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Characters in Cit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aking Dian-shi Zhai Pictorial (1884-1898) as the Core Research Object

Dian-shi Zhai Pictorial(1884-1898)is the earli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news pictorial in modern China,creating a new form with pictures and text.Taking Dian-shi Zhai Pictorial as the research object,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how the pictorial uses words to shape the image of characters in cities,especially the image of women,and analyzes the shaping of urban characters’identity,personality,social status,and behavior in different news reports,so as to understand the image of urban characters and civil activit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At the same time,the accurate use of words and the attitudes and values contained in pictorial have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modern media.

清诗总集丛考——以张文钺《来鹤集》等为中心

清代诗歌总集研究相对较少,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而读者一般不大注意。现就涉及《来鹤集》《江左三大家诗钞》《韬光庵纪游集》《韬光纪游诗册》《养素园诗》《国朝诗铎》《天台三高士遗集》等总集的若干问题予以考辨,供有关读者参考。

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自宋即有的宋诗选本是文人对宋代有一定影响力诗人的资料及其诗歌作品的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整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人及后人对宋诗的文学接受。清代宋诗选本不少选取了王安石的诗歌,研究清代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情况,既能对比不同选本所录王诗的篇目,大体还原王安石名诗在清代的形成过程,又能通过一些在清代影响深远的编选者对王诗的评价,了解清人对王诗进行取舍的依据和要求,从而明确清时期宋诗选本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概况。

明遗民集序书写的纪传与想象

别集序在文体初创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传记写作的传统。明末清初的遗民通过诗文来回应国家和自我身份认同等问题。这种回应体现在别集序的书写中,使其中的纪传部分更加注重真实性的表达。然而,由于别集序的主观创作空间较大,真实与想象的成分在遗民的别集序中交织在一起,这无疑影响了通过“知人论世”的传统批评方法所得批评主张的有效性。此外,集序作者往往通过个人经历的想象和性情的投射来塑造遗民的形象。这种塑造可能源于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也可能出于对经典文本的模仿。因此,遗民集序中的人物形象可能与他们的历史行为存在差异,这进一步影响了集序所传达的文学批评要素的接受和传播。

唐代歌录考辨

唐人作有不少歌录,两《唐书》未录唐人歌录的原因是缘于其追求雅正的修史标准,这从其对唐代燕射歌录和燕射歌辞的有意舍弃就已清晰反映。而这样的收录原则也直接影响到了后世歌录的编撰,如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就在燕射歌辞一类中对唐代燕射歌辞一首未录,而将其大量归入专收隋唐以来杂曲的近代曲辞。唐代歌录的留存样态较为复杂,唐人有时会把歌录叫作乐录,而有些收录歌辞的诗集却又不以歌录命名,有些名为乐府的典籍虽然也载录了一些唐人乐府诗,但又不一定是唐代歌录。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

作为清人编订的第一部大型宋诗总集,《宋诗钞》的面世契合了京师之诗学趣尚,并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在浙派的发展历程以及清初诗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究《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彼时诗风演进的一些动态特征。

论汤显祖早期诗风之“清”——以《红泉逸草》为例

《红泉逸草》是汤显祖最早的一部诗集,收诗76首,诗集整体展现出“清丽”“清虚”的风格特点。汤显祖早期“清”之诗风的形成与其早年受六朝“清”之审美风尚及道教思想影响相关,其诗作内容上对清新自然之山水风光及清虚淡远之空灵仙境的描绘,艺术手法上对清丽意象及色彩字、动词的灵活运用则使得“清”得以展现。汤诗这种“清”的特质打破了当时前后七子一味拟古蹈袭的诗歌风气,在明代诗坛上大放异彩。

宋人注杜的三种整理本考察

宋代杜诗学极盛,有“千家注杜”之誉。宋人对于杜诗的注释,是杜诗学史上的开创和奠基之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种宋人杜诗注释的整理本,分别代表了古籍整理的三种类型:《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在原本散佚较多的情况下辑佚而成的整理著作;《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是在原本基础上进行了正本清源、斠证发微、订讹掘隐工作,而与原本相较,成为了一种融合较多整理者见解的新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则是恪守古籍整理规范,重在校点勘误、旨在恢复原貌的精审著作。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晚清书院藏书目录的多种类型及其成因

晚清时期书院藏书建设蓬勃发展,据统计,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书院藏书目录数量超过以往各年代的总和。晚清书院藏书目录具有多种类型,在详略程度上,既有偏重“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提要式目录,也有只登记书籍基本信息的账簿式目录。在分类体系选择上,既有采用传统四部分类体系的目录,也有力图打破中西学壁垒、设置新分类体系的目录,还出现了以捐赠人为款目的捐赠目录。晚清书院藏书目录的多样性发展,主要受晚清书院藏书的渐进性及飞速膨胀、缺乏统一分类体系以及书籍购藏的不稳定性因素的影响。晚清书院藏书在变革过程中获得了多元发展,其藏书理论和实践蕴含着从传统迈向近代的必然性。

贞烈演绎:明清女诗人的绝笔诗

明清两代女性文学的繁荣蔚为大观。绝命诗作为特殊时期文本,对于研究女性心态及贞烈风气意义非常。女诗人面对离乱场景时投江、投崖、投井,毁容、自刎、投缳等行为选择说明了女性的主观贞烈心态,而这些文本的保存又彰显着被动的社会需求。从女性绝命诗的书写主题可以看到她们向完美的“贞烈才媛”靠拢的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馈了女作家们对于贞烈的定义。绝命诗的不断流传与社会需求桴鼓相应,与妇教闺训彼此滋养,加固了明清社会的妇德教化系统。

明清古籍及诗画中的茶花及其园林应用分析

茶花作为中国的十大传统名花和世界著名花卉,在中国有着近两千年的栽培和应用历史,其在中国的古籍、诗词与绘画中留下了诸多的科学和艺术记忆。在前人对唐宋诗画中茶花及其园林应用初探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明清时期古籍及诗画中茶花的发展脉络,为更好地探索茶花未来的创新性应用及发展方向提供借鉴。从搜集检索到的明清时期描写茶花的古籍、275诗首词曲赋以及部分绘画作品来看,明清时期的茶花品种多达百余种,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园林应用的植物素材;在园林具体应用方面,茶花在私家园林及寺庙园林中应用频次更高、形式更为丰富,并出现了茶花专类园的雏形;在配植植物方面,茶花与梅花、水仙、竹子的配植依然盛行,并逐渐发展出茶花与玉兰、牡丹、柏树等植物的配置模式。

清代西域诗中的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以《历代西域诗钞》《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

以《历代西域诗钞》和《清代西域诗辑注》为中心,对乌鲁木齐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人文社会等众多方面进行梳理,并归纳总结出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的内容、特点及内涵,以期能够更深层次地了解清代乌鲁木齐社会的本真。同时,挖掘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的城市文化书写,亦对当今研究乌鲁木齐的城市发展历程提供借鉴。清代西域诗中对乌鲁木齐地理文化的书写呈现出地名之多样、自然景观之奇、地域物产之丰的特点。通过对清代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城市文化书写内容的阐释,进而展现出城市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此窥见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及西域社会生活面貌,为西域文学和文献研究提供一个例证。

既为乱世民:甲申乱离诗初探

甲申年是明清易代中承上启下的年份,此际文人结合自身遭遇,创作了大量乱离诗。乱离之中听闻惨烈的“甲申之变”,让他们于身难之外更经受了一重心灵重击,诗歌中的情绪也在闻变前后有所不同。文人们亦用诗歌记录了乱离中见到的兵燹战乱,为易代变局提供了史书之外的细微记载。而乱离诗中体现的文人思乡之情,更可以为他们在易代之后的人生选择提供另一种注解。

刍议黄登《岭南五朝诗选》序中体现的编纂背景与思想

清代初期,在广东盛行编纂地方类诗歌总集的文化风气影响下,在自觉保存乡邦文献、延续岭南诗歌命脉意识的主导下,黄登编纂了现存广东省域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岭南五朝诗选》。《岭南五朝诗选》具有“人各有传”“阐幽表微”“多选国朝”的编纂特色,选诗注重“本乎性情”和“平澹自然”,在广东省清诗总集编纂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在野文人遭遇浙西词派——从吴敬梓看雍乾时期浙西词的下层进路

雍乾时期在现行清词史叙述中被忽略,成为“被遮蔽的词史段落”。考察这一时期浙西词派在下层文人群体中的影响有助于补充词史,勾勒更立体的词派流播与影响路径。吴敬梓活跃于清中期浙西词派重镇扬州地区,在与当地皖籍词人江昱、马曰琯兄弟等的交游中接受了浙西词派的词学主张和词风宗尚。他以姜夔为学词模范,大量创作咏物词,推崇浙西宗主朱彝尊标举的推尊词体理念。吴敬梓自觉建构“姜夔、张炎—朱彝尊—江昱、吴敬梓”的浙西词派传承统序并获得时人认可,可以确证其为浙西词派一员。从浙西词下层进路的角度观照雍乾在野文人的词学主张和创作是充实雍乾文人思想谱系和理解浙西词派影响力的可能路径。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从古诗视角看明清时期沧州运河区域经济

创作于明清时期的大运河古诗,真实记录了沧州运河区域经济发展情况。明清时期,沧州运河两岸农业发达,作物品种丰富,以小麦、红枣为大宗,农业呈现出鲜明的水乡特色。手工业以煮盐和酿酒为代表,盐业成为地方支柱产业和政府重要收入来源,沧酒驰名海内,并通过运河行销全国。大运河繁忙的水运带动了地方商业经济发展和市镇的崛起,同时也带来大量佣工需求,使得底层人民可以靠出卖劳力谋生。

江标藏书生涯述略

江标从小嗜书,他徜徉于苏州繁荣的书肆、书贾之间,又得苏州先辈藏书家黄丕烈、顾广圻的精神给养以及前辈叶昌炽等人的引导,由此产生传承苏州藏书家和藏书之学的志向。在游幕与仕宦期间,他朝夕研习版本目录书籍,并在与前辈藏家名士、同年同僚学友、各地书肆书贾的频繁往来中,进行了长足的实践。从江标的身上能清晰地看到,在晚清新学旧学交替之下,一个苏州的普通士子成长为著名版本目录家、藏书家的完整历程。这对研究清代的版本目录学、藏书史,以及探讨一个版本目录家的养成颇具意义。

张弼《东海集》版本考

张弼别集《东海集》是了解其生平为人与艺术活动的主要参考文献。《东海集》版本大体有两大系统,其一以正德十三年(1518)张弘至刻本为源,现存多为其补版后印本,又有周文仪本与日新堂本两种正德间翻刻本存世;其二以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张世绶刻本为源,以康熙三十六年嘉会堂增补重印本收篇最多,道光间又有张崇铭修补重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