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trategic Thinking and Influence of India’s Particip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In recent years, India’s diplomatic activit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re very active. From major power diplomacy, bilateral diplomacy to multilateral diplomacy, India has been quite impressive. Especially it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has become widely accept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derstand India’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ith emphasis on Indian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underlying motivation and strategic influence of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基层协商民主“内卷化”的生成机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当前中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内卷化”现象普遍存在,其内在生成机制值得探究。运用扎根理论对W市协商民主实践进行详细研究发现,协商民主“内卷化”主要表现在“咨询式协商”模式对“决策式协商”模式的抵制,而支持开展协商民主的外部制度具有“软约束”性质、“管理官僚”在创新驱动下的“行为异化”“街头官僚”的变通执行以及群众参与者的“参与冷漠”是“内卷化”的主要原因。要化解“内卷化”问题,应从构建“硬约束”制度,强化“管理官僚”的“政绩预期”,加大“街头官僚”的效用预期,消除反向“变通执行”空间,充分培育民间组织等方面持续发力。

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下公众主动参与有效性研究——基于协同治理视角

城市公共危机的发生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对城市公共危机的治理离不开公众参与。重视公众力量在应对城市公共危机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政府城市管理工作效率的提高，也有利于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良性互动。然而，公众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条件并不完全具备，这已经成为协同治理效应的“短板”，公众参与意愿、制度障碍与观念差异等因素均对公众参与城市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效性产生影响。提高城市公共危机治理中公众主动参与的有效性，可通过培育公众参与意识，提高公众参与能力；重视公众参与意愿，赋予公众权利均等化；转变政府治理理念，打破行政地域限制；开辟多元化公众参与渠道，传播真实信息；实行危机治理社会监督，增强公众互信程度等路径实现。

美国地方政府参与式预算研究述评

我国公民参与预算的改革实践处于起步阶段,公民参与预算的范围和效果还受到很大限制.这不仅不利于解决我国基层政府预算资源紧张和使用低效并存的痼疾,也严重阻滞了民生财政的建设步伐。本文以美国地方政府预算为例,从对公民参与预算的理解和缘起回顾入手,集中对公民参与预算目标、参与机制、参与环境和参与效果评价的预算理论进行研究述评。

网络参与非直接物质性社会冲突的个案及社会学思考——基于汶川地震减灾中的“万科捐款门事件”

在汶川地震减灾为世人关注的焦点时期,"万科捐款门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网络论争,一些观点从"合法性"及其操作性层面来解释捐款门事件的是是非非,有的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文章认为,在"万科捐款门事件"中,网络参与的是一场非直接物质性冲突,是合理化行为采取了吊诡的形式,促使其合理性目标的实现。这种冲突具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急速转型的中国当下社会,关注和适时调节非直接物质性社会冲突,对于缓和冲突,尤其是防范直接物质性的社会冲突具有先导性的意义。

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监管机制创新——兼论我国《矿山安全法》的修改与完善

"三方机制"作为调节劳动基准关系的一项基本制度,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长期以来,我国矿山安全监管主要通过政府强制实现,存在决策不民主、执行效果不佳等弊端。借鉴国外对话协商、咨询指导、协调监督等"三方机制"模式,我国可以考虑在矿山安全领域建立促进职业安全与健康的"三方机制",具体路径是修改《矿山安全法》,调整其篇章结构,增设"矿山职业安全与健康‘三方机制’"一章,完善相关罚则。

纳米技术伦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从科技伦理观角度论证纳米技术带来的4个主要方面负影响,包括纳米材料毒性问题、纳米技术引发的利益和风险分化问题、纳米武器问题和纳米技术生命伦理问题,继而论证科技与伦理是互为影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以及利用科技伦理来约束纳米技术"向善"发展的必要性。最后,提出针对纳米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的治理对策。

论政府引导下的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20世纪后期以来公民参与的一项新内容,它丰富了传统政治参与的内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需要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应做到有序、有效、理性和提升公共政策的公平价值。政府在引导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应通过理念与制度方面的创新主动地为其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地通过各种途径去实现对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引导,并通过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而追求社会的和谐。

当代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新中国自成立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对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历程梳理回顾,并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民参与机制与我国的社会建设

公民参与水平是社会建设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体现。推进我国社会快速、健康、和谐发展,需要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在推进社会建设中加快政府职能转换,强化制度性建设以保障公民有效参与,从基层民主建设做起实现公民充分参与,是当前我国公民参与机制建设的重要课题。

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责任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责任和治理是世界各国政府分权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早期财政联邦制理论将分权引入政府公共支出的分析,维持市场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考虑了政府组织结构与激励问题,结合分权和治理两个维度,带来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分权治理的实践表明,既定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民参与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一种重要机制,参与式预算就是其中"自下而上"的重要责任机制,对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下地方政府治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基于全程参与的视角

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是提升地方政府绩效的动力和依据。如何保障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公民参与作为与民主治理理念相契合的制度安排,对提高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信度和效度不可或缺。然而由于当前地方政府在管理理念的僵化、公民参与制度保障的缺失以及公民自身意识和能力的限制,致使公民参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还停留在象征性参与的低水平。提高公民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参与度,必须提高公民参与度,实现公民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全程参与。

地方民主与公民参政的法定化制度化

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形式,但长期以来,有关这方面的立法比较滞后;现实生活中,公民行使民主权特别是直接民主权缺乏法律保障,参政形式比较单一。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丰富民主形式”的要求,应研究实行地方民主,特别是直接民主的有益形式,建立健全地方民主和公民参政的法律机制。

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问题研究——以厦门PX事件为例证

2007年的厦门PX事件可以说是公民有序参与的一个标本。公民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参与是有选择的,公民有序参与的驱动力来自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各样的利益需求。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决定了公民参与必要性,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政府公共政策所固有的缺陷和不足成为公民有序参与的触发机制,而我国现阶段的公民有序参与存在着制度缺位,这就迫使公民有序参与要进行恰当的技术选择。在政策参与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保证公民有序参与的实现,公众则通过参与技术的选择形成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了政府与公众的合作共赢。

论法治秩序中的“公民美德”

讨论法律与发展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中国智识群体的"中国经验",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法治的"问题域"的关注和深入讨论。讲法治秩序,讲宪政安排,讲人的权利保障,需要具有某种能力并有力量去要求并维持政府权力限制之"德性"的公民。提倡以"公民参与"为导向的"公民美德",显示了公民对有权者施加某种形式的限制的意愿及能力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法治秩序形成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环节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可能的资源。

基于公民参与视角下邻避冲突的应对研究——以广东省茂名市PX项目事件为例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公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社会冲突也不断增加。随着民众民主维权意识和环保意识的增强,邻避设施及其引起的邻避冲突也成为了比较严重的公共问题,缺乏有效公民参与是邻避冲突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笔者以广东省茂名市的PX项目引发的冲突事件为例,从公民参与的角度分析了茂名市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并且提出了邻避冲突应对的具体相关建议,即培养公民树立正确的参与意识、完善公民的参与方式、拓宽公民参与渠道、加强公民参与的法律制度建设,强化相关司法保障。

环境问题的解决途径:政策支持和公众参与

环境问题归因于市场失灵。要解决环境问题,政府介入进行管理和政策支持是必要的。但是还必须增强公众的环保意识,鼓励其积极参与。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机制的道德价值基础——来自道德社会学视角的思考

根据实际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性低主要是由于公众环境意识普遍未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时也缺乏从制度上保证公众参与的权力、途径和方法。这两方面问题的深层原因则是公众环境道德的水准不高,因此,从社会道德层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道德水准和确立维护公民环境权的道德价值观。

论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的建构

实现公民参与的有序性是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目标与难点。如何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机制是理论和实践中必须回答的问题。基于治理理论视野,提出建构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五大机制:推行公共危机治理公民参与的责任机制;建构公共危机治理的公民教育机制;优化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动员机制;建建重大灾害性公共危机沟通机制;建建志愿者及其公民组织制度化参与机制。

从国务院税收立法权谈授权立法监督的新思路

授权机关将一定的立法权授予被授权机关行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关键是要进行有效的监督。目前我国对授权立法的监督流于形式,效果不佳,必须改进监督方式。要设立立法授权的自动失效制度,为授权设定一个期限,期限一到,授权将自动终止,若要继续保留,则必须进行重新获得授权;要设定授权立法的评估机制,对授权立法进行定期评估和期限届满评估,以监督授权立法的行使状况;要构建对授权立法的公民启动制度,允许普通公民对授权立法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向国家权力机关启动审查程序,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