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上“敲门”到迎接解放:民国元老颜惠庆的道路抉择

在1949年从北平国共和平谈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历史转折关头,民国元老颜惠庆作出了自己的政治道路抉择。他主张通过和平谈判完成国家的统一和维护上海繁荣,率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北上“敲门”。他同中共领导人进行深入交谈,不仅完成了“敲门”任务,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他关注国共和平谈判的举行,希望其“敲门”成果得到实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颜惠庆顶住蒋介石的压力,留沪迎接上海解放,为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作出努力。上海解放,表明中国人民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推翻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确立了民族独立的基础。颜惠庆留沪迎接上海解放,表明他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逻辑理路

“第二个结合”是新时代党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思考这一重大命题,可以从“何以可能”“何以必须”“何以实现”三个维度进行审视与建构,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发展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应坚守正确政治立场,秉承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用胸怀天下的世界眼光锚定发展良机,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助推民族复兴中国梦。

“两个结合”: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两个结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主线。推进“两个结合”,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内在需要,是全面准确把握中国特殊国情的必然要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的应有之义,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本质体现。实现“两个结合”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主”与“客”的良性互动、“守”与“变”的有机统一、“正”与“反”的双面启示、“前”与“后”的有效承接等方面。从内在运行机理来看,“两个结合”具有融通性、同步性、共基性和互动性。在具体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是“两个结合”的核心主体,广大人民群众是“两个结合”的根本主体,党内领袖群体是“两个结合”的重要主体。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两个结合”,必须坚持以与时俱进为“先”、以文化创新为“重”、以人民至上为“核”、以党的领导为“纲”、以调查研究为“径”。

共产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及应对策略研究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后,国共两党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中国共产党首先肯定共产国际解散的积极意义,并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会影响其领导中国革命的进程。而国民党顽固派以此为契机,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舆论上大肆造谣诋毁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频繁制造摩擦。对此,中共采取了积极的应对策略,在舆论上坚决反击,揭露国民党的错误论调,在军事上积极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些策略既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错误言论,争取了舆论主动,成功抵制了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又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示了共产党人应对各种危机的智慧和力量。

把握“马克思主义行”的多重维度探析

把握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包括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首先在于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为苦苦寻求国家出路的近代中国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行的科学前提;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所展示的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图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二者相融相通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的文化前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是确证和彰显马克思主义行的现实前提。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坚持“两个结合”,既是深刻的历史经验,也是始终保持和激发马克思主义生机和活力的必由之路。

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黄埔建军的线索之一

在1924年筹建黄埔军校前后,广东革命政府所辖的各派军队也基本建立各自的军校。各军自成系统,各校各自为政。随着广东军政逐渐统一,军事教育开启整合进程,作为军事教育龙头的黄埔军校逐渐合并其他军校。1924年10、11月,吴铁城所属广东警卫军讲武堂、程潜所部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1925年6月平定杨刘滇桂军叛乱中,滇桂军所属的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也整合进入黄埔军校。1925年底国民党中央决议统一军事教育方案,决定“打破地方主义”,各军原有学校一律裁撤,归并黄埔军校统筹办理,军校名称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育整合是广东军政统一的组成部分,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军政形势变动以及高层与底层的革命力量,均是军事教育整合的助推力量。黄埔军校之所以迅速发展,得益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这是理解黄埔建军的重要线索之一。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政党政治理路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党政治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的战略作用,体现为理论引领、历史因由与范式超越理路的具体演绎。作为又一次思想解放的“第二个结合”,从思维方法、建构主体与领导核心三个方面指明了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在文明发展中的实践方向。而在古代文明向现代文明跨越过程中,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实践也表明政党政治有着引领后发国家政治文明先发跃升和推动文明整体性发展的必然性。与此同时,面对文明发展的西方困境,中国新型政党政治实现了现代文明建设的底层理念变革、人民主体赋能和政党优势转化,从而回答了文明“如何建构”“由谁建构”“谁来享有”“如何趋优向善”等基本问题。

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的历史考察与方法论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便自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对于完成党的历史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中国共产党紧扣时代发展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在伟大实践活动中形成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宝库的极大丰富,进而持续助力中华民族走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面向新的历史起点,继续推进“两个结合”,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强化问题导向,注重守正创新,秉持胸怀天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过程中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另造一个民族党”:中共创建民权运动大同盟及其余波

1922年6月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示,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主要是与国民党合作的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共最初反对共产国际提议的加入国民党的合作方式,希望建立党外合作。在党外合作遭孙中山拒绝后,中共党内产生抛开国民党,“另造一个民族党”并与之合作,建立民主革命联合战线的备用方案,并由此发起民权运动大同盟以为“第三党”之预备。西湖会议上中共迫于共产国际压力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但此后由于苏俄与国民党的联盟尚未完成,国共党内合作亦未入正轨,中共继续发展民权运动大同盟这一预备“第三党”。及至“二七惨案”使中共认识到必须与国民党切实合作且国民党已改组巩固,民权运动大同盟才逐渐停止活动。由此观之,1926年蔡和森在莫斯科偶遇胡适并劝其组党,则可视为中共在国共合作发生危机时,“另造一个民族党”方案的再度尝试。

“两个结合”视域下延安精神的内涵意蕴与时代价值

从“两个结合”的新视角出发,探讨延安精神的形成基础、内涵意蕴、时代价值三个方面。就形成基础来看,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哺育中形成的;就内涵意蕴来看,延安精神是对“两个结合”重要论断的实践与发展。新的历史起点上,“两个结合”重要思想启示我们:延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精神锻造,是增强中华文化自信自强的底气所在,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

古今中西之争: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二维架构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古今之争、中西之辩两个维度。“中国式”主要回答了这一“现代化”何以是中国的、为何不是西方的,有力回应了中西之争;“现代化”主要回答了这一“中国式”何以是现代的、为何不是古代的,有力回应了古今之争。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够有效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不断深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认知与实践创造,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底、以中国共产党为统领、以人民群众为依托,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确立——纪念中共三大召开100周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确立是中共三大的主题。三大的召开经历了“二大——西湖会议——三大”的曲折过程,支持和反对合作的斗争激烈。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确立的三个相关方,代表人物是马林、陈独秀和孙中山,他们都有重大功绩和严重缺失。马林把列宁民族解放的新思想带进中国,组织召开了一大和三大、确立了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马林对中共的重大贡献;孙中山是国共合作的理想领袖;马林高估国民党而低估共产党,且不争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影响并导致陈独秀犯了右的错误,给大革命失败种下祸根。中共三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从书斋学问迈向中国革命实际的“一个伟大的转变”,统一战线不仅是这一转变的标志,而且从此贯串中共百年乃至长远的未来,新时代彰显了它的意义和价值。

民主革命时期的“二七”纪念与“二七”符号塑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革命节日纪念与政治符号建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北洋军阀武力镇压后,国共两党以“二七”代指这一事件,并赋予其“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内涵,建构了“二七”符号。在北伐前后的“二七”纪念中,“二七”成为宣传国民革命、动员社会民众的政治符号。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通过对“二七”史迹的重新刻写,意图独占“二七”符号的解释权,利用“二七”纪念进行党化教育和反共宣传。中国共产党依据史实对国民党的舆论欺骗进行了驳斥,并通过“二七”纪念重塑了“二七”符号的意义,使其成为自身革命象征和政治认同符号,为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对“二七”符号的建构与重塑、操纵与运用,既是两党关系演变的反映,也是两党宣传能力和动员技术差别的体现。

“灵甫”号事件中“国、共、英”三方的行动策略及后果

1949年中国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人民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全中国的解放指日可待。渡江战役爆发前后的“灵甫”号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英国和国民党三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英国按照条约提出提前收回租借给国民党海军“灵甫”舰的要求,国民党采取措施延缓该舰的归还,中国共产党则积极争取该舰起义。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灵甫”舰大部分官兵起义加入人民海军,而英国收回了该舰。该事件对中国共产党、英国和国民党三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的理论蕴涵、成就递嬗与实践要求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既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也是在实践基础上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向前进的战略任务。就理论蕴涵而言,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及广泛传播,给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催生并指导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开辟新境界奠定重要基础;坚持党的领导,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有了坚强、稳定、可靠的力量,以及始终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为开辟新境界提供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飞跃,标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节点与显著成就,与开辟新境界有着密切关联;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联系更加紧密、更具有中国特色,指明了开辟新境界的发展趋势。就成就递嬗而言,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奋斗的各个历史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引领、制度保障、文化底蕴和精神支撑,注重创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粹和精神实质为广大人民所接受。与此同时,党紧紧围绕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就实践要求而言,新征程需要我们聚焦新发展阶段的新使命、新任务,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作为根本出发点、自信自立作为基本立足点、守正创新作为主要动力点、问题导向作为现实着眼点、系统观念作为关键统筹点、胸怀天下作为重要站位点。如此,才能使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继续推向前进,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系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社会历史价值,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基本原则与要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两个结合”的科学方法论正式形成。“两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深刻认知的基础上分析社会现实、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赓续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科学方法论,是回答新时代之问,引领新时代新征程的实践哲学新形态,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统一战线思想的溯源与解码——西湖会议的时局分析与历史影响

西湖会议是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会议。会议的成功召开并取得重要成果由诸多因素汇聚而成。这些因素包括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孙中山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以及国共两党一致的革命目标。这其中,国共两党共同的历史使命是根本,共产国际与前苏联政府的助力有效克服了合作阻力,激活了国共两党合作动力,促成了革命力量的凝聚和发展,推动了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西湖会议为实现国共合作、完善新时代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启示。

国共关系视域下中共在甘肃陇东边区的成长

自八路军入驻陇东,甘肃国民党地方政府即对其保持着敏感而警惕的遏制之心,且其遏制政策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然而,甘肃地方政府的遏制并未阻断中共在陇东边区的发展,在驻陇八路军的有力协助下,中共力量不仅由乡村延展至县城,而且在与国民党的军事对抗中态度坚定,在陇东问题交涉中据理力争。中共之所以能在陇东边区扎根和发展,其原因不仅在于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沉暮及其行政人员的萎靡,更重要的是中共有着明确的奋斗目标,坚定的抗战理念,八路军的有力协助,以及一大批忠诚而优秀的基层党员干部深入农村。正是因中国共产党党政军民之间心灵相通,使得国民党地方政府在与共产党的博弈中无所适从。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论析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独立性和改造国民党的考虑、党组织规模扩大带来的管理难题、党的生存环境变化带来的散漫情况以及对革命形势判断中争取领导权的认识,加强了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这一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呈现出三个方面的特点:持续强化自上而下的监督,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注重加强党内教育,增强党内监督的自觉性;努力规避官位权势带来的腐败,出台反腐文件和强化专门机构。这一时期党内监督制度建设的价值,在政治方面成就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存在,在历史方面推进了国民革命的顺利开展,在现实方面提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和统一战线发展的有益经验。

抗战初期中共在山东的钱粮筹措

抗战初期,山东抗日根据地以军队政治动员的方式募集给养,也尝试与地方实力派组建联合政府统筹解决钱粮。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开始独立自主地建立政权,逐步走上政府征收钱粮的正规化道路。政权工作的滞后造成山东的财粮秩序长期混乱,直接影响了中后期山东财粮工作的优化升级。山东复杂的政治生态导致国共两党共建抗日根据地的设想最终破灭,借助与地方实力派的合作获取钱粮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