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艺术形态与文化现象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地理空间为线索,讲述了大唐法师西天取经沿途的所见所闻,其中体现了人物塑造、故事设计、语言使用的艺术性元素,十分吸睛。本文从艺术形态、文化现象、文化因素对文本的影响等角度进行多方探究,探讨该文本表现出的神话传说、宗教文化、等级文化等现象,以期为现代学术交流提供参考借鉴。

“汉家”认同:唐诗创作的集体记忆建构

唐诗中的“汉家”一词,多用来指代、譬喻唐朝,或用来表达诗人对汉朝的追慕与感怀。作为一种流行的写作模式,“汉家”及相关意象在唐诗创作中的广泛运用,是一种集体记忆的表现。唐朝统治者的系列崇汉、拟汉举措,从制度层面建构了“汉家”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诗人运用“汉家”相关意象营造了“汉家”集体记忆的诗歌情境,完成了“汉家”集体记忆的诗歌建构。这种“汉家”集体记忆体现的是唐代诗人群体对以汉朝为代表的“汉家”文化的认同。

郭濬《增定评注唐诗正声》体例及其“平调”观述论

明末郭濬所编的《增定评注唐诗正声》,参考了唐汝询《汇集唐诗十集》合编明代具有影响力的唐诗选集的做法,将高棅《唐诗品汇》、李攀龙《唐诗选》两种唐诗选本用新的体例进行合编,且将李《选》独选的篇目及郭濬自认为属于唐诗“正声”而高、李二人漏选的篇目增入。注释及评语方面,高棅《唐诗正声》原编收录评语计27家,以唐宋间最多。而郭濬本精选评语23家,以明代评语最多,高氏所收评语大多汰去。此外,郭濬又将高、李两种选本中属于“平调”的诗作别编为附录,附于每卷之后。选诗的增删和评语的辑选,体现了郭氏作为晚明唐诗选家有别于明代前期以高棅、李攀龙为代表的审美标准。

清人“三四拗救”说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

明代平仄格谱与“二四六分明”口诀的出现奠定了明清近体诗律体系的基础,也将唐近体诗常用句式“平平仄平仄”排除在标准句律样式之外。为此,清代学者提出“四拗三救”与“三拗四救”两种方案以重建“平平仄平仄”及其衍生句式在唐近体诗中的合法性。然而,通过史论考辨与量化分析发现,清人“三四拗救”说存在理论上的局限。《全唐诗》中“平平仄平仄”的节奏以“2+3”为主,在削弱第四字节律地位、改变音节长短的同时延续了汉语诗歌平仄相间的审美追求,体现了句律节奏受语法结构与韵律传统的双重影响。“二四六分明”的归纳与“三四拗救”的补缀反映了明清学者在致力于建构统一诗学规范下对唐近体诗律的误读、规约与再造。

论明清方志中古代藏书史料价值

明清时期方志编纂繁荣,且多留存至今,虽然方志中没有设立“藏书”一门,但是相关门类中保存了大量的藏书史料。通过这些零散的藏书史料,可以勾稽出古代藏书家的生平事迹和藏书活动的风貌,可以考知古代藏书家读书治学的感人情形,还可以辑录出数目可观的藏书诗文,丰富古代藏书文学的研究内涵。

元人诗文集中塞外霞城书写的文学地理空间

元人诗文集中,在四海混一的文化认同和天下一家的族群归属大格局下,广袤版图与多方民俗的山水风土书写可以并行不悖,其中有关上京纪行诗的许多篇什中都涉及一个重要的塞外小城--霞城赤城县(今河北张家口市北)。这一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不仅是当地难得的历史遗存、乡邦文献的绝好佐证,也是其文脉流衍的重要载体之一,对于研究此一阶段、此一地域的多元文化交融、民族团结、乡邦文化,均意义非凡。

龚敩《鹅湖集》文史价值研究

明初鸿儒龚敩通经博学,传世作品《鹅湖集》六卷是其一生思想和学识的重要体现,文史价值不可忽略。他的诗歌继往开来,与陶渊明、杜甫二人渊源深厚,洋溢着浓郁的文学情采。散文更可作为研究明代政治时况的史料佐证,尤其是他对江西省上饶市民俗风情、地方实事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总体来说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国史之失和方志之缺。

地之子李广田的诗性之思——以《画廊集》为例

李广田作为乡土文学作家,其散文创作主题大多是民间风俗、人文风情,以及故乡风景。他的作品充斥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质朴,看似用词简单平实,但每一处都经过了精雕细琢。他在《画廊集》中收录了大量以赞美自然风光和抒写乡土情怀为主题的经典散文,如《野店》《画廊》《秋雨》《黄昏》等,使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和大量的景色描写,寓情于景,使读者能够明显感受到作者对于故土的思念和情感的寄托。同时,《画廊集》还包含了许多对于人物的描写,如《记问渠君》一篇反映了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彷徨及底层劳苦人民的艰辛与无奈。而《画廊集》饱含了作者对于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以及对自然风情的赞美和热爱,是现代散文殿堂中一条极具特色的乡村画廊。

数字人文视角下《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研究

[目的/意义]基于数字人文的视角,通过数字工具对《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网络可视化展示与分析,为人文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方法/过程]通过对《全唐诗》贬谪诗人数据的采集、清洗,通过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检索贬谪诗人的社会关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对贬谪诗人的社会关系进行可视化展示与分析。[结果/结论]从《全唐诗》贬谪诗人的总体社会关系、核心人物及其网络特征、社会群体模块等方面进行探究分析,以帮助人文学者对《全唐诗》贬谪诗人社会关系进行深入解读。

从别集编纂看“文”“学”关系的嬗变

六朝隋唐时期确立了别集仅收单篇辞章、不录学术著作的编纂体例以及诗赋在文体谱系中的核心地位,体现了文学独立、自觉以及与学术分离的进程。宋代以后,这种传统体例被不同程度地打破。到了清代,甚至出现大量专收学术论著的别集。这种变迁,为考察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如诗赋辞章地位的升降、“文”与“学”的离合变化等,提供了十分有效的视域。

传记辞章化:一个学术判断的历史维度与阐释效应——三论唐人传奇的文体特征

"传记辞章化"是唐人传奇的核心文体特征。作者就其这一学术判断的历史维度和阐释效应加以申说。就历时态维度而言,六朝的文笔之辨凸显了辞章与子史的文类差异,一方面赋予了传记与辞章以不容混淆的特色,另一方面也使传记与辞章的融合成为可能,这一史实表明,"传记辞章化"只能发生于六朝之后,将传奇小说成熟的时代提早到六朝或六朝以前的说法缺乏充足的理由。就共时态维度而言,唐人传奇与韩柳古文兴盛于同一时期,两者孕育于共同的文学风尚并为这种文学风尚推波助澜,区别在于,唐人传奇是用辞章来改造"笔"中的传记,韩柳古文则是用辞章来改造"笔"中的论说。就阐释效应而言,"传记辞章化"立足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情形,在阐释小说史时可以对唐人传奇与中唐古文运动的关系说得更加切题,可以避免"以西律律中国小说"的常见失误,也为分析宋元明的传奇提供了一个坐标或参照系,有助于划分传奇小说发展的世代并揭示不同世代的特征。

论《唐诗品汇》一书编纂的思想资源及创新点

《唐诗品汇》编成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历来,人们多重视该书保存唐诗之价值和宗法唐诗之功用,而对其编纂思想本身较少注意。总的来看,《唐诗品汇》编纂的思想资源大致有三方面:(一)南宋以来宗唐抑宋的文学风尚;(二)闽中本地的诗歌创作批评传统;(三)对早前唐诗诸选本之借鉴创新。而其创新点主要表现在编选体制和评价体系等方面。

《白氏文集》“古体”与“古调诗”之关系

《白氏文集》卷11卷首体式标注之"古体",与同属感伤诗的卷9、卷10之"古调诗"是同体异名,均指五言古诗。《白氏文集》卷11卷首之所以标为"古体",而非此前诸卷所标之"古调诗"与《白氏长庆集》的实际编撰者元稹诗体分类观念和诗集编撰方式的新变有关。从元和中期开始,元稹就减少了讽谕寄兴作品的创作,与之相应,他在元和末年及长庆初编撰诗集时也不再使用"古讽"、"乐讽"和"律讽"等诗体名称。至长庆四年(824)编百卷《元氏长庆集》时,元稹则将以前创作的讽谕寄兴之作归入"古诗"和"乐府",将非讽谕题材的五言古诗归入"古体诗"和"伤悼诗"。基于同样的考虑,元稹在同年稍后编《白氏长庆集》时,就将白居易新近创作的感伤诗,且为五言古诗最后1卷的卷11,标为"古体",而非沿用白居易原先自编诗集时所用的"古调诗"。这不仅反映了元稹本人创作趣味和诗体分类方式的转移,与元和中期至长庆末年白居易五言古诗创作题材的嬗变也是相合的。

略述清人对汤显祖诗文的评价

清人对汤显祖诗文的评价,主要呈现四大特点:一是官方性,主要体现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明史》的评价。二是综合性,主要体现在文人学者为汤显祖诗文集所作的序中。三是具体性,主要体现在一些学者对汤显祖具体诗、文的评价。四是广泛性,即对汤显祖诗文等进行评价的参与者众多。

由皎然与高仲武对江南诗人的评论看大历贞元诗风之变

《中兴间气集》与《诗式》先后出现于京城与江南两个地区 ,两书对江南诗人创作不同的评价正反映大历至贞元初诗风的变化 ,表明地方性诗风已上升为主流诗风。高氏的评论是对大历京城诗风的总结 ,是对王、孟清雅范式的传承。皎然诗论及江南诗风就是对已近于僵化的这一诗歌模式的解脱 ,内容上多奇景怪事 ;在语言风格上 ,以口语素词洗脱前期精丽典雅的“时俗”之调。这一变化对中唐诗歌的发展影响甚大。

明末的唐诗整理与唐诗学倾向

明末的唐诗刊刻多全集、多中晚唐诗集、多汇评合刻本;有明显的整理意识,表现在全唐观念、补充观念、汇总观念;在唐诗学方面,宗尚态度走向调和折衷,研究视角发生转换,批评话语得以更新,出现了分尊四唐或四唐各有其美的多元化倾向。

白居易的科考及科举观

白居易是唐代科举制度的实践者、探索者,曾有过"十年之间,三登科第"的壮举,先后以进士科、书判拔萃科和制科登第。白居易于试前苦节备战,有的放矢针对试项拟制私试、自难自砺。他试前拟作的赋、判、策成为科场士子追捧的范本。白居易赞成踏实勤奋的应试态度而反对浮躁请托之风,并从惟才是举的观念出发要求打破常限,不拘身份延揽人才。因深知科场艰辛不易并秉持宽怀息事的态度,白居易对科场弊案中的参试举子及涉事考官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同情理解、体恤宽恕。

唐代僧诗概论

唐代僧诗是整个唐诗中特殊的一部分,它的存在是唐佛教兴盛、诗歌繁荣,并相互影响的结果。作为其主要创作者的诗僧主要出现于中晚唐的江南地区,有着文士和僧人的双重人格。唐代僧诗以其独特的文学品格对唐诗的繁荣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对《全唐诗》校勘、辨重和辑佚的文献价值

南宋陈起编《江湖小集》中的释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历来少受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虽然《全唐诗补编》、《全宋诗》从中辑出了部分诗人的佚句,但对其文献价值尚无人研究,本文拟就其对《全唐诗》的校勘、辨别重出作品和辑佚作一些探讨,挖掘绍嵩《江浙纪行集句诗》被学人忽视的文献学价值。

高棅的“四唐七变”说

《唐诗品汇》承接并改造了严羽、杨士弘之说,对唐诗"诗体"流变作了历史性的概述,确立了唐诗演变的"四唐"概念。可见,高棅在对"四唐"诗歌源流体制的分辨中包蕴着较为丰富的"诗变"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