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梁启超的图书馆募捐工作:缘起、策略及启示

梁启超对发动社会力量参与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建设具有深刻的理论认知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加强对其募捐实践的研究,既为当下图书馆经费筹措多元化发展提供思考,更旨在重申中国图书馆人的使命与价值。文章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的时代背景阐述梁启超的图书馆募捐工作之缘由,并以梁启超为万木草堂书藏、松坡图书馆和东原图书馆所发起的公开募捐实践为例,从募捐定位、募捐组织、募捐宣传、募资管理、募捐方式和募捐回馈6个维度对其募捐工作机制进行探讨。探究梁启超的募捐理念和机制,对当下图书馆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建设与服务具有深远启示,图书馆界应充分认识募捐价值、强化募捐管理、重视募捐创新,以更好地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

志愿服务:培育公民精神的新典范

志愿服务是志愿者基于自由意志,秉持无偿、利他的精神,以组织形态提供的社会公益服务。在本质内涵上,志愿服务精神与公民精神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实践中,志愿服务在培育公民精神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它增进了志愿者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提升了志愿者的共同体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培养了志愿者的博爱、友谊、宽容等公民德性。

两次国际产业转移本质探讨——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视角

面对今年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大多数学者主张摒弃现有发展模式,借鉴发达国家发展道路,摆脱困境。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法,探讨决定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背景,即两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本质区别,发现产业区域化处于国际产业转移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在短期内回归高工资、高资本技术构成、高劳动生产率、高价格和高人均GDP状态,仅仅让发达国家的人们享受工业文明的好处,表现为典型的贵族化特点;产业全球化处于标准化阶段,长期性的低工资、低资本技术构成、低劳动生产率、低价格和低人均GDP,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享受到越来越多的工业文明的实惠,表现为典型的平民化特点。为此,中国未来仍然应延续低成本、低工资的发展战略,适当的产业升级为辅,避免重蹈西方产业空心化的覆辙。

城市文明、城市功能与城市精神

城市正日益成为人类最主要的生存与发展空间,21世纪的城市化应该更关注城市文明的扩散和辐射效应。城市精神的提出标志着城市文明进入“后建设”时期,城市功能建设将是连接城市建设和城市精神的中介,以“生活”为中心的“三生(生产、生活、生态)”是现代城市的基本功能。城市文明的提升是一个渐进过程,城市精神的核心是现代的市(公)民意识,“海纳百川”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是城市精神的基干。

国际旅游岛视阈下海南公民精神体系的构建

探讨了公民精神对海南国际旅游岛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了海南公民精神体系缺失的原因,提出了海南公民精神内涵的构建和实施路径。

浅析转型期我国农民信仰缺失问题

社会变革会带来思想观念的转变。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农村原有的道德规范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新的道德秩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农民出现了信仰缺失问题。发展农村经济可提供农民道德重建的物质基础;重新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建立非政府组织,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培养农民的公民意识可消除农民信仰缺失的消极影响。

梁启超的公民民族主义及其困境

梁启超新民说之要旨,在民族认同的建构与公民精神的启蒙。其所倡言的公德、国家意识、权利、义务、自由、自治、合群、政治能力等,皆为中国文明所匮缺的公民身份之必备元素。对于梁来说,公民身份是民族认同的关键要素,它更是建构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在梁的公民民族主义中,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社会进化论熔于一炉。其徘徊于卢梭民主主义与伯伦知理国家主义之间的理论矛盾,表征着一种后发展政治理论的深刻困境。

理性选择制度视野下的中国公民精神培育

公民精神是指公民具备良好的公民常识,且具有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态度和能力表现,主要包括积极维权意识、自觉履行义务意识、严格遵守规则意识、主动的公民自治意识四大方面。培育中国公民精神,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同时可以借鉴国外相关理论如理性选择制度的"行动者与制度互动"的思想。一方面,公民要养成自主批判和积极行动的公民精神,坚决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另一方面,国家要改革完善宪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公民精神提供健康的成长土壤。

不信任对管制的影响:理论及跨国证据

从世界各国范围来看,一国的政府管制程度与该国的不信任水平总是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通过一个理论模型解释了这种现象,发现低信任不仅对应着现实中较严格的管制程度,而且也对应着人们对管制的高需求。因为在低信任社会,人们在博弈中正确的做法是不信任商家,为了控制商家,人们支持政府管制,虽然人们完全认识到这种管制会导致腐败。该模型预测,即使管制是腐败和无效率的,生活在低信任水平中的人们仍然想要更多的管制。运用世界价值观察的调查数据,经验分析的结果很好地支持了模型的主要结论。最后,指出了研究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论雷锋精神内涵及实践方式的现代转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的政治社会任务和社会实践环境与过去已有很大的不同,要求我们必须实现雷锋精神内涵及实践方式的现代转向,着力提倡和弘扬雷锋精神蕴含的公民精神、创新精神、自主精神、团结精神,从强烈的阶级情感转向普遍的对全体社会成员乃至全人类的人文关怀,从计划经济年代的服从意识和臣民人格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独立意识和公民人格。同时,由随机的临时的救助转向正规的社会工作救助,由分散的个人行为转向有组织的团体行为,发起各类志愿者行动,救助庞大的弱势群体,应对老龄社会提出的巨大挑战。

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精神的价值与培育

年初南方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明显暴露了我们公民精神的缺失。公民精神内含着公共利益意识、权责意识、互信意识和宽容意识,这些意识的彰显对提高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不可或缺。公民精神的培育,不仅要调整公民教育的内容体系,发挥公职人员的模范作用,而且要扩展公共生活空间,让公民在实践中知晓和培育公民精神。

“社会公德”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严格辨析社会公德概念的历史缘起,明确社会公德与公共生活准则、公德、私德及公德心等相关概念的关系,全面完整地揭示社会公德的基本结构和深层内涵,乃是准确把握社会公德理论体系的实践性、科学性等特征,提高大学生社会公德教育实效性的必要前提。

儒家群己观对大学生公民精神培养的现代价值

公民精神是现代社会公民应具备的一种德行,高校开展公民精神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儒家群己观具有丰富的内涵,在现代仍然具有重要价值。高校培养大学生公民精神应该借鉴儒家群己观的积极意义,引导大学生追求个人人格独立,实现个人自我价值和社会集体价值的统一,使大学生适应现代公民社会的要求。

“鸟巢一代”特点分析

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志愿者也被称为"鸟巢一代",他们在服务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素质和能力受到世界的赞誉。"鸟巢一代"身上体现出中国青年和现代青年的双重特点,具体则表现为理性爱国意识、文化交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国际视野、平等参与意识和创新精神。

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共问题治理的协商民主之管见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我们应以积极的态度、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去探究和治理这一时期出现的社会公共问题。协商民主理论主张不同社会主体能够就关涉社会民众合法利益的公共事务和社会现象,进行自由、开放、公平、对等、理性、负责、充分的对话、商讨、辩论、妥协和合作,以使"重叠共识"最大化,从而实现社会公共问题的实效治理。因此,在当代中国,培育公民精神、促进公民社会健康发展、构建合适话语机制,以推动协商民主稳定有序发展,成为全效治理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共问题的全新选择。

邓子恢的曲折革命经历及其民本思想与求实精神

邓子恢的一生曲折多难,曾先后五次遭受“左”倾错误的批判。但是他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与广大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群众的要求、群众的创造、群众的利益成为他的正确主张的源泉,成为他敢于坚持真理的力量来源。

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整合教育传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合教育传播的特性是整合,本质是教育。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是有机的整体,目标是培育公民精神,因此,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传播必须强调整合,努力探索整合教育传播的策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合教育传播的基本思路是通过教育传播目标定位一元化、教育传播活动运作一元化、教育传播工具一元化和教育传播符号一元化,为创新社会管理、建设和谐社会奠定扎实的思想基础。

浅谈学生社团对高校学生公民精神的培养

学生社团是培养高校学生公民精神的一个主要路径,不应只成为象牙塔深处的一个亮点,应充当校园内外交流的平台,积极开展各种活动,给广大学生一个锻炼、展示的舞台和机会,并通过社团与社团间的沟通,实现校与校的联系,学生与学生的沟通,在相互接触中,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同时,学生管理部门、学生会等组织要加强自身的服务意识,为社团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网络公共领域对公民精神的影响

公民精神是现代化的主要指标,是国家和民族的核心竞争力,而政治、文化和传统等因素造成了我国当前的公民精神水平远远滞后于现代化的需要。通过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阐述,指出网络公共领域作为"理想"公共领域,有助于培育公民自由独立平等的意识、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表达自我、培育社会责任意识、具备批判精神等公民精神,进而提出完善网络公共领域、提升其对公民精神培育功能的对策。

现代政治文明背景下中国公民意识现状审视与教育策略选择

公民意识是影响公民个体是否积极实现公民身份角色担当的晴雨表,全体公民普遍的公民意识有利于民主体制的健全,有利于法治秩序的建立,有利于宪法的实现。文章通过对我国公民意识现状的审视,提出要实现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持续发展,必须要在遵循宪法精神的前提下,全面加强公民意识教育。如此,人权、民主、法治这些人类政治文明成果才能获得永恒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