府”,以词赋取士,即包括以“律曲”取士。“以曲取士”概念的再界定,或许可以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王阳明辞赋作品对屈赋的借鉴

王阳明有十四首(其中一首仅存题)辞赋作品流传于世,其赋作深得屈原赋作精髓,主要表现在:在形式上,阳明赋作在语料使用、句式选择、意境营造、典故创设等方面对屈赋进行大量借鉴与模拟;在内容上,阳明赋作在表达其德性高洁、忧国忧民以及思慕圣贤之治等方面与屈赋精神一脉相承,可谓是屈原之异代知音。

处境、心态与话语特色——再论《离骚》的创作时间

在《离骚》中屈原几次提到为了坚持理想和高尚的人格,宁愿投水自杀。有两次明确指明要效法彭咸投水自杀,其中“愿依彭咸之遗则”是否为此意尚有争议,而“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却是明确无疑的。还有一次虽未提到彭咸,但表明“宁溘死以流亡”之志,也是明确表示要投水自杀。另外,还有“伏清白以死直”亦可理解为“投水自杀”。在思想观念、人生价值认知、情感表达和对死的态度及方式上,《离骚》与绝大多数屈原自杀前一年内所作诗歌具有一致性,而明确提到“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的《抽思》以及比《抽思》创作时间更晚的《哀郢》《涉江》却无一字提到“彭咸”,无一字涉及“死”,据此可判定《离骚》非屈原流放汉北之作,其创作时间当在屈原晚年。

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元好问《中州集》和楚辞

元好问编写的《中州集》是第一部金朝的诗词选集,共辑录了251位作家的2062首作品,意义重大。收录了宋代使者5人的84首诗词作品,还收了由辽入金的作家,和由金入元的作家作品。我们习惯上称为金代诗歌总集,不够确切。元好问在编写选集的时候,出于安全等方面考虑,尽量不收关于《楚辞》的作品。但对屈原的评价、对《离骚》的评价、《楚辞》的意象分析,以及金代人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中州集》给出了答案。

太史公的楚辞学:《史记》屈原、贾生合传之因考辨——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一

前人关于《史记》中屈原、贾谊合传原因的讨论,多停留在现象总结的层面。从发生学角度,联系《史记》的全书体例和《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二人挫折人生的描述,可知该传创作的一个根本之因是寄托司马迁“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的“明世观”。同时,司马迁在该传中还欲呈示其所创设的“楚辞学”。为了展示此学派的完整和规模可观,于是只得选贾谊来与屈原“合传”,甚至不惜破坏全书中的时间体例以及贾谊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另外,立足司马迁的楚辞学,考察处于其前后的刘安、刘向编《楚辞》的相关议题,可发现刘安作了《楚辞释文》式的编纂,逻辑未密,而刘向作了《楚辞补注》式的编纂则颇为成理。

浅议永明声律论对唐诗宋词元曲的影响

“平仄和押韵”作为唐诗、宋词、元曲共同的声律符号意象,离不开以“四声和八病”为主要内容的永明声律论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唐诗表现为“平仄黏对、押平声韵”;在宋词表现为“合律的平仄长短句、押平声韵、仄声韵、平仄换韵”;在元曲则表现为“入派三声、平仄通押、一韵到底”。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中,“声律”犹如一条不可或缺的主线,将三种不同的文学样式珠联玉贯起来,成就了诗、词、曲的不同凡响。

古籍目录中的楚辞类文献序刍议

研究序跋文献中的文学观念是学界关注的话题,屈原及楚辞在历史上具有文化符号的意义。我国十分重视文献典籍与人文教化,从“屈原赋之属”到集部楚辞的分类,不同时期楚辞类序言的撰写,一方面显示出屈原及楚辞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考镜源流,对于总结楚辞研究的学术问题与方法论意义,不失为一条良好路径。

楚辞的疗愈功能:文本解读、历史归因与逻辑机制

楚辞文辞协调、音韵优美,且“文”与“韵”之间协同度高,能够给人们带来极具沉浸感的艺术体验与情感抚慰。楚辞之所以具有这种疗愈功能,不仅与屈原的自我疗愈、两汉文学疗愈的发展有关,也与楚民长期的祭祀疗愈不无关系。历经两千多年的历史沉淀,楚辞文化通过心理暗示、社会认同、宣泄补偿、回归升华等有机统一的疗愈机制,一直为文学阅读疗愈实践提供着充沛的能量。

《招魂》作者辨

《史记·屈原列传》结尾的太史公赞语已指出《招魂》的作者就是屈原。这是屈原作《招魂》的“铁证”。王逸《招魂章句》序内容与史料和《招魂》内容不吻合,因此“《招魂》为宋玉作”一说不可信据。后代一些学者对王逸说的修正是徒劳的。第一人称用“朕”并非宋玉的语言习惯,而是屈原的语言习惯。这进一步证明《招魂》的作者是屈原而非宋玉。

论屈原作品的异称及其成因

汉代以后,世人对屈原作品有屈辞、屈赋、屈骚等异称,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世人对于屈原作品的接受有关。这种接受又以屈原作品被编成集为界,分为结集之前的具体篇章接受,和结集之后对于屈原作品集的接受两个阶段。后世混淆了前人对屈原作品这两种不同接受状态下的文体认识。另一方面,后人对屈原作品的接受,受自身所处时代文体观念的影响,依当时的文体观念来认知屈原作品,而没有回归到屈原作品所处时代的文体语境中去。

楚辞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

早在唐宋时期,楚辞文学便开始在东南亚等国家传播,对朝韩文学和日本文学都有影响。19世纪以来,楚辞文学开始受到英语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意识形态、学术环境及个人的学术背景等是影响楚辞在英语世界传播和接受的重要因素,也是文化过滤和文学误读产生的重要原因。

屈辞“羲和”文化再解读

屈辞《离骚》与《天问》中多次出现"羲和",但"羲和"到底指什么,历来岐说不断。《山海经》记载为帝俊妻并日母,《尚书》记载为尧臣天文历官。而在屈辞中,日神为东君,羲和显然为日御,这与《淮南子》记载同。另外,尚有楚辞注家释《离骚》、《天问》"羲和"为太阳或太阳神。通过文献梳理,羲和最初释义当为女性日神,后演变为日神帝俊之妻、后又为日御。此外,羲和与古希腊太阳神赫利俄斯亦似有密切关联。

《辞源》第三版修订中语料查核选改的类型及标准——以辰集“曰部”修订实践为例

语料的查核是《辞源》第三版修订的重头工作,文章主要以辰集"曰部"的修订实践为例,针对查核中的书证索源、优选、纠误、增删、修改释义等五个方面展开讨论,探讨这些问题的类型及修订标准,以期对大型辞书的修订工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新版《辞源》中部分词语释义、引证考

释义,是辞书释文的主体部分,释义的质量决定辞书的优劣。引证同样是辞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佐证释义,补充释文的不足,证明释义是信而有据的。新版《辞源》的部分词条在释义及引证上似有不足之处。文章试予指出并以诸多实例分别予以证明。

论钱澄之《屈诂》中的儒道互补思想

钱澄之的《屈诂》中有着儒道互补的复杂思想。一方面,《屈诂》中充溢着浓厚的致君尧舜、中兴南明的儒家精神。这种儒家精神首先表现在对屈原“美政理想”的推崇,钱澄之以此寓托曾经中兴南明政治理想的自我期待;儒家精神同时也表现在对屈原“家国情怀”的宣扬,其中包含着其浓厚强烈的“疆土意识”、拳拳殷切的“治国意识”和低徊流转的“忧国意识”。另一方面,《屈诂》中的道家思想,则表现在其中“以藏为用”的思想和因循“时”势的观念。钱澄之《屈诂》中这种儒道互补的思想是晚年时期的钱澄之,其儒道思想互相排斥、又互相调补的复杂文人心理结构在文学创作中的外在表现;是其作为清初重要遗民之难以言说而又处于不断变动过程中的遗老情志与心态的婉曲抒发与表达。

金元词演进轨迹新论

历来关于金元词分期的若干看法,存在着共同的视界缺憾。考察金元词的演进必须注意到金元词与南宋词的共时性与互动性、王朝更叠带来的词坛新变、词人群体对词坛走向的影响以及词学观念衍变所起的作用。打玻朝代分野,将金元词与南宋词置于同一层面进行观照,可将三朝词视为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由此可将整个金、南宋和元代词史划分为借才异代、气象鼎盛、遗民悲歌、延续传承和曲终奏雅五个阶段,勾勒这240年间词坛由蓄势、爆发,到略作消歇而又复振的演进轨迹和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