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愿退出集体经济组织股份的理论逻辑与制度构建

集体成员自愿退出集体经济组织股份作为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至今因自身生成机理不清而导致对外流转可行性不明,进一步造成其实体及程序适用条件混乱。对此,应围绕现行法规及维护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初衷,肯定集体经济组织股份本质为收益分配权,不含成员权利。在处理集体成员、集体经济组织、外部成员三个核心利益主体矛盾时,应紧紧围绕维护集体所有制的诉求,系统梳理农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组织股份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就此可得,平衡各方主体利益时应以偏重集体成员利益与发挥集体股份经济职能为基本原则。循此逻辑,应肯定集体股份对外流转的可行性,同时为防止社会资本侵蚀集体所有制,应适度对社会资本持有的股份予以期限及比例规制,赋予集体成员优先购买权。通过以上种种举措,可推论出集体成员自愿退出股份不应给予实体束缚,但程序上应调整为以户为申请单位,并给予集体经济组织审核权,以保障集体经济组织真正实现市场化运转。

论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的法律逻辑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形成了农村集体收益分配规则的基本框架,但第四十条第三款“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权量化”的立法授权,提出了新的解释难题:其一,什么是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的财产基础,即“分什么”的问题;其二,如何实现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的公平、合理,即“如何分”的问题。进而,应当解释农村集体收益的分配范围,即“分多少”的问题,并从理论上进一步校正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的法律逻辑,即“按什么分”的问题。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的财产基础是集体经营性财产的收益,而非集体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集体财产的收益。可分配的农村集体收益应当依据集体资产股份进行分配,而集体资产股份的多样化实践形态需要经由兼容性逻辑予以归正,从而形成以集体资产股份的公平配置为基础、以其他股份的效率性利益实现为延展的农村集体收益分配机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农民收益分配权实现的困境与破解

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农民的法定化权利,确保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落实到农民个体身上是实现集体收益分配制度的根本宗旨,是农民个体更多分享改革红利的必然要求。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入市收益分配权的实现成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心问题,应从破解“熟人社会”人情难题的有效举措、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从村委会中剥离、制定可行的收益分配自治规则、推动内外监督相统一等路径来进行收益分配制度的优化,助推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产制度构建的法律问题探究

财产制度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确立和完善的核心。从财产构成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质上存在以土地所有权等资源性资产为基础和以财政直接补助形成的财产为基础的两类不同形态。资产“三分法”意味着集体经济组织对不同财产享有不同权利。兼顾集体经济组织公有制财产的所有者和财产经营管理者双重身份,需要区分不同的财产类型赋予经营性资产等以债务清偿能力,并防止滥用财产权利损害集体成员利益。集体财产收益分配关系确立的核心是集体成员资格的明确界定,复合型的成员资格界定规则符合法律逻辑和现实需求。股份化的收益分配关系不利于成员参与,应当完善按股分配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集体收益分配权的规范分析

随着《乡村振兴促进法》的颁布,此前属于政策话语范畴的集体收益分配权转化为现行法中的独立法律概念。可以“集体收益”为切入点,从权利客体、权利主体、权利性质三个方面解读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权利客体的集体收益,宜解释为集体资产收益而非集体财产收益,集体收益的范围不包括集体劳动收益且不限于经营性资产收益。集体收益分配权的主体宜解释为集体成员而非农民或农户。集体收益权的性质宜解释为债权而非成员权中的参与权。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入股收益分配模式的探索

在总结各地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入股方式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制企业的股份组成,对土地入股联合经营和委托经营2种模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并相应设计了2种入股模式的收益分配方法,为今后农用地使用权入股模式的选择和收益的分配提供了参考依据。

发展权视角下的农村宅基地退出增值收益分配研究

宅基地发展权为一类具有增值收益的产权,其归属应从其增值来源和产权特性两个角度进行分析论证,即宅基地发展权既不能完全归私有,也不能完全归公有,而应该在二者之间取得合理平衡。基于该分配角度,以土地发展权的视角探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宅基地发展权的权能分配以及土地增值的全过程,构想将宅基地发展权分为集体建设用地发展权与市地发展权两个层次,并以此构建土地增值收益的效益函数模型。在该权能分配理论的指导下以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对集体经济组织、地方政府以及开发商三者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进行了测算,得出测算分配比例为26.89∶42.33∶30.78,集体经济组织分享的集体建设用地发展权价值为201.44元/m^2,是正常征收的2.24倍。以产权为基础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更加体现了补偿公平的原则。

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驱动模式研究

从驱动力的视角,目前我国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实践可分为外驱式和内驱式两种模式。前者是政府主导,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后者是农民自主,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模式在主导力量、核心机制、入市类型、产权属性、优劣势等方面都有所区别,它们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一种替代关系。未来我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的原则,依靠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协同作用,走诱致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制度变迁路径;要尽快建立集体建设用地合法入市制度,合理分配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和流转的收益,培育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市场,妥善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并积极探索"政府主导+社区自治"的新社区发展模式。

论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信托流转之制度建构

我国土地制度改革应当坚持渐进式改良的路径,继续坚持土地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通过完善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方式以满足社会建设用地需求。信托是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有效且高效的流转方式,其基本制度构造应当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作为委托人,将农户分散土地区域性集中委托给政府出资设立的、非营利的信托机构,再由信托机构对集体建设用地进行必要整理后转让给实际用地人使用;信托收益按照一定比例在农户、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分配,政府不参与信托收益的分配,只能依法征税;政府在整个过程中要建立健全土地市场准入管制、流转市场动态监测、农民社会保障等制度,承担起保障、调控、风险监管等职责。

上海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维护农民权益的实践与思考

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上海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注重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农民权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过程中,上海应以改革的举措创新、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加强农民基本权益的物权化保障,真正让农民共享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成果。

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偏低问题研究

企业收入分配权引发的问题,同财产权中的决策权、经营管理权有因果关系。在企业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中,"共赢"的制度规则将使企业分配带来"共赢"的结果,反之则相反。因此,调整企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关键在于保持外部约束的"刚性",促使企业对资本财产权中的决策权和经营管理权加以调整,以此实现属于劳动者的企业增量收入分配权。

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在我国土地用途规划及管制制度下,市场配置与宏观调控双重作用于集体土地之上,集体土地发展权呈现出公权力参与性、动静结合的可持续性、独立性、潜藏性、消极性以及与集体成员权结合性等特点。目前存在土地规划编制精准性、合理性不足,城乡二元土地制度的双轨性问题凸显,集体经济组织存在失去土地发展权益的隐藏性风险等问题。而且集体土地开发利用权的限度及供后监管缺少法律支撑。发展权实现方式拘泥于传统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模式,缺少对于股份合作及收益证券化等实现方式的利用。集体土地发展权的实现需要以精准化合理化的土地规划为前提,兼顾积极与消极状态的权利保障,在此基础上形成静态补偿与动态收益相结合的集体土地发展权制度。

农村集体收益分配权研究

集体收益分配权应是农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但是由于法律法规对如何处理分配纠纷的规定不尽明确,导致该权利的行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笔者从集体收益分配权产生的背景出发,分析该权利的性质,界定其主客体和内容,并对集体收益分配权的权利行使方式及保护应采取的相应措施提出合理的见解。集体收益分配权是我国农村集体组织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存在至少有三个必要前提,一是集体组织有可分配之财产;二是集体组织之"公"与其成员之"私"要有明晰的区分且相对对立;三是制度保障(法律保障)。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补偿费的法律机制

为保护农民的集体收益分配权,构建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土地补偿费的法律机制极为必要,应确立尊重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利益原则与民主议定原则,并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财产权逻辑确定分配主体为集体成员会议,分配对象为集体经济组织和成员,分配标准需区分所征收的是否为承包到户土地,并由集体成员会议选举产生分配委员会以执行分配决议,同时建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的前置程序,以为农民个体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济。

农户分化、乡土依赖与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

基于3个农村改革试验区716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农户分化、乡土依赖对农户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的不断分化并未提高其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分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继续持有集体收益分配权,土地、宅基地的退出对集体收益分配权退出意愿未产生显著影响,但对所在村的心理依赖水平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即在集体收益分配权的退出中,对其退出意愿产生影响的更多是农户对乡土的心理依赖,而非现实依赖。这要求在进一步探索中,既要有改革的紧迫感,完善退出机制,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户理性退出集体收益分配权,也要有历史的耐心,充分尊重农户的乡土情结。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法律问题研究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立法与实践中重大冲突的背后有着深刻的主客观原因。作为重要参与主体的政府一方面出于耕地保护等公共利益的考虑在立法上严格限制其流转,另一方面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政府在政策上又对其放开。这无疑是一种因噎废食、投鼠忌器的做法,也导致了当前土地流转市场的混乱。尽快修改、制定相关立法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依法流转并从制度设计上来防止公共利益受损才是当务之急。

进一步完善分税制的思路

中国的分税制改革经过七年的运行实践已初见成效 ,但也暴露出许多不足。基于现行分税制存在的问题 ,借鉴国际经验 ,结合我国实际 ,提出进一步完善分税制的思路。

基于发展权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研究--以江苏省赣榆区为例

基于土地发展权视角分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的形成机理,提出按照利益主体对发展权实现的贡献度进行入市增值收益分配的思路,构建增值收益分配模型,并以江苏省赣榆区为例,综合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熵权法和层次分析法对赣榆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比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土地发展权实现的过程,用途变更权、强度提高权和流转交易权分别对应用途性增值、投资性增值和供求性增值。将发展权量化,得到区政府、镇集体、村集体和农民对入市发展权增值收益的实现程度,计算得到赣榆区入市增值收益分配的比例为:区政府23.57%,镇集体13.97%,村集体24.72%,集体成员(农民)37.74%。而现实中镇集体的分配比例达到30.28%,镇集体收益分配比例明显偏高。从显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价值增值,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以及提高入市增值收益分配科学性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深圳市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路径探索——由“凤凰”社区原集体土地入市引发的思考

深圳市凤凰社区集体土地入市实现了集体土地入市的新突破。探索了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新路径,有效解决了城市化土地历史遗留问题,明晰了产权关系,破解了产权僵局、利益分配困境和城市规划实施的困境。该模式对保障集体和农民财产权益,以及多元化的征地补偿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参考。

开展农村“三权”依法自愿有偿退出的实践与思考

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鼓励有条件的农民退出“三权”,不仅满足了农民的诉求,而且过程平稳有序,达到了政策的预期目标。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积极鼓励已进城落户、有条件的农民退出“三权”。要加强顶层设计、推进理论创新、支持先行地区开展试点,努力探索制度清晰、补偿合理、风险可控的“三权”退出机制,为全面推进这项改革探好路、把好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