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拓跋鲜卑祭天问题研究

魏晋时期,拓跋鲜卑祭天权力模式发生了急剧性的演化:从原始部落人人享有的平等祭天权转变为部落酋长的垄断,而后又转化为封建皇帝的独断。这是拓跋鲜卑社会结构从部落联盟跨越式地演化为封建社会在政治制度层面的必然反映。

安多涉藏地区传统村落社会结构初探--以青海同仁市双朋西乡为例

安多涉藏地区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共同起源"的族群记忆,族群记忆、山神崇拜和藏传佛教信仰对部落社会结构的形成发挥着作用。多维角度审视青海同仁市双朋西乡村落社会结构,尤其是它在国家整体社会制度体系中的适应性和自调性特征,阐释了"长老会"等社会组织至今仍存在村落社会中的原因。

第一大姓当选是否会促进创业?

基于最新的中国村庄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第一大姓当选村长对村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途径。结果发现,如果选举产生的村长来自第一大姓,家庭以创业为经营主业的概率会显著上升。运用断点回归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作用途径发现,第一大姓村长会增加村集体的公共事业支出,更好地维护村庄的社会治安,从而改善村民的创业环境。我们还发现,在第一大姓氏宗族越强大的村庄,第一大姓当选对创业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说甲骨卜辞中的“伯■”

多数专家都将商末小臣墙刻辞中的"白■"理解为"白麟"。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先秦古文字的特点,是有问题的。其实,小臣墙刻辞中的"白■"就是伯■,是■族之伯。其得名与■地有关。

明末广州的宗族——从颜俊彦《盟水斋存牍》看实像

本文利用明崇祯五年(1632年)成书的判牍《盟水斋存牍》探讨明代宗族的实像。该书所收录的文件从崇祯元年到四年,其中有很丰富的关于宗族的记录,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在其他史料中看不到的宗族活动。第一,我们能确认从明代中叶以后开始的建设宗祠这样潮流之下,在明末以宗祠为中心宗族体制发挥了作用,同时揭示在祖先祭祀、维持宗族秩序之际,嫡系子孙受重视。第二,在承继问题纠纷中宗族以"公举"的形式干预,同时,"公举"之际,族长站在代表宗族的立场维持公论,发挥统一族内议论的调整能力,或者说,他被期待具备这样的能力。《盟水斋存牍》收录的是诉讼的例子,只是让我们看到了宗族活动的一个侧面。如果考虑到明代中期以后儒教和民间信仰的对抗情况,就会发现宗祠、族长的存在极其重要这一事实,同时本书并非为直接揭示宗子支持祖先祭祀的例子,在族内共同祖先嫡长血统受重视的事实证明.在明末时以宗祠为主的宗族体制已经在广州地区扎了根。

宗族组织与蒙古八旗牛录——以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满文印轴为例

国家图书馆藏有前人尚未利用的11件蒙古八旗佐领印轴(temgetubithe)和族长印轴等珍贵满文档案,这些档案反映了清代蒙古八旗牛录中宗族(mukūn)组织的详细情况,为解决以前不甚明晰的蒙古八旗牛录内部组织及人员构成提供了史料依据。本文主要利用这些满文档案中的4件印轴来初步探讨宗族组织与清代蒙古八旗牛录的编立、佐领承袭、驻防等的关系问题。概括而言,尽管在雍正、乾隆时期清廷对八旗制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改革,以强化中央集权,然而在八旗基层的牛录内部,从部落时代延续下来的宗族组织仍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