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是“文”吗?——兼论“辞”的文体特点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高中《语文》课本定为“文”,而当代研究著作及诗文选本中,或被归为“诗”,或被归为“文”,使得《归去来兮辞》文体归属成了疑难问题。经考察,《归去来兮辞》在宋前被归于“辞”或“诗”无异议,宋代开始有人将其视作“文”。“辞”作为文体概念时有两重含义,其一指“楚辞体”的诗,与“骚”实为一体异名,这一文体常与“赋”发生混淆。较之于“赋”,在文体形式上“辞”在句中或句末多带有“兮”字或其他语气助词;在文体属性上“辞”更多的是直接自我抒情,与“赋”以铺陈体物为主有别;文体写作上“辞”的感情流动是作品内部生发的,即所谓“潜气内转”,“赋”则多靠使用关联词连接意脉。其二指歌词,这一文体概念后来被“词”包含。《归去来兮辞》完全符合“辞”的文体特点,本质属性是诗,在当下文体分类中应该归于诗而非文。

对称与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

对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现代政治抒情诗在诗体探索与建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理论角度而言,注重宣传鼓动性、坚持大众化以及倾向于朗诵的传播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与对称间的亲密关联。而在具体的诗体实践中,“辞赋式对称”和“楼梯式对称”的创造性使用,则为现代政治抒情诗或创制或改造出了“新辞赋体”和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楼梯体”。从对称视角重新检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修正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刻板印象,重估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成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新诗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启示。

“儒士”身份与正声“律曲”——元代“以曲取士”争论再认识

元代是否存在“以曲取士”,学界至今尚无定论,但仍有可诠释的空间。文章试从“戊戌选试”““曲”“词”称谓”和“以儒任吏”三个方面展开阐述,提出以曲取“士”是为了确定儒人的户籍身份,并非科举意义上的步入“仕途”。在元代以“律赋”为重的风气下,遵守格律的文人“曲”被认为是与词一体的“乐府”,以词赋取士,即包括以“律曲”取士。“以曲取士”概念的再界定,或许可以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视角。

清代砚田赋的耕读文化意蕴

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中,先秦以后半耕半读逐渐成为社会生活常态,并发展出影响至今的耕读文化。随着耕读文化的成熟与发展,在元末明初真正形成了由读书之“砚”与耕种之“田”结合而成的“砚田”意象。清代出现的砚田赋展现了丰富的耕读文化意蕴,其运用“以田喻砚”的书写策略,在砚田与农田、读书与耕种的两相对比下,推崇士人勤学入仕。同时,清代砚田赋还强调士人在耕读生活中应当注重修身养性,固穷守节,传承家族文化,推动家族兴盛。清代砚田赋可视为耕读文化在文学领域的一个缩影,折射出耕读文化的深刻内涵。

王阳明辞赋作品对屈赋的借鉴

王阳明有十四首(其中一首仅存题)辞赋作品流传于世,其赋作深得屈原赋作精髓,主要表现在:在形式上,阳明赋作在语料使用、句式选择、意境营造、典故创设等方面对屈赋进行大量借鉴与模拟;在内容上,阳明赋作在表达其德性高洁、忧国忧民以及思慕圣贤之治等方面与屈赋精神一脉相承,可谓是屈原之异代知音。

诠辞衡赋,首发其声:司马迁赋论探赜

司马迁可视为汉代首位赋论家,其赋论散见于《史记·太史公自序》《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之中。司马迁赋论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以“辞”泛指楚辞,以“辞赋”泛指汉初赋作,以“赋”特指楚辞或汉赋之单篇作品,体现了乱中寓整的辞赋观;其二,受“《诗》之风谏”的影响,提出了赋以讽谏的赋用论;其三,兼顾赋之思想性、艺术性,倡导文质并重的赋艺论。

楚辞之天象书写

楚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天学传统,因而楚辞中有大量的天象书写。在巫文化和理性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屈原对天象的态度具有矛盾性,既在创作中大量运用神话化的天象,又在《天问》中质疑天文神话。楚辞之天象书写具有抒情性、象喻性,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上影响了汉赋之天象书写。

论西晋辞赋中的洛阳书写

西晋辞赋共230多篇,其中与洛阳相关的约104篇。西晋辞赋寄寓洛阳邙山之“悲”,又为黄河、洛水加之以“德”,滋生出一个属于西晋洛阳的“山悲水德”。对洛阳建筑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太极殿”“金墉城”“二馆”“华林园”“神泉”等,无不雄伟壮观、富丽堂皇。植物赋、动物赋、器物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洛阳物阜民安。对祭祀、宴会和籍田礼的辞赋描写不仅突出了当时洛阳复兴周礼的风气,而且也意在表明西晋统治地位的正当性。西晋辞赋记叙了洛阳帝都的自然灾难和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名士清流之作。

福州瓠社词人“赋比兴”抒情方式探析

瓠社是晚清光绪年间6位福州词人组织的词社,共计有330首词作传世。这6位词人的词作使用灵活多样的抒情方式,既有“赋”的直接抒情,也有“比兴”的曲折表达。在以比兴寄托手法书写的作品中,多数是“有寄托”之词,能够以雅化、诗化的面貌来传达文本的双重内涵;亦有少数达到了“无寄托”的境界,通过营造文本意义的多义性、开放性,带来“见仁见智”的阐释空间和“可解不可解”的美感体验。瓠社词人凭借蕴蓄在文本中的真挚情感和对抒情方式的精巧运用,足可成为晚清闽词史上不应遗漏的一环。

论赋与书的同体批评

辞赋与书法的关联,突出体现于书体语象(书法赋)与赋体书像(赋书法),而从艺术批评史的角度看,二者又有着异类而同体的功用。概括地说,赋用与书用,构成征实原则;赋法与书法,成就技术特征;赋象与书像,呈示形似艺术;赋势与书势,表现气运风骨。这种基于体性的批评,将辞赋与书法这两种不同体类的艺术联结起来,具有我国古代文艺史写作的典范意义。

金代状元张继祖、程嘉善夺魁年份考辩

一向被称为“金代某科状元”的张继祖可初步确定为天德四年(1152)状元;贞祐三年(1215)辞赋状元是程嘉善,而不是李献能,李献能殿试名次并不突出,很多著述都张冠李戴了。

“一士其重九鼎轻”——汉宣帝时期王褒的赋体创新与文学贡献

刘勰《文心雕龙》对王褒在西汉辞赋发展中的作用非常重视。结合王褒辞赋作品分析,其在辞赋的雅俗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与撰写,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宣帝时期辞赋的再次繁荣。宣帝对武帝时期各方面的刻意效仿与追捧,为汉赋在宣帝时期的再次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王褒在宣帝时期汉赋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古代辞赋反映的物理认识

辞赋是古代文人写物言志、抒发情感的一种文学体裁,其中有些内容反映了古人对物理现象的认识,可以弥补其他文献史料之不足。文章讨论了古代辞赋中关于时间、空间、力学器械、声学、热学、光学等物理现象认识的内容,分析了其物理意义及历史价值,由此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古人的物理认识水平。

宋太宗赋的用韵状况与类型归属

在宋代,赋体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古赋,二是律赋。宋太宗现存赋4篇,即《御制佛赋》二篇、《逍遥赋》和《周穆王宴瑶池赋》。通过对宋太宗赋的用韵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其均由八韵构成,而且是按“平仄平仄平仄平仄”模式依次用韵的。因此,从体式类型上来说,宋太宗的赋属于律赋。由于宋太宗不必参加科举考试,其写作的律赋没有严格遵守声律规范,存在较多的落韵问题。身为帝王的宋太宗在作赋时都倾向于采用律体,可见律赋在宋代的盛行程度。

骆鸿凯赋学刍论——以新发现的两部“辞赋史”为中心

骆鸿凯是现代著名的语言学家,其以“小学”为文学,楚辞学、“文选学”研究在现代学术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今从新发现的大学辞赋讲义《辞赋源流》和《辞赋史》,探考其成书过程、内容及刊刻时间,并借此来观照骆氏对赋的起源、发展及其句法、音义的系统认识,在当时古体文学批评的大背景下辨析其对辞赋批评的继承和发展,略窥骆鸿凯学术研究的另一侧面。

汉唐天文学说的演进与辞赋书写

汉代到唐代是中国辞赋文学发展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段,而这个时间段也是中国传统天文学说成型的时间,即由五宫体系逐渐演变成三垣二十八宿体系。辞赋文学从诞生的初期就与天文密切相关,这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既反映出古人独有的知识结构,同时也体现了古人对于天人关系的重视。然而,天文学说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天文学说的演进,辞赋中的天文书写也会出现变动。因此,辞赋的天文书写会涉及到不同的学说以及概念,文本背后的知识面貌也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掌握相关的天文学说以及知识是理解辞赋的先决条件,而文本背后的纵深仍需要文学研究者不断努力探索和研究。如此,回归历史语境,才能把握和体会古人的文化、思想以及观念。

《词觏》《词觏续编》版本及文献价值考察

《词觏》《词觏续编》为傅燮詷先后编纂的两部清初当代词选,现存词人共575人,词作共2820首。学界对此二书的关注较少,对于它们的成书过程、版本留存情况以及文献价值有待系统论证。《词觏》在流传的过程中共产生9种版本,有二十二卷本、八卷本、六卷本之别,但均以王氏抄本为祖本。现存唯有从金天福抄本演变而来的六卷本系统,经由傅德炤、郑振铎、天尺楼等收藏与传抄而成为各具特点的不同版本,保留了较为全面的流传信息。同时,《词觏》《词觏续编》对于清代词史的构建具有重要的补辑与校勘价值。

论屈原作品的异称及其成因

汉代以后,世人对屈原作品有屈辞、屈赋、屈骚等异称,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与世人对于屈原作品的接受有关。这种接受又以屈原作品被编成集为界,分为结集之前的具体篇章接受,和结集之后对于屈原作品集的接受两个阶段。后世混淆了前人对屈原作品这两种不同接受状态下的文体认识。另一方面,后人对屈原作品的接受,受自身所处时代文体观念的影响,依当时的文体观念来认知屈原作品,而没有回归到屈原作品所处时代的文体语境中去。

论谭献《复堂词》的审美内涵

晚清词学家谭献的《复堂词》审美内涵丰富。复堂词具有寄托遥深的风格,创作上使用透过一层的手法,使词作具有厚重之感;同时其词作兼具清空之词境,将常州词派的寄托用意与浙西词派的取境清空融为一体。复堂的小令、慢词各具特色。前期词小令创作较多,深具唐五代小令风貌。后期慢词的创作比例明显增加。复堂在慢词更大的容量体制中铺叙展衍抒发家国身世之感,艺术风貌独具特色。复堂的和韵词展现了其丰赡的艺术才情。

直而密——论柳永词赋笔的独特性

“柳氏家法”即赋笔为词已成为学界公认的柳永慢词创作手法,现今对此问题的研究焦点集中于柳词的平铺直叙、白描或结构层次的变化,并普遍以浅直、直露概括之。但立足柳词文本可发现其赋笔绝非“直”可概括,而是将“直”和“密”两种看似相反的手法进行了充分糅合,呈现出“直而密”的独特性,体现为章法结构繁密多变却又直顺明晰,情感表达虽多直抒胸臆却又细密动人,由此达到了新的审美层次,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果,深刻影响了后世慢词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