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上“敲门”到迎接解放:民国元老颜惠庆的道路抉择

在1949年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转折关头,民国元老颜惠庆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道路抉择。他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完成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上海繁荣,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敲门”。他同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入交谈,不仅完成了“敲门”任务,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他关注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希望其“敲门”成果得到实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颜惠庆顶住蒋介石的压力,留沪迎接上海解放,为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作出努力。上海解放,表明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颜惠庆留沪迎接上海解放,表明他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美国政府与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

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均产生巨大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之发生变化。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美国政府发起“和平攻势”,要求蒋介石退位、让李宗仁上位进行国共和谈。为了使中共同意举行和谈,美国政府企图通过联合国调停。为了阻止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政府提出谈判“划江而治”和联合政府两大问题。中共反对“划江而治”和有反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故美国的企图不可能得逞。美国政府见此,要求李宗仁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其“和平攻势”转到竭力遏制新中国的政策上来。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争取合法地位的斗争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坚持独立自主发展方针的前提下,通过与国民党谈判、反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及联合其他抗日党派等途径的斗争,争取自身合法地位。虽然国民党始终不愿也没有从法律层面承认中共合法,但中共在上述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保障了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事实上的合法地位,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对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并最终发展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从“两个结合”看中国共产党对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的理论对于开展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具有现实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和卫生工作的实际需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际物质效用,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进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了中国力量。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理路

“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思考这一重大命题,可以从“何以可能”“何以必须”“何以实现”三个维度进行审视与建构,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发展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应坚守正确政治立场,秉承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用胸怀天下的世界眼光锚定发展良机,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助推民族复兴中国梦。

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文化建设百年历程的世界历史意义探析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百年艰苦历程中,引领中国文化走向复兴与壮大始终是工作重点。党的领导逆转了中国文化世界影响力的下落趋势,使之走上重返光荣与伟大的荣耀之路。党对文化的高度重视源于唯物史观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理论。党领导下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典范性意义,并通过这种典范性意义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以来党领导中国文化建设最高层次的发展方针和战略部署。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由“文化自信”“文明交流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结合”等一系列相辅相成的深刻思想构成的统一整体。文化自信和“两个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和出发点;文明交流互鉴将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推动世界文化的融合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与实践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它代表着人类克服资本逻辑带来的严重困难,把世界历史建立在相互平等和共同繁荣的新逻辑基础上的尝试。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将取得更高成就,并进一步彰显其世界历史意义。

“两个结合”: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两个结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主线。推进“两个结合”,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内在需要,是全面准确把握中国特殊国情的必然要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的应有之义,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本质体现。实现“两个结合”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主”与“客”的良性互动、“守”与“变”的有机统一、“正”与“反”的双面启示、“前”与“后”的有效承接等方面。从内在运行机理来看,“两个结合”具有融通性、同步性、共基性和互动性。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是“两个结合”的核心主体,广大人民群众是“两个结合”的根本主体,党内领袖群体是“两个结合”的重要主体。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两个结合”,必须坚持以与时俱进为“先”、以文化创新为“重”、以人民至上为“核”、以党的领导为“纲”、以调查研究为“径”。

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的历史考察与方法论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对于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国共产党紧扣时代发展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在伟大实践活动中形成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宝库的极大丰富,进而持续助力中华民族走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面向新的历史起点,继续推进“两个结合”,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强化问题导向,注重守正创新,秉持胸怀天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过程中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的历史演变、基本经验与实践进路

文化使命是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在文化领域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价值追求。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时代变化与实践要求,不断确立新的文化使命,推动文化使命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演变。在这一历史演变中,党对文化使命的诠释、践行积累了重要经验,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推动中华民族文明现代化、坚持“两个结合”、坚持将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立足中国共产党文化使命演变的百年历程及其经验,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应当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坚持推进“两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突破性的原理性贡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中华文明建设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共百余年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李大钊的“第三新文明”理念,到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对传统文化的理性探索,直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持续的理论创新。新时代新征程中,要充分利用并深入挖掘历史资源,并立足现实推动“第二个结合”不断取得新发展、新成就,从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强大动力。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及应对策略研究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两党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共产党首先肯定共产国际解散的积极意义,并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会影响其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国民党顽固派以此为契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舆论上大肆造谣诋毁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频繁制造摩擦。对此,中共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在舆论上坚决反击,揭露国民党的错误论调,在军事上积极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些策略既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错误言论,争取了舆论主动,成功抵制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又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示了共产党人应对各种危机的智慧和力量。

把握“马克思主义行”的多重维度探析

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包括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首先在于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为苦苦寻求国家出路的近代中国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前提;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所展示的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图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二者相融相通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的文化前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是确证和彰显马克思主义行的现实前提。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坚持“两个结合”,既是深刻的历史经验,也是始终保持和激发马克思主义生机和活力的必由之路。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政党政治理路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党政治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的战略作用,体现为理论引领、历史因由与范式超越理路的具体演绎。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从思维方法、建构主体与领导核心三个方面指明了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在文明发展中的实践方向。而在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跨越过程中,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实践也表明政党政治有着引领后发国家政治文明先发跃升和推动文明整体性发展的必然性。与此同时,面对文明发展的西方困境,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实现了现代文明建设的底层理念变革、人民主体赋能和政党优势转化,从而回答了文明“如何建构”“由谁建构”“谁来享有”“如何趋优向善”等基本问题。

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黄埔建军的线索之一

在1924年筹建黄埔军校前后,广东革命政府所辖的各派军队也基本建立各自的军校。各军自成系统,各校各自为政。随着广东军政逐渐统一,军事教育开启整合进程,作为军事教育龙头的黄埔军校逐渐合并其他军校。1924年10、11月,吴铁城所属广东警卫军讲武堂、程潜所部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1925年6月平定杨刘滇桂军叛乱中,滇桂军所属的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也整合进入黄埔军校。1925年底国民党中央决议统一军事教育方案,决定“打破地方主义”,各军原有学校一律裁撤,归并黄埔军校统筹办理,军校名称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育整合是广东军政统一的组成部分,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军政形势变动以及高层与底层的革命力量,均是军事教育整合的助推力量。黄埔军校之所以迅速发展,得益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这是理解黄埔建军的重要线索之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生性思考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以其历史的主动性和责任担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实践中开创、发展、丰富和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关人类社会的形成、发展及其规律的基本原理和现代民族思想为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提供了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历史基因;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探索成功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另造一个民族党”:中共创建民权运动大同盟及其余波

1922年6月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主要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最初反对共产国际提议的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希望建立党外合作。在党外合作遭孙中山拒绝后,中共党内产生抛开国民党,“另造一个民族党”并与之合作,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备用方案,并由此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为“第三党”之预备。西湖会议上中共迫于共产国际压力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但此后由于苏俄与国民党的联盟尚未完成,国共党内合作亦未入正轨,中共继续发展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预备“第三党”。及至“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必须与国民党切实合作且国民党已改组巩固,民权运动大同盟才逐渐停止活动。由此观之,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偶遇胡适并劝其组党,则可视为中共在国共合作发生危机时,“另造一个民族党”方案的再度尝试。

“两个结合”视域下延安精神的内涵意蕴与时代价值

从“两个结合”的新视角出发,探讨延安精神的形成基础、内涵意蕴、时代价值三个方面。就形成基础来看,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中形成的;就内涵意蕴来看,延安精神是对“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实践与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两个结合”重要思想启示我们: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锻造,是增强中华文化自信自强的底气所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提出过程及价值意蕴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取得胜利的先进思想因素提炼并概括而成的一系列精神形态有机构成的系统,是“两个结合”的精神产物。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提出过程是一个政党对自己精神世界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经历了精神要素的自发体现到精神形态的自觉凝练再到精神谱系的自信构建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提出在新时代新征程有着深刻的价值意蕴,主要体现在为红色育人提供精神滋养的教育价值、为形象塑造展现大党名片的宣传价值、为团结奋斗筑牢思想基础的凝聚价值、为民族复兴激发精神动力的激励价值。

古今中西之争: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二维架构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古今之争、中西之辩两个维度。“中国式”主要回答了这一“现代化”何以是中国的、为何不是西方的,有力回应了中西之争;“现代化”主要回答了这一“中国式”何以是现代的、为何不是古代的,有力回应了古今之争。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有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不断深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认知与实践创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底、以中国共产党为统领、以人民群众为依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国共合作”中的武汉抗战音乐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从1937年底至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武汉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在全面抗战的局势下,促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第二次合作。在艺术领域,成立了以郭沫若同志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虽名义上是国民政府部门,实际上则是由中共长江中央局周恩来同志具体领导的。它团结和动员了文化、艺术、教育、学术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进步人士一致进行抗日,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战斗堡垒。“三厅”是国共合作中的一个宣传部门,主要负责抗战的宣传工作,它曾先后在武汉举办了多次声势浩大,影响广泛的音乐宣传活动,鼓舞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抗日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