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土司安插类型、特点及其影响研究

“土司安插”是清廷为了加强土司区统治,提升土司区各民族对王朝国家认同实施的重要措施,类型有自请改土归流土司安插,罪革土司安插,土目、土司后裔安插和新置土司安插等。朝廷除通过对安插异地的土司赐官、予地、安置住处等保障其生存权外,同时还积极对其宗族实施安抚,对其家庙、宗墓进行保护。措施的推行不仅巩固了朝廷在土司区的统治,提升了朝廷在土司区的威望,也维持了土司区民族关系的稳定。深化其研究,对于理解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内涵,以及清代西南诸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有着积极意义。

陕西隋代裴政墓发掘简报

2020年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龚东村北发掘一批隋唐时期墓葬,其中M8保存较好,出土墓志一合。志主为《北史》《隋书》记载的河东裴氏家族成员裴政,于隋开皇二年入葬。该墓虽遭盗扰,但仍出土随葬品一百余件,墓志的出土一方面能够确认隋初墓葬形制、器物的标型,另一方面志文内容可证多处史料讹误。

葬之以礼:甘肃天祝县慕容智墓中原化因素分析

唐代是我国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政权并立、人口迁徙、民族交流,共同促进了唐代的文化变迁与民族融合。相较人居建筑、宗教祠庙、手工业遗迹等遗存,墓葬资料往往能被相对完整的保留下来,成为人们审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辅助材料。文章以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该墓葬中的中原化因素,对其壁画内容、随葬物品等与同时期的唐代墓葬进行同类比对,再现多元文化交流下的多民族一体化。

令狐君孺子壶新研

令狐君孺子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传出于洛阳金村,共有一对两件。从器形、装饰风格、铭文用语三方面考虑,其作器时代当为春秋战国之际。壶铭中的“十年”应是周王纪年,可能为周贞定王十年(前459)。令狐君为晋国卿族魏氏的小宗,当于春秋中期受封,封地令狐位于今山西临猗县西南附近,其拥有“君”称应与春秋晚期晋国卿大夫的势力增强有关。临猗程村发现的东周墓群,应属于令狐家族。

综论早期秦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文章从考古学的视角切入,在回顾早期秦文化发现史的基础上,从"秦人族源问题"、"早期秦墓的特点"和"早期秦文化与其他文化关系"三个专题出发,对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早期秦文化研究的前沿课题进行了初步的梳理与探讨。文章认为,独特的墓葬仪轨与器物组合反映了早期秦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东方商文化、东夷文化与西方周文化以及西戎文化互动、融合的结果,进而揭示了三代以来关中及中原地区以"东西互动"为主要特征的文化演变历程。

汪氏祠墓纠纷所见明清徽州宗族统治的强化

汪氏在祠墓纠纷解决中采取的应对措施说明:自明迄清,徽州宗族组织在自身统治削弱之时,适时把握与外族纷争的契机,运用宗族内部联合以及主动与官方联手等形式,推动着自身的统治不断地强化。

试解列山古墓葬群历史之谜

列山墓葬群是20世纪80年代西藏考古工作的一大发现,是西藏规模宏大的墓葬群之一。由于文献失载,又无口碑历史,关于列山墓葬及其所在地的相关历史背景、墓地性质、墓主身份,等等,学术界一直未有研究文字涉及。文章从研究墓葬所在地区的古历史地名、历史事件着手,从多方位进行相互参照研究,提出了列山墓葬是钦(■)氏的氏族或家族墓葬地的观点,揭示了列山墓葬背后所隐藏的千年历史谜团。

■卣和■族族姓

通过对■卣铭文的分析,可知丙族是和商王室同姓的贵族家族,属于子姓。丙族铜器集中出土于山西省灵石县旌介村,以旌介铜器群为代表的青铜文化系统,具有浓厚的商文化特点。这一文化系统所代表的方国,是商王朝分封王室成员建立的,是商王朝在晋南地区建立的一个据点。

清代宗族祖坟述略

清代宗族的祖坟,被视为安放祖宗体魄之所,地位崇高;虽为民间之事,没有像皇家山陵那样的体制,然也多所规范,墓穴空间布局,在理想的条件下遵行昭穆制、房支葬区制和坟丁护坟制。宗族视维护祖坟为重大事务和重要活动内容,成为宗族建设的重要环节,培土护林,竖立碑石,绘制坟图,载入族谱,反对盗卖坟山田地林木,不惜破财打官司;感念祖宗功德遗泽,设置祀田,进行持久不懈的墓祭。祖坟的存在令族人由观念上的祖宗认同,进到组织上的建立清明会之类的团体,令族姓的天然血缘事物变成为宗族社会群体,成为宗族的一种载体,与祠堂、祀产、族谱共同构成宗族实体元素;祖茔还能为宗族编纂族谱提供实物史料。北方宗族不被学者看重,若给祖坟以应有的地位,以之为视角观察宗族史,可知它是北方宗族存在和活动的特点。

民国时期坟茔争讼及其侧影——以伪造文书讼案为中心

自古中国人非常重视"祖宗藏魄之所"即坟茔。坟茔纷争是为重要社会现象,通过对民国时期伪造坟茔文书案卷进行系统梳理,详细解读个案审断具情,分析坟茔争讼的社会场域,探讨该类纠纷解决途径机制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根源。

两方唐代镇墓石考记

兴起于北朝后期的突厥对我国隋唐王朝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军大破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突厥余众亲附唐朝的有十余万口之多。唐朝对归附的突厥王公贵族尽力笼络，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跨越皖浙边界山区的宗族组织——明清歙县札源吴氏及其统宗研究

札源吴氏较早从徽州迁入皖浙边界山区,并在明代中叶以后开始了宗族组织化的进程,形成了村落内部较为统一的宗族规约、祖先世系。他们的宗族观念较为原始却又务实,以坟茔为最重要的祭祖场所,同时努力建造祠堂等其他纪念建筑。乾隆至道光年间编修联合两省三县十余个村落的统宗谱,由此将札源塑造为成皖浙边界山区吴姓社会关系网络的中心。

商周家族墓地所见复合族徽铜器墓葬的葬制与葬俗

商周家族墓地所见复合族徽铜器墓葬分为三类,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均以木棺或棺椁为葬具,随葬有1套或2套青铜礼器,墓葬分布主要见于殷墟地区,墓葬位置大多位于所在墓区或墓组边缘,墓葬排列常见为男女"异穴并葬"。这些情况说明,复合族徽很可能是族氏分化或族氏联姻关系的反映,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族组织。

辽代墓棺初探

墓棺是古代墓葬中的重要葬具,是墓葬制度和文化内涵的重要体现。本文在全面收集辽代墓棺资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考古类型学方面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辽代墓棺的分期、分布、等级、族属及所反映的辽代墓葬制度情况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碑刻所见明清民国陕西宗族制度与风习

陕西存世的碑刻丰富,其中有许多记载明清以来宗族问题的资料。将宗族谱系刻石,立于祠堂之中的碑谱,除了记忆世系功能之外,也是为了祠堂祭祖活动所需,谱牒是祖坟的重要组成部分。纪念祖先,一般是元旦拜贺,清明墓祭,冬至祠祭。族会依据祭祖时间可以分为清明会、冬至会,或统称为祭会。宗族利用祭祖对族人开展教育。祠堂是祭祀祖先的所在,也是管理族人的地方,祠堂的维护也是宗族的重要事务。晚清时期的宗族活动显示出宗族与地方官府的密切互动关系。

无锡惠山祠堂群文化景观形成动因探析

通过对《惠山诗词》《惠山记》《惠山记续编》等历史文献的解读,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组织方式、生活传统,从无锡惠山的山川形胜、寺庙建置、墓葬的营建、宗族祭祀传统及其在明代的改革、康乾二帝的南巡对无锡惠山的青睐以及中国无锡近现代工商业的发展等方面对惠山古祠堂群文化景观的形成进行探讨,阐述其动因。以期为惠山古祠堂群文化景观的保护传承提供依据,同时也为挖掘其突出普遍价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作出积极贡献。

列山墓地性质刍议——兼论吐蕃族葬制

文章以列山墓地历次考古发掘资料及其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新近发现有关藏文史料,对学界以往以"吐蕃流行族葬制"为前提而提出的"列山墓地为某一显赫家族墓地"的学术观点之相关证据进行了重新梳理、解析,初步认为列山墓地系传统"下塔布、上工布"地域范围内有功于吐蕃王室的将相贵人之专属墓地,并且其墓主身份多元而非单一家族成员,它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河南省荥阳市小胡村M22、M28相关问题蠡测

荥阳小胡村晚商墓地应为晚商"舌"族家族墓地,小胡村M22、M28是晚商"舌"族中小贵族墓葬,年代应在殷墟二期晚段。两墓所出"舌"铭铜器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舌"族铜器。从两座墓葬随葬青铜器的差异看,两座墓主生前在军队中应分属不同兵种。1933年安阳薛家庄出土"舌"铭铜器的殷墓墓主应属小胡村"舌"族一员,身份应为"舌"族高级贵族或族长。小胡村晚商墓葬随葬青铜器、玉器,罕见陶器以及普遍铺放朱砂的葬俗,与同时期殷墟及郑洛地区都有一定的差异。

宋代宗族风水观念与现代环境保护刍议

中国的风水说源远流长,在堪舆风水说的影响下,宋代的家族或宗族组织为了保护"龙脉"或"风水",禁止族人或外族人在祖坟山上或附近种植某些经济作物,禁止砍伐祖坟山上及其周围树木,有意无意之中避免了水土流失,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为了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而采取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措施,这些措施对当代的生态环境保护有着可贵的借鉴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