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说安大简《诗》中可能是“■”之字

文章认为安大简《诗·芣苢》末章末句“尃(薄)言”之后一字可能是“■”,读为训“收”的“卷”。简本“卷”与传本“襭”是两个近义的异文。

道之辩——以船山对双峰《学》《庸》解的评议为中心

饶双峰是朱子后学中最为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所关注者。针对《四书大全》所收饶双峰《大学》《中庸》解,王船山集中于与道相关之概念展开批判性诠释,以“忠信即道”反驳双峰“忠信之外有道”;以“道者率乎性,诚者成乎心”的道、诚之分批评双峰“诚即道”的诚道合一;剖析知与道、人道与天道、圣德与圣道、鬼神与道之关系,并就戒惧、慎独、敬等修道工夫对双峰说加以辨析。船山对双峰的批判解析上溯朱子及元代朱子学,体现了对朱子后学思想的重视与吸收,显示出双峰对船山思想的积极影响,表明船山学同样建立在层累式诠释朱子《四书》思想的基础上,而具有浓厚的朱子学底色。研究补充了对《读四书大全说》核心内容朱子后学之评的不足,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船山学,把握朱子学传承发展的思想脉络。

写本学视域下安大简《诗经》的几个问题

安大简《诗经》作为战国楚国写本具有明显的写本学特征。安大简《诗经》写本的国风次序、个别国风命名、个别国风篇目及写本分篇等方面均与孔子编定的《诗经》存在明显差异,体现出写本的流动性及个性化特征。安大简《诗经》的国风次序及个别国风的命名是战国时局在诗学上的投影与反映,体现了诗学与政治的统一性。战国时局的变化,是抄写者产生再加工《诗经》的动因,抄写者通过重新编排国风次序表达了某种政治意图。也许这种表达是完全被动的,如将秦排在第三位,也许是来自强秦的政治压力。而将矦、魏两国国风位置前移,则可能是出自抄写者自我意愿,因为这个抄写者很可能就是魏国人。矦风附记为魏国人所作,其性质为后世“跋语”类文字。安大简《诗经》又把今本唐风称为魏风,这是因为今本毛诗唐风实际上是晋诗的缘故。

元代杭州西湖书院刻书考辨

历来有关元代书院刻书研究,皆对杭州西湖书院刻书予以较高评价。本文重梳文献,考辨史实,细究西湖书院刻书详情,认为元代书院刻书是官刻书籍的补充,西湖书院刻书系江浙行省刻书的组成部分,该书院实际承担刊刻的书籍数量并不多,今存世者仅元人苏天爵所编《国朝文类》一种,其余以往认为系西湖书院所刻者,多为江浙行省及下辖诸路儒学所刻,仅置版于书院而已。西湖书院在中国书籍发展史上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它继承了南宋太学书版,元亡后这批书版又为明国子监所承继,使得宋代高度发达的版刻成就有了更多的直接传承渠道。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宋代宫廷藏书续考——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

宋代皇宫内除了有专门的藏书处所与皇帝个人读书宴息的殿阁外,自真宗朝起,创设了为前朝去世的君主建置专门殿阁,收藏其御书、御制与诗文著作、书法手迹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教,身体力行,加强自身读书学习,勤于撰作,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出现了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非前代之所及的局面,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发展。

古籍《诗经》中的鸟类古汉名考证

《诗经》中有许多鸟类古名与现代鸟名大都不一致,为了承救古文化,沟通古今,沟通中外,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诗文,笔者应用现代动物学与训诂学相结合的方法考证了《诗经》中记载的鸟类名称,把它们归属于现代鸟纲10个目、22个科,共42种.

宋代宫廷藏书考

皇室藏书是宋代官方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皇宫内,除有专门的藏书处所外,在皇帝处理朝政、公务的殿阁及日常生活休息的后苑,也贮有丰富的图书、书画,并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机构与制度,极大地方便了皇帝及皇室成员对图书的阅读、利用,对提高其文化素养,实施重文政策,进而促进宋代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古籍《诗经》中的鱼类古汉名考证

生物学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拯救古文化,《诗经》是我国先秦文化的精品,其中记载的鱼类有14种,多数种类古今称谓不同.本文运用现代动物学和训诂学的方法对其名称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沟通了古今,沟通了中外.

荀子《诗》学与先秦“诗传”

荀子是战国末传道兼传经之儒,其《诗》学与《毛诗》非属同一系统。他一方面阐释经典喻意,推进《诗》的经典权威化进程;另一方面又以《诗》证礼,推进礼的制度化进程。其通经致用的基本精神,为汉代今文学派开启了先河。荀子当撰有"诗传",《荀子》中存有的两种"诗传"的迻录文字,披露了荀子"诗传"的基本形态。

诗本义与《诗论》、《诗序》——以《关雎》篇为例看《诗论》、《诗序》作者

探明诗本义,对于正确理解《诗论》与《诗序》,判别其各自作者,有积极意义;区别《诗序》之大、小,同样有助于判别其各自之作者,并可加深对《诗》学传承与发展的认识。而诗本义,则历古以来多被义理之学所歪曲;《诗序》之大、小,自陆德明以来亦已不甚区分。

论《诗纬》对《诗经》的阐释

《诗纬》是形成于汉代的纬书的一种,与《诗经》相配。《诗纬》中对诗的性质的认识"天地之心",对《大明》、《四牡》等提出的"四始"、"五际"说,以及对《诗经》中的篇义、诗句的揭示、阐释和引用等,都表现出纬学的特点。《诗纬》对《诗经》的阐释,既是纬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对汉魏六朝的文论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新出史料看先秦“采诗观风”制度

出土简牍《孔子诗论》、《采风曲目》提供了重新审视"采诗观风"制度的新材料,提示这一制度在先秦时期确实存在。对民歌的采集和整理,是官方音乐机构的常规工作,尽管具体程式未必与汉代人描述的完全一样。所"采"所"观",首要的是乐曲,其次才是歌词。乐曲要经过加工,以符合雅乐规范和礼仪,但加工改造在原曲基础上进行,故而音乐的地方风格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经过贵族的简择和修改,歌词"知得失,自考正"的政治寓意也更加凸显,并在后来的儒家思想发展中得到强化。

“藏书楼”术语宋代文献记载考

"藏书楼"是中国图书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该文通过对曹勋的《松隐文集》、刘学箕的《方是闲居士小稿》、陈耆卿的《赤城志》、李昂英的《文溪集》、真德秀的《铅山县修学记》和应节严的《扬州州学藏书楼记》等宋代文献中有关"藏书楼"一词记载的详细考证,得出"藏书楼"术语起源于南宋的结论。

《韩诗外传》解诗说

以往认为《韩诗外传》引经史、采杂说,不是解《诗》文献。经过仔细梳理分析,认为《外传》是汉初三家解诗文献中一种独特体例。作为一种讲疏体例,在引诗体例,说诗的对象与解说方式的关系,“外传”与“内传”“说”“故”的关系,及解诗的方法和角度等方面的内涵和特点。

朱熹《诗集传》所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的主要成因——朱熹《诗集传》与南宋《诗》学革新精神研究之三

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南宋《诗》学革新精神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用全新的学术思想来研究《诗经》;二是懂得用文学眼光来研究《诗经》;三是注重以涵泳文本的方法来研究《诗经》。

上海博物馆楚简《采风曲目》与《诗经》学案

上博楚简《采风曲目》的出土,既说明我国先秦时期音乐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又说明我国先秦时期的音乐文学发展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尤其是宫廷音乐文学可谓蔚然成风。重要的是《采风曲目》的出土再次验证了周代采诗制度相当完善,"诗三百"诗乐一体以及南北音乐文学交融之成说,为《诗经》学案中的"采诗"说以及"诗入乐"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采风曲目》与《诗经》之关系有待我们进一步地挖掘与探讨。

宋明以来河南私家藏书考述

宋明以来,河南私人藏书家的藏书活动愈趋成熟,其于当地文化之传承与建构多有助益,然对河南私藏历史的考察,不当仅止于对河南籍私藏家进行标签式的罗列,其中更需厘清河南籍人与非河南籍人在河南的实际藏书事业,亦应区分河南人士在河南与在外地的藏书活动。文章针对河南私家藏书研究中的这一薄弱环节,从北宋宗室藏书群体活动所属地域的复杂性,宋明以来为官河南的外籍藏书家在河南的藏书事业,河南籍藏书家在外地的藏书活动三个角度进行考述,以明其与河南私藏事业发展的关系,为进一步探讨私藏对河南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撰述真实确当的地域藏书史奠定基础。

《四库全书总目》中的《诗经》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诗类”与“诗类存目”共收《诗经》研究著作 1 47部 ,对于从两汉至清乾隆时期《诗经》研究的特征进行了总结 ,尤其对宋、明两代的研究进行了批评。在批评思想上 ,《总目》坚持汉学正统观念 ,坚持“发乎情 ,止乎礼义”的批评原则 ,反对明代竟陵派诗学理论对《诗经》研究的影响 ,推崇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