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空间视域与“吴蔡体”的形成

吴激、蔡松年由宋仕金的人生际遇及其随之而来的上京、燕山文学地理空间转换,是“吴蔡体”形成的关键进路,吴激肇其始,蔡松年定其型。具体而言,身处上京、燕山文学地理空间的吴激承袭苏轼以词书写士人情志的词学理念,融前人诗句入词,以词来抒发孤臣孽子的故国之思,引起了其他由宋入金词人的广泛共鸣,“吴蔡体”得以创建。稍后的蔡松年,尽管同样流落天涯异域,然其道德背负较轻,遂于清壮洒落之中寄寓乡关之思,将吴激词的故国之念创造性地转化为归乡和隐逸,建构了异域文学地理空间内入金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回应了金代词坛新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艺术境界的追求与理想,使得“吴蔡体”具有开辟一代词风的情感内容、艺术模式、审美趣味和生命意义,金词的艺术格局由是得以形成。

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从词体声律角度看秦观词作风格

秦观填词受传统词风影响较大,在填词细节方面多有讲究。在择调方面,秦观偏爱唐五代时期词调以及北宋时流行词调,而这些词调大部分为传统婉约词人所喜用;在炼字造句方面,秦观频繁使用平声领字、平声叠词以及五字句、七字句,促成其平和之音;在选韵方面,秦观常用鱼语、尤有等声情缠绵哀婉的韵部,多用平韵而少仄韵等,都强化了秦观词“婉”的风格特点。秦观填词的各个阶段均体现出以婉约词为正统的观念,其用调偏好、声情特点以及用韵习惯也符合其词作清幽冷寂、含蓄哀婉的风格。

清代江村江氏家族的词学取径与词风嬗变

清代雍乾之际,活跃于今浙江杭嘉湖地区、江苏扬州地区的皖籍词人为“浙派”词风的风靡推波助澜,其中歙县江村江氏家族词人辈出,以江昱、江恂、江昉、江炳炎、江立为代表,从词学理念至词作、词籍疏证,不仅身体力行地践行其好学姜、张的词学取径,更是以家族词风之嬗变彰显“浙派”的发展轨迹、地域间的互通,在“浙派”、广陵词坛乃至整个词学史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论陈廷焯对史达祖词的批评

晚清著名词学家陈廷焯的词学思想一般被分作前后两期,由服膺浙西词派到继承常州词派。他前期通过不同词人的比较衡定了南宋词人史达祖在词史上的大家地位;后期以“沉郁”论词,史氏也是他标举的典范词人之一。陈廷焯词学思想经历了变化,对史达祖词始终推崇备至,但因批评标准的差异,他对史词的评赏与选择也发生了变化,显示出稳中有变的一面。陈廷焯后期关注到了史达祖人品与词品的矛盾,最终采取的态度是不因人而废言,仍非常欣赏史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称引唐诗与金词风格的形成

称引唐诗作为金词的重要创作手法,源于金人宗唐的文学传统,金朝与唐朝的诗词创作风格较为接近,皆以豪迈疏朗著称。唐诗开阔旷远的诗境与金人雄豪的北方民族性格相得益彰,金词呈现出雄放开阔、清劲疏朗的独特风格。采用文献分析法,分析金词称引唐诗的原因以及金词称引唐诗的两种方式。称引唐诗充实了金词语言,丰富了金词内涵、拓展了金词意境。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分析称引唐诗在金词风格形成中的作用,以及提升金词在词史中的地位提供参考。

词调研讨与技法革新:论陈维崧的后期词体创作

康熙十一年(1672)后,陈维崧完成了词学理论建构与词体创作的转型,并再次对自身的创作实践予以整体上的研讨与革新,主要体现在词调和倚声技法两个方面。陈维崧有意识地以词存调,在后期词体创作中注重一调一词、一调一题和因情因事选调三个维度,可谓体认古人之词心,振兴今日之词学。倚声技法上,陈维崧对叙事模式和用典方法加以改造。前者或以联想作为行文铺排的内容来源,脉络相对隐晦;或以意象为脉,在事件堆叠中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意脉纵横。这两种方式在表述上或如神龙在天一鳞一爪,或如雕龙之首尾完好,随物赋形。后者于事典、语典中奉行点事不点人、点人不点事的用典原则,以藏头露尾的技法达到古雅质朴的艺术效果。

对称与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

对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应用,是现代政治抒情诗在诗体探索与建构方面的显著特点。从理论角度而言,注重宣传鼓动性、坚持大众化以及倾向于朗诵的传播接受方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现代政治抒情诗与对称间的亲密关联。而在具体的诗体实践中,“辞赋式对称”和“楼梯式对称”的创造性使用,则为现代政治抒情诗或创制或改造出了“新辞赋体”和具有民族化特点的“楼梯体”。从对称视角重新检视现代政治抒情诗的诗体探索路径,不仅有助于我们修正对现代政治抒情诗的刻板印象,重估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成绩,其中的经验教训也能为中国新诗体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启示。

论辛弃疾在常州词派师法体系中的地位演变

为挽清中词坛浙派之弊,张惠言《词选》作立“师”之论,重新提出辛弃疾。董士锡倡“六师”说,上升了辛弃疾的师法地位,以“清”为总体审美宗尚,对辛弃疾的“清雄”风格给出了效仿线索。周济进一步确立四家说,不仅巩固了辛弃疾的师法地位,又开示学词门径,突出了稼轩“痛快”“当行”的词作特质。晚清常州词派诸家,视稼轩为典范,在规范、建构稼轩词风的同时却囿于宗派意识,反而陷入了范式化、规定化的创作误区,体现了常州词派自身发展中的理论矛盾。钩沉稼轩于常州词派师法体系中的地位演变,对重新审视稼轩的词史地位,考察常州词派理论发展过程,探索清代中后期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词风演变现象均具有重要意义。

江顺诒《词学集成》的尊体意识及文化心理

尊体是词学的重要命题之一,也是近代词体批评极为关注的问题。江顺诒《词学集成》作为首部系统的词学批评史论著,建立于批评之再批评基础上的尊体意识贯穿其始终。《词学集成》中部分论断的前后矛盾,折射出其尊体意识的复杂性。一方面,从雅正与经学化的角度来推尊词体;另一方面,《词学集成》为词体论溯本清源,以音律论、词境论寻词体之独特本质,反映出其词学批评对常、浙两派的融合与突破,体现出近代词论家复杂的文化心态。

论韩元吉《南涧词》的疏俊词风

南宋词人辈出,词派众多,作为“辛派词人”之一的韩元吉,他的词作题材风格不仅受辛弃疾词风影响呈现出豪放风格,还具有着独特的“疏俊”特色。疏俊词风在意境、炼字、意象、用典等方面有其特色,要求语言精致,情感深厚,词中有意趣。韩元吉《南涧词》继晏几道之后亦得疏俊之致,又因其爱国怀抱,在疏俊之中流露出清远之志,萧疏之意,呈现出南宋爱国词人的襟怀与抱负。

明清词韵学的辨体视野与尊体策略

明清时期的词韵辨体视野不一,具体表现为:明中期至清中期所选择的辨异对象或为近体诗,或为曲,或为乐府古诗,各家常以破体关联另一体之法来强化辨异,呈现出辨破结合的特点;清中后期逐渐回归词体,转向词体内部探求韵法,辨而不破。不同的辨体视野,源于诸家不同的尊体策略。明清词韵学之尊体策略经历了“曲化合乐—格律稽古—寻源释韵—回归词体”的演进,辨体视野相应地经历了“关联曲以与诗辨—关联诗以与曲辨—与古乐府之通与辨—辨而不破”的演变。不同层面、不同途径的音律观照,是造成明清词韵学辨体视野不一、尊体策略各异的内在原因。

由唐入宋同调异体词作句式嬗变探迹

唐五代到北宋前期,是词律逐渐形成、定型的时期。同调异体词作因其曲调的渊源关系,在句式上呈现出五言句向七言句的转化、基本句式与特殊句式的保留、唱法固化造成的句式沿用等特点,展现出词体句式的演进轨迹与文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同调异体词作句式之研究,对于曲调渊源之考订、词作创作时间之断定、词作异文之选择亦有重要的现实功用。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风格·渊源·地位:欧阳修词论

在词的发展历史上,欧阳修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在唐五代词发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无论是境界、内容还是形式,都开辟了两宋以后词史发展的风气。宋代联章鼓子词和慢词的写作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阳修词的影响。欧阳修用词表现自己的娱乐生活和真实情感,风格开阖变化,浑成热烈,以其特有的个性雄居于北宋词坛。

略论稼轩谐谑词

辛弃疾是宋代现存词作最多的一家,其词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然而前人于其词风多注意到“悲歌慷慨”与“委婉清丽”两种,至于其诙谐戏谑一类的作品则很少留意。文章从辛弃疾谐谑词的内容入手,对其谐谑词作进行了简单的归纳,并对其特点与成因给予初步的分析:认为稼轩谐谑词具有幽默诙谐,谑而不虐;寓庄于谐,笑中含悲;精心用典,不拘一格;以文为词,俚俗并用的特点,稼轩的传奇经历、悲剧命运与独特性格是其谐谑词的直接成因。

温庭筠“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释证

温庭筠是晚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和词家,《旧唐书》本传记载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这两句话不仅是对温庭筠行为和创作的描述,而且也是对晚唐五代词体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本质和音乐功能的揭示。温庭筠对与音乐相关的两种文体——乐府倚曲、词体创作,都做出很大的贡献,新出土的温庭筠所撰的《杨辇墓志》表现的倚声观,更有助于对温庭筠乐府和词作的理解。词是"声"与"诗"逐渐融合而又不断变化而形成的新的音乐文学体式,温庭筠在这一体式形成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主体角色。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以梦窗词转移一代风会——晚清四大家推尊吴文英的词学主张及意义

晚清四大家推举南宋词人吴文英的努力是晚清词坛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吴文英因其特殊的风格在词学史上独树一帜,南宋末年颇受推崇,元明却默默无闻,清代前中期梦窗词逐渐显现,至晚清吴文英则被推为至尊的地位。晚清四大家长期校勘整理梦窗词集,对梦窗词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进行了深入的阐发,并有意用梦窗词的特殊风格影响、改变现实词坛的风气。

论吕碧城的词风及心态演变

近代杰出女词人吕碧城,一生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心灵状态,其心态的转变导源于人生历程的几次变更:少年丧父,受族人欺凌;青年时创办学校,担任要职;之后,漂洋过海,旅居国外十多年;晚年又入佛门。以呈阶段性差异的心态而抒写的词,词风必然会发生多重演变。作为词人,她被认为是清词的殿军,事实上,她也是千年词史的殿军。吕碧城词风的转变,客观上说明千年词的难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