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虬兄弟与河东柳氏西眷的勃兴

河东柳氏西眷主支于西魏大统四年(538)西入长安加入关中政权,在所谓关中郡姓群体中,入关初期的河东柳氏西眷无论门第阀阅、乡土根基、部曲势力都相对逊色,其之所以能在家族竞争中脱颖而出,除了关西政权注重功绩的政策环境、柳氏西眷文质兼备的家族特质外,柳虬兄弟的守望相助以及核心人物柳庆的卓越才具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柳氏西眷为寻求家族在中央的发展而入关,虬、桧、庆三人在其中扮演了不同角色,这种努力表现为“共时性”的协作和“历时性”的接力。家族在柳虬去世前因获赐“乙弗”姓氏而成为西魏“官族”,后因柳庆获得赐姓“宇文”而跻身北周核心圈层,河东柳氏西眷在西魏北周进入勃兴期,为家族在隋唐时期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隋唐河东柳氏及其源流

柳姓源于姬姓和展姓,柳下惠为其近祖,秦统一六国时徙居河东。在南朝经柳元景、柳世隆两代人苦心经营,由武入文成功转型,继而崛起成为世家望族。历隋朝唐初继续发展,具有独特的家学特色,不仅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柳奭、柳浑、柳璨均官至宰相,而且在文化方面涌现出了柳冲、柳芳、柳宗元、柳公权等对当时及后世均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虽然家族经历武则天立后政治风波,柳奭一族遭受重挫,但是从整体的发展上,整个唐代河东柳氏依靠其家学相承依旧家道不堕。

明清时期华北宗族的发展——以山西洪洞刘氏为例

明清时期山西洪洞刘氏与当时南方的宗族一样,从明中后期开始组织化。刘氏从默默无闻的家族崛起,成为当地的望族,发展起宗族组织,并从明中叶维持到清末,主要原因在于科举的成功,农商结合的经济以及响应政府的教化活动,此外与大族联姻也起到一定的作用。洪洞刘氏虽然经历了明清鼎革,但是其宗族建设进程并未断裂,在清朝继续保持其优越的政治地位。刘氏宗族在清代通过进一步加强宗族建设,使宗族组织化,宗族经济增强,反映了明清华北宗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东眷”之家族文化风尚述论

河东柳氏家族是刘宋时期新起的雍州地方武力强宗,奠定其家族基业的第一位关键人物是柳元景。此后,其家族人物皆能依附新朝,追逐功名,与世浮沉,以保持其家族之荣显。柳氏人物重视孝义,宗族意识不断强化。随着社会政治地位的上升,其家族显支受到了高门士族社会文化习尚的影响,其门风迅速雅化。齐、梁之间,柳世隆及其子孙多擅长玄谈、文学、弹琴和棋艺等,皆具名士气质,家族亦为高门士族社会所接纳,成为新兴门第的突出代表。

唐代河东柳氏家族文化述略

家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存在的一种重要形式,河东柳氏在唐代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家族文化。其家学在史学、文学、书法学等方面表现尤其突出,涌现出了像柳芳父子、柳宗元、柳公权等一批名家巨匠;其家风注重孝义和礼法,耿直忠正,直言善谏,培养出了柳奭、柳泽、柳公绰等一批名臣。家族文化是河东柳氏声望不坠,实现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分流的重要原因。

辽代《刘承嗣墓志》考释

辽宁省朝阳市出土的刘承嗣墓志,详细记述了刘承嗣在辽朝为官时的生平事略。通过对墓志全面的分析,梳理出刘承嗣历经四朝,为官仕途颇顺,而且深得民心。刘氏家族繁盛兴旺,子孙众多。刘承嗣之子刘宇杰及其孙刘日泳均在辽朝为官,皆有墓志出土,从中能够清晰勾勒出刘氏家族的谱系脉络。刘承嗣墓志考释,补充了在朝阳市近年发现的同是彭城刘氏后裔子孙刘崇简父子与刘知新三兄弟的最新考古信息,对《辽史》及近人罗继祖先生的《辽汉臣世系表》是重要补充。

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捐纳、乡贤与宗族的兴起及建设——以清代山西洪洞苏堡刘氏为例

清中叶兴起的山西洪洞县苏堡镇刘氏宗族,经商起家,并凭借捐纳异途进入官场,这与明清时期洪洞县宗族经商起家后,多依靠科举走上仕宦之路有所区别。可见,捐纳是清代地方家族兴起的重要手段,并依靠官商结合保持家道。苏堡刘氏持续性地修谱,强调详慎继嗣、分别自出与他姓为嗣,并强调立宗子,重视祠祭祖先,不断扩充家庙与祭产,完善家训族规、宗祠管理制度。苏堡刘氏凭借捐施义举有四人进入乡贤祠,极大地提高了其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声望。同时,《洪洞县志》的人物志中多收录苏堡刘氏子孙,与该族拥有较大财富直接相关。苏堡刘氏主要通过纳捐取得例贡、廪贡成为监生进入官场,凭借捐施升官并获得好评。苏堡刘氏对于清朝统治高度认同,致力于报效国恩,为政较为廉洁,同时该族科举不第者多转向文化事业。

东阿于氏及其亲族苫山刘氏文学成就简论

东阿于氏是明代中后期一个显耀的文学世家,其代表人物即被誉为"文学为一时冠"、世称"于阁老"的于慎行。其父于玭、母刘氏、兄于慎思、于慎言皆博雅多才,善长诗文。于氏之学受其亲族——东阿苫山刘氏影响极深。于慎行曾外祖父刘约、外祖刘田及弟刘隅皆中进士,学博才高,亦以诗名于当时,并创办东流书院,为于氏父子兄弟提供了深厚的家学渊源。

汉代王侯谪免制度视野下的海昏侯考察

刘贺被拟定汉室继嗣者,是因为他及父辈与武帝的亲近关系,并且没有复杂的外戚背景。刘贺被废与霍光专权有关,也与他的能力、德行不符合朝廷期望有关,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相关器物不能证明他知书达礼。刘贺被黜后,受到废爵、削户、监控等惩罚,其中爵等降免、行动管控方面比普通诸侯要严苛,食户方面要优渥。二百余名昌邑臣被诛,既是霍光防范刘贺日后作乱之举,也是汉代宗室王侯谪免后的连带问责方式。刘贺被"复封"海昏侯,颇具明封暗贬色彩,反映了朝廷对他的忌惮。刘贺去世时子辈没享受到"继封"待遇不符合两汉常例,它是宣帝借机对刘贺生前之事追加惩罚的表现。

安徽贵池南山刘氏宗族的文化贡献考察——兼论宗族社会与文化史的关联

安徽贵池南山刘氏宗族元末自江西迁居贵池县元二保南山,明中叶起繁衍成八房,形成了九个自然村落。近代以来,该宗族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着较为突出的贡献,表现在刘瑞芬、刘世珩父子的典籍文化建设和以刘臣余、刘逊先为代表的族人搬演傩戏,传承古傩文化等方面。刘氏宗族之所以能取得上述的文化成就与贵池浓郁的文教氛围有着内在联系。透此个案,我们可管窥宗族社会与文化史学的关联。

海昏侯刘贺刍议

作为西汉宗藩中的一员,海昏侯刘贺享有着特殊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刘贺由宗藩入继,却在政治上经历了帝、王、候、民的差别待遇,在监督与控制的束缚之下,社会生活反差强烈,在赎罪与避祸的压力之中,社会心态变化巨大,刘贺的际遇与归宿是西汉昭宣时期宗藩控制的一个缩影。随着政治身份的变动,刘贺的政治活动、社会生活、社会心态极大的反映了西汉中央政府对宗藩控制的历史发展趋势。

书院、王学与宗族社会——以明清安福县识仁书院为中心

明代中叶,在王阳明学说的带动下,各地兴建了大量的书院,使学术广为流播,成为地方显学。安福县作为江右王门学派的重要阵地之一,此一时期讲学活动十分活跃。位于安福县西乡的识仁书院,由刘元卿倡建。该书院最大的特点是与乡族社会有紧密联系。它的兴建端赖于当地各大宗族的积极参与。书院并不以学术见长,其宗旨主要是围绕着"化民导俗"、整合乡族秩序而展开。此外,识仁书院虽名为书院,但其对地方社会的意义并不仅在于其"学",各大族捐的田产能以书院的名义而免役,是其得以维继的根本;书院的祭祀系统则不仅加强了各族的认同感,并且进一步整合了乡族的力量。清代以后,识仁书院多次重建,然而书院也基本上由原来的学术教育组织,而完全演变为乡族社会组织。

论西汉长安刘氏家族的文学创作

西汉长安刘氏家族堪称文学家族。从刘交开始,该家族即以《诗》传家、重视教育,培养了刘辟强、刘德、刘向、刘歆等颇善文辞之士。其中,刘向在诗歌、辞赋、小说、散文及文学理论、文学总集的编纂等方面成就卓然,堪称大家;而刘歆在辞赋题材的拓展、散文的个性化及文学文献的整理等方面的贡献也较为突出。

刘古愚家谱及其世系考证

刘古愚家谱目前可见的有两种,但对刘古愚的世系反映的都不太清楚,且有多处讹误,作者通过《陕西乡试硃卷》中刘古愚自己提供的家族世系与家谱进行比对,更正了有关讹误。

家门氏族与刘宋文学区域差异

主要从文人里贯切入,对刘宋文学的地理分布进行研究,探讨了家门氏族与刘宋文学区域差异之间的关联。就区域文人群落而言,作者较多的群落,属于身份地位高且重视子弟文学、文化修为培养的家门氏族,主要以新兴士族彭城刘氏、长盛士族琅琊临沂王氏及没落士族吴郡"四姓"等家门为典型。

艺术家笔下的历史——《刘墉家族与日照》序

对刘墉及其家族的研究,兼跨历史学、书法学两个领域。《刘墉家族与日照》一书梳理了刘墉家族的迁徙线索,介绍了刘墉的政治生涯及其书法艺术成就,叙述了刘墉家族的著名人物事迹与其家族繁荣的规律,显示了作者作为书法艺术家对历史的理解。

族规生成与社会变迁——以清代中后期成都刘氏族规碑刻为例的研究

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剧增、社会动乱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民间社会出现了订立家法族规的高潮。现存于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镇宝胜村的刘氏族规碑刻为探讨族规生成的过程和原理提供了较好例证。碑刻记载了道光至光绪年间刘氏家族订立的三种族规和一种诉讼首状,通过逐一解析各族规和首状的内容及其生成逻辑,可以发现综合性族规实际上是一个较长时期家族演变和社会变迁的反映,其内容生成并非“一次性”的知识生产,而是知识层累的结果。族规研究,需要将其置于社会情境和生活实践中加以阐释,注重对其生成、演变过程的梳理,贯通其与其他文献类型的关联。此外,刘氏族规碑刻对从微观角度深入理解清代中后期成都平原的家族特征与地方社会的结构过程颇具启发价值。

柳宗元家族认同及贬谪心态析论

柳宗元遭贬,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柳氏家族成员从北周至初唐皆与统治阶级关系密切,故一直享有较高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但经历了柳奭被杀的挫折之后,柳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便一落千丈。柳宗元对家族的兴盛与挫折有深切的体会,他怀抱强烈的家族认同感,时时想在政治上振兴日益衰微的柳氏家族。柳宗元早期仕宦非常顺利,是其家族复振的最大希望所在,然而永贞时期的被贬使得他所有的希望化为泡影。贬谪期间家族成员的去世、迁葬先祖坟茔心愿的落空,亦增添了他对家族的愧疚感。这种基于家族认同之上的忏悔心态,与他对自我信念的坚持,既互相对抗,又彼此交融,形成了他贬谪时期复杂心态重要的一面。

浅议近代赣西北传统仕宦家族的成功转型——以宜丰墨庄刘氏为例

赣西北地区在传统科举制度下孕育了一大批亦官亦绅的仕宦家族,他们不仅垄断了区域资源和话语权,而且成为地方治理的领袖角色。但在废除科举制后的近代社会转型变革中,许多仕宦家族失去了原有地位,而有的家族则站到了时代潮头。宜丰天宝墨庄刘氏家族便是赣西北传统仕宦家族成功转型的典范,他们在家族领袖人物的率领下,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积极学习法政财经等新知实学,在新的官僚选拔任用机制下跻身前列,形成一个事业视野广、合作程度高的新士绅群体,迅速超越区域原有的权势家族,重塑宜丰乃至赣西北仕宦家族的新标杆及其领袖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