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鼓吹新编》与清初遗民文化和文学

《鼓吹新编》是程棅、施禋在清初辑录时人七言律诗的选本。尽管程、施二人未见于各种明遗民录,但他们入清后的隐者身份、多遗民朋友、行为和心态符合遗民特征等足证两人当是明遗民。《鼓吹新编》奉明代为正朔,为明代诸帝(包括南明诸王)避讳,成为清初避明讳的一个样本,丰富了遗民文化的表现形式。入选该书者多明清之际的忠烈遗逸,入选诗歌题材集中于家国兴亡,旧国旧君之哀婉、命运无常之凄愤等情感贯穿全书,较卓尔堪《遗民诗》更具易代特征。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

作为清人编订的第一部大型宋诗总集,《宋诗钞》的面世契合了京师之诗学趣尚,并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在浙派的发展历程以及清初诗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究《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彼时诗风演进的一些动态特征。

历代选本对孙逖诗歌作品的选录综述

盛唐文人孙逖多才多艺,诏令制诰诗文赋兼善。孙逖一生勤于著述笔耕不辍,在诗歌创作上古调今格各占胜场。自李唐王朝至清末时期,历代诗歌选本对孙逖多样化的诗歌作品均有选录。不过,历代诗歌选本只是单纯选录孙逖诗歌作品,个别选本对所选作品进行简单的文字校注,对孙逖诗歌作品缺乏全面深入地分析探讨或品评鉴赏。

杨思圣《且亭诗》考论

杨思圣是清初诗坛的重要诗人,他与河朔诗派主将申涵光的诗学理论倾向基本一致,其论诗推尊杜甫及明代的李梦阳、何景明,主张学习盛唐诗人,提倡诗歌应以性情为主,反对过度模拟之弊。由于文禁之故,杨思圣的《且亭诗》经大量删减后,更名为《且亭诗钞》行世。其诗歌“一以少陵为宗”,表现出明显的宗杜倾向,特别是其入蜀诸诗模拟少陵,取得了较高成就。杨思圣被尊为“畿辅七子”之一,堪称河朔诗派的主将。其与申涵光、殷岳等人一起,共同为清初慷慨悲歌的燕赵诗坛做出了重要贡献。

罕见明末四色评本《杜工部律诗选评》初考

《杜工部律诗选评》是一部从未被著录的杜律选抄本,共选录杜律173首,书中用四种颜色过录何景明、崔龙蟠、冯琦、钟惺四家评语,除钟惺外的三家评语均属于首次发现。此书只选杜甫律诗体现了明人治杜风尚,书中没有沾染清代杜诗学的任何气息,未发现清代研杜名家的只言片语,选录钟惺评语说明它完成于竟陵派风靡天下、尚未被口诛笔伐而声名狼藉时期。综合考量,此书完成时间上限应是《唐诗归》初次刊行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下限当是钱谦益《读杜小笺》《读杜二笺》刊行的崇祯十六年(1643)。书中138条何景明评语,与相传为郑善夫、王慎中所作的杜诗评语大部分相同,正本清源后,或将改写杜诗学史的相关判断。

从《东瀛诗选》的编选看汉诗对俞樾的逆向反馈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汉诗整体西传回归中国视野的表现即为《东瀛诗选》的编纂。俞樾的诗学源流观念在《东瀛诗选》的编纂中一目了然,《东瀛诗选》撰辑过程中的文艺批评亦使俞樾的文学认知思维体系得到延展和补充。文章此为切入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俞樾对《东瀛诗选》的编撰,探究日本汉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逆向反馈作用。

刘濬《杜诗集评》资料来源、编纂体例及评语选录特点考论

作为清代杜诗评点领域之集大成者,刘濬《杜诗集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据考索,刘濬编撰《杜诗集评》主要依据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同时还参考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等宋本杜集。深入其中,不难发现《杜诗集评》大体采用先分体再编年的纂辑方式,使阅者开卷了然。通过精读全本,可以知道刘濬采择15家评论的工作主要从辨证异文、追溯渊源、叙述背景、归纳诗意、探讨诗法、阐发影响六个层面展开,堪称特色鲜明突出。

元代的乐府诗选与乐府诗学

吴莱《乐府类编》、左克明《古乐府》、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周巽亨《历代乐府诗辞》四部元代的乐府诗选本体现出政治教化和诗乐复古的官方礼乐观,代表了元代乐府诗学的主流;它改变了以往乐府诗学发展的学术轨道,强烈地体现出官方礼乐文化对乐府文学和文化的影响,把后世乐府诗创作引上了复古的道路。

文学教育视野下南宋诗文选本的选录标准——南宋诗文选本与教育之关系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南宋社会文学教育发达,诗文选本受教育因素影响较大。选编者在编选选本时会考虑读者需要与教育所需。南宋选本的选录标准呈现鲜明的教育教学特点,这主要体现在:选本编选注重“技”与“道”的统一,选文的篇幅以中短篇为主,选文侧重选取名家名篇,重视选本对写作指导的规范性作用。

《中国诗选》与1990年代诗歌的想象维度

闵正道主编的《中国诗选》刊载了1990年代前期的诗歌作品与诗论文章,为90年代诗歌身份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基础,同时也为观察90年代诗歌的想象维度创造了可能。《中国诗选》刊载的诗人频繁进入90年代诗歌的各种选本,还成为诗歌史层面的“90年代诗歌”所重点讲述的对象。从想象力角度来看,该刊推动了90年代诗歌想象维度的建构,其中的诗歌作品通过“死亡”“衰老”等元素的书写,与90年代初期诗歌想象之间形成深刻的对话,并由此建构了“中年”的想象方式,展示了诗人在时代语境中对社会现实以及诗歌本身的被动指认。这些作品还呈现出对90年代中后期诗歌写作的观念预设,即诗人不再以一种主观的姿态来建构诗学想象,转而生发出客观的“看风景”心态,赋予诗学想象“客体化”属性。“客体化”诗学想象容纳了此时期诗人对于历史、现实、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要素的综合考量,使诗歌写作的层次与空间得到拓展,有力地承担起90年代诗歌的责任意识。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闽南唐雅》编纂考

《闽南唐雅》是明人徐编选的一部唐代闽地诗歌选本,其编纂目的在于保存唐代闽地诗人之作,进而实现重振闽地风雅的愿望。该选本由徐编选原本,后经费道用、杨德周进行辑补。《闽南唐雅》的选诗分别来源于别集、总集和史部类等文献,部分稀见文献在选本中以双行小字进行标注。《闽南唐雅》不仅影响当时的诗歌选本编纂,而且推动后世辑佚唐代闽地诗歌,对明末闽地诗人继承宗唐之风及保持闽地诗歌特色也产生重要影响。

中古士人的拟诗与《古诗十九首》经典化

《古诗十九首》经典地位的奠定一般认为始于《文选》。无名氏“古诗”自汉末产生以来,其经典化历程逐渐开始,六朝诗人的拟诗充分反映了后人对其接受的高度热情。在历次模拟过程中,拟作者身份各异,参与度广,以陆机为代表的士族拟诗对其经典地位进行了初步“建构”,陶渊明、鲍照等寒庶阶层的拟诗对士族推崇的经典进行解构、推衍,齐梁时期士庶之间的融合导致对其进行重构并产生类群化作品。《古诗十九首》的经典之旅是一个“建构——解构——重构”的复杂循环,经典的地位是不断动态变化的,是士人阶层分化、调整以及诸多社会文化力量博弈的产物。因此从中古士人的拟诗来探索《古诗十九首》的经典化应当具有典型意义。

以多元历史文献为解读文本的宋代植物香景营造研究

通过提取及分析宋词选(《乐府雅词》《绝妙好词》《阳春白雪》)、宋代园记(笔者筛选整理得105篇)、宋代地志(《方舆胜览》《舆地纪胜》)文献中的植物香景文本,结合其余历史文献、图像资料等,对宋代植物香景的营造材料、营造手法、营造特征、典型香景植物及园林、审美等方面进行研究。得出基于宋代文人群体的植物香景偏好,发现宋人喜好的许多香景营造范式在历史上早有渊源,从文学作品方面,包括先秦典籍、两晋隐逸山水诗、唐诗宋文等都对宋人香景审美产生重要影响。造景形式上宋人相互仿照或沿袭前人不在少数,但也发展了宋代的植物香景应用实践;一些新兴的带有典型宋代文化符号的香景植物审美内涵也为宋人所挖掘,如酴醾之“香雪”“垂架飘香”,部分园林已具有香景营建自觉意识。另外总结宋人的香景审美理念,即宗“理”审美为主,“娱情”审美兼具。

百年中学语文教科书中《古诗十九首》的选编与传播

1907年至今,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古诗十九首》的选编经历了萌芽、繁荣、缺失、复兴等阶段。消极的思想倾向、贵族文学的定性、鉴赏的难度、文学经典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养成,分别是阻碍和推动《古诗十九首》进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体系的力量。中学语文教科书从中所选篇目以男女爱情与夫妇离别的主题为主,《迢迢牵牛星》的选录频率最高;教科书助读系统中主要包括《古诗十九首》创作年代及作者的考证、文学史地位的介绍、文学欣赏的指引等内容。在中学语文教科书的选编与传播过程中,《古诗十九首》所蕴含地对人类普遍情感的书写、对生命的尊重、对家庭的珍视、对生死的思考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仍有进一步开掘的空间。

高中语文教材杜诗选本分析研究

高中各版语文教材共选编了12首杜甫诗歌,但这些诗创作时期较为集中,风格以沉郁顿挫为主,特点较为单一.若能在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的基础上编选杜甫更多类型的古体诗,或在“学习提示”“单元学习任务”处链接杜甫洒脱明快的诗歌,不仅能够改善选本体裁与风格单一化的问题,也能让学生更好体会杜甫及其诗歌的地位和感染力.

王闿运的唐诗贬抑评价与其诗学趣味——以《唐诗选》中的负面批语为中心

通过对作品的负面评价,可以明确地捕捉到一个文学批评家的审美趣味。《唐诗选》是王闿运毕生研究、选编、批点唐诗的成果结晶。从《唐诗选》里的评语可以看出王闿运在诗歌韵味、文体、伦理等方面的审美情趣,如追求真情景而反对空言、追求真诚而反对虚伪的诗韵追求,讲求文体新创和章句安排的文体追求,对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观的坚持等。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选赠和斋诗集》:乾嘉时期台南公共文化空间的诗体书写

引心文社是乾嘉年间由中国台湾地区文人陈廷瑜发起并主导的诗社,经历了从民间文社到官方书院的过程,其成员大多为清台湾县人士。《选赠和斋诗集》以诗歌创作的形式书写了陈廷瑜倡导和参与台南县学文庙、寺宇书院修缮,以及续修邑志、社会治理等公益事业,有效拓展了台南公共文化空间,体现了其“与善”的家族传统和“淑世”的家乡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