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一个“产品-制度”分析(PIA)框架

在重新分析有关集体行动的各种经典描述和简化模型的基础上,首先从资源/资本、人性、产品和组织四个角度分别探讨了为当前学界研究所忽视的导致集体行动困境的各种深层原因;进而,在抽象社区和五个基本社会行动者的简单理论假设的前提下,从“产品-制度”分析(PIA)的角度系统探讨了解决集体行动的各种理想模型——四种自主治理模式(社区治理模型、俱乐部治理模型、优势群体治理模型和私有化治理模型)和四种他助治理模式(政府治理模型、企业治理模型、学者型治理模型和伦理道德型治理模型),描述了集体行动的社区治理类型树,主张在各种理想或元模型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多元协作性社区治理机制来解决社区集体行动困境;最后,通过对社区内外因素、社区内部机制、“产品-行动”框、行动者在特定外部影响因素下的选择机制,以及产品性质和其他特征如何影响博弈理论分析框架的诸种变量的逐一分析,发展了不同治理模式选择的规范模型(同时可以看作是一个基本的政策或决策分析框架),并进行了简单的例证分析。

论集体经济组织吸收新成员事项的立法规制--以湖北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地方实践为背景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后,应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中对潜在新成员类型化为国家安置的移民、现有成员的子女和配偶以及其他自愿申请者三种。但上述潜在新成员并不宜全部通过集体自治的方式取得成员资格。对于国家安置的移民,应明确规定依法取得成员身份,但自愿投靠亲友并放弃安置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者除外;对于现有成员的配偶、子女,应规定其申请成员身份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得拒绝。同时,在立法中应明确,成员的配偶、子女取得成员身份后,仍属于相关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户的“家庭成员”。对于上述两种类型之外的其他自愿申请者,应尊重集体自治,而不宜在立法中强制规定取得成员身份的“对价”。同时,应将表决方式限定为“人头多数决”。

农村集体经济混合经营的实现路径:基于陕西省礼泉县袁家村的案例分析

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是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通过理论演化与袁家村案例分析,提出了农村集体经济混合经营的实现路径,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以混合经营方式运营集体经济,能发挥集体经营、家庭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的各自优势,产生资源协同效应,有助于“共建”和“扩建”农村集体经济的公共池塘资源,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第二,建立自主治理体系,能化解无序、恶性竞争开发公共池塘资源可能造成的“公地悲剧”等问题,实现家庭经营、合作经营、集体经营、企业经营的相容发展,有力维系混合经营稳定发展。第三,即便在混合经营中集体经营也大有可为,村集体在生产服务供给、村社内部动员、规则制定与实施等公益性较强、外部性较高的领域作用效果明显。袁家村的经验显示,在产业化运营、品牌营销等市场化程度较高领域,适宜由企业等市场主体运营管理。主要政策启示是要大力支持农村集体经济混合经营,强化乡村治理,大力培育乡村精英,营造集体合作文化等。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思想的理论价值

作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奥斯特罗姆立足于自身对制度供给问题的深刻理解之上,专注于人类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能力,为解决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与走出由集体行动所引致的诸多困境开辟了另一条路径。可以说,自主治理思想冲破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窠臼、扩展了现有的制度理论,对现实情境中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可持续地使用资源提供理论指导,并为公共治理的多中心模式奠定了基础。奥斯特罗姆的相关成果让研究者不再坚持主张借助于政府管制或外部强加的个人产权的私有化,是避免“公地悲剧”非此即彼的唯一途径,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具体包括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变革、传统制度分析视野的拓展、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完善、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奠基石等方面。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述评

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产生于深刻的理论分析与丰富的实证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影响个人策略选择的4个内部变量;自主治理的具体原则;自主组织的制度设计。自主治理理论的理论价值在于其发展了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架构,实现了人性利己与利他的结合,拓展了传统制度理论的制度视野。实践价值是有利于解决公共资源治理的困境,有利于提供公共物品的供给,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此外自主治理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其适用对象的有限性,适用政治体制的有限性和适用自治组织的有限性。

集体行动:探索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主体因素

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离不开有效的自治基本单元。以集体行动为主体因素探索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要考虑群体规模与利益关联度两个关键变量。群体规模较小,利益关联度较高,便于集体行动,利于自治基本单元的形成。将集体行动单元作为自治基本单元,利于村民自治有效开展。

集体行动困境的产生与化解

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西方学者根据生活世界的反映,建构了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的三种理论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针对如何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难题,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可以将之归纳为四种方案:霍布斯的第三方强制力即政府方案、市场方案、社会资本与综合自主治理的方案。通过对这四种方案优缺点的分析,建议把经济学和社会学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解决方案。

“文化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建构全面深化改革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为”

当代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关键期,由经济改革必然带来的"文化转向"为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创新的土壤比创新本身更重要;发展的方式比发展本身更重要。改革需要建构一种发展的土壤,而这个土壤就是一种具有核心价值认同的社会文化整合机制。从深化改革的视角我们可以认识到"文化治理模式"建构的时代价值;从全球竞争视角可以看出本土化核心价值建构的理论意义;从文化认同感和"集体良知"建构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治理模式"承担着群体社会价值重塑、文化权威重塑和现代人伦理重塑,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具有民族共同价值内核的重任。

地方自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嬗变——从政治意义上的自治到法律意义上的自治

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特定的地方自治观,它构成了近代中国地方自治观念及其嬗变的前见和基础,在西方地方自治学说传入中国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占居主导地位的地方自治观。西方自治学说的影响不在于全然颠覆中国传统自治观的政治内容,而是赋予它地方自治团体的法律上的人格化形式。因此,地方自治西方移植说只有针对法律意义上的团体自治才能成立。我国的自治学说直到民国中后期才完成从政治意义到法律意义的转变,并相应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法学学说形式。地方自治团体的概念是近代中国地方自治学说嬗变的最大收获。

民间商会的筹资能力与治理机制:以温州为一个支点

作为民间商会,温州行业协会的经费筹集能力较强、筹集方式多样。影响温州行业协会经费筹集的主要因素有行业协会的自主性程度、产业规模与行业企业构成、行业协会的治理机制与服务水平。在经费筹集过程中,温州行业协会与政府和企业发生了良性互动,规范了运行机制。为进一步提升民间商会的经费筹集能力,现阶段急需改变会费和赞助费的缴纳方式、拓宽经费来源渠道、优化行业协会的组织结构和完善行业协会的治理机制。

业主自治的本质与实现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商业化住宅小区内共有部位形成的共有产权以及共同的生活区域所需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构成全体业主的共享资源。由于排他性的困难,共享资源的治理一般被视为“多人囚徒困境”的博弈场景,因而业主自治制度的本质就是实现共享资源自发治理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文章从现实生活中制度培育与演化角度,认为业主自治制度的实现需要契约和治理结构等正式制度以及群体规范等非正式制度的结合作用,并具体讨论了各自的主要内容和运行机制。

村民自治嵌入下农村公共水资源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演进

依托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设计公共水资源治理的集体行动逻辑分析框架,以山东省邹县小规模流域为对象,对村民自治嵌入下的农村公共水资源治理集体行动的逻辑演进展开分析。研究表明:公共资源的产权属性、村民自治偏好以及共同体规则的形成存在着规律性的逻辑关联。在农村公共水资源诸要素呈现新样态的今天,应快速建立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最优共同体治理规则,有效回应村民治理需求,实现公共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对策包括:唤醒村民的公共意识;树立公私有序的价值理念和内在推力,实现村民自治与正式制度间的良性勾连;统筹规划三次产业、城乡、村域的公共水资源配置;根据村庄差异提供个性化公共服务,建立有效补偿机制。

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村民集体行动逻辑探析

村民自治为广大村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活动提供制度性平台,动员分散经营的村民形成集体行动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是一个富有价值且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奥尔森等人基于不同的思路均注意到小群体比较容易实现集体行动,村庄作为一种小群体行动单位,曾经以其特有性质为村民集体行动的实现提供了平台,但随着社会的转型,村庄也正在剧烈变迁之中,直接影响着村民集体行动的达成。

城中村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基于西头新村自发合作治理的个案研究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深圳成为全国唯一没有农村的城市,也使深圳市成为全国城中村数量最多的城市。城中村有其历史作用和价值,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深圳市政府把城中村的改造治理提上议程。在"强政府-弱社会"的背景下,城中村的改造治理往往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法。因此,很少有村民自发合作治理的集体行动发生。本文利用西头新村这一天然田野实验室,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视角,来探讨在无公权力和开发商参与下,自发合作治理的集体行动得以形成的机制。在"利维坦式"和市场化之外,为城中村的改造治理提供新的视角。本文认为在改造治理过程中,政府应转变改造治理的思路和更多地兼顾流动人口利益,为这些流动人口提供居住之所。

自治+公助:农村集体养老模式探析——以浙江省瑞安市陈岙村为研究案例

农村人口的高流动性、旧村改造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使得许多农村老人在失去土地后又失去独立的养老空间,原有四代同堂共享天伦的传统养老模式难以为继。为解决老龄化时期农村养老难题,浙江省瑞安市陈岙村老人公寓以村两委为大家长,以村老协为管理者,采用自治+公助方式,使其兼具家庭养老、社区居家养老和村办养老院的功能和特点,从而成为农村养老一种新的有效模式。但受养老保障制度、养老政策、村集体经济、养老服务质量等因素制约,这种集体养老方式的品质仍有待提高。为此,建议建立村民养老专项基金,固化村级养老的经费保障;加强政府养老扶持力度;深化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促进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

论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策划马来亚联盟的动机

太平洋战争时期,英国做出了一个对战后马来亚历史发展有深远影响的决策:分解海峡殖民地,将马六甲、槟榔屿与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合并成马来亚联盟,剥夺原来马来统治者名义上的主权,将马来亚地区彻底变成殖民地。英国正式发表的政策文件声称,建立马来亚联盟的意图是将马来半岛地区融为一体,增强其防卫能力,提高行政效率,为将来马来亚自治做好准备。许多学者赞成英国官方的说法。档案材料显示,促进自治,增进安全,都是英国当局用以对付国内外舆论、应付国际压力的借口,英国的真正意图是要重新占领马来亚,恢复殖民统治,利用马来亚重要的经济和战略资源为英帝国服务。

论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的前瞻性问题

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完善基层民主,真正实现村民自治,已成为共识,只是在修改方案上存在分歧(小改、中改、大改)。从我国目前的立法现状来看,农村集体组织包括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和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缺乏相应的组织法,实践中是否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其与村民自治组织关系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已经对基层民主的实现和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产生障碍。因此,如何定性村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成为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面临的前瞻性问题。本文以两者应该合而为一为出发点,阐述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相关具体问题。

超越“集体行动困境”——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组织理论述评

自主组织理论是在对传统集体理论的批判分析中形成的,它集中探讨了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怎样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集体行动困境"。自主组织理论可为我国治道变革中面临的公共资源可持续利用、基层民主建设和非营利组织发展等问题提供一些借鉴,但必须考虑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自身特点与影响。

广东职工民主参与三十年

企业职工民主参与是我国基层群众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30余年来,广东在职工民主参与方面做出了许多重要努力。广东珠三角地区通过直选企业工会主席、探索区域性行业性职工代表大会、采用ISO9000标准推行厂务公开、在国企改制中试行职工参股、在非公有制企业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等方式,展现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形象。面对日益复杂的劳动关系,广东省各级工会仍需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不断推进工会工作的新发展。

基层社区公共物品供给的自我实现——以S市三个城中村治理为案例的分析

传统理论认为公共物品供给因市场失灵而只能由政府实现。基于三个城中村的追踪观察,文章运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公共物品供给集体行动发起、追随和实现过程,特别刻画了能人动员在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中的重要作用。理论和案例分析发现:个体财产收入等初始禀赋越高、预期获得的声誉越大,就越倾向于选择发起集体行动;个体依赖公共物品产生的效用越大,就越倾向于选择发起和参与集体行动;集体行动一旦发起,引入惩罚机制可显著降低追随者的参与门槛、减少搭便车行为。因此,基层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除了政府、市场,还可以由群体自组织实现,这为“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等公共政策设计提供了学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