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北中国的程朱学与许衡的思想

青年许衡一边重视到《周易》王弼注所说"无为自然"概念的价值,一边反省着十三世纪北中国社会面对的有些困难,痛感到这些道家的概念有必要更新。正是被此自觉所推动,他在阅读理学书的时候得以"默契"程朱学的意义。但是,为了构筑可以改革社会的思想而想要完全消化程朱学的话,此"默契"之后,直到《读易私言》完成的七年余的时间还是必要的。

如何认识武英殿本《周易注疏》的价值

《周易》注疏史上堪称里程碑的重要版本有:王弼、韩康伯的经注本,孔颖达的《周易正义》,南宋越八行本,闽坊刻十行本以及乾隆时期的武英殿重刻本。其中武英殿本的《周易注疏》实现了很多创举,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内容直接来源于南宋八行本;其二,将《经典释文》散入经注之后,成为《周易》注疏系统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注疏释文合刻本;其三,首次将《周易经传原目》与《周易注解传述人》合入卷首;其四,首次附入校勘记——《周易注疏考证》;其五,首次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句读。

《周易正义》疏《系辞》圣人义平议——兼论义疏学的解释特色与衰亡原因

圣人的含义是魏晋以降一直为学者所关注的问题。在玄学的影响下,圣与贤悬隔成为六朝人的普遍观念,圣人和贤人分别被赋予体无、知几、无过、生而知之与体有、庶几、不贰过、学而知之等特质,二者之间存在明确界限。这成为了《周易正义》解释圣人含义的思想背景。在结合韩注解释《系辞》中“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和“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二句时,面对《易传》原文与通行圣人观的矛盾及韩注包含的问题,《正义》援用玄学理论及当时常说,给出了表面可通的解释,却也制造出诸多矛盾,陷入了理论困境。这反映出时代观念的变迁对经典解释的影响,并提示解释臻于极限可能也是义疏学衰亡的原因之一。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简论

《周易程氏传》礼法思想的核心是以天理与人性重构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二程继承了先秦以来以礼治国的思想,并把"礼"由有形的天地作为其直观依据提升为把至高至善的"天理"作为"礼"的终极依据,使"礼"具有了终极意义上的本体论意义。同时程颐也非常重视法的作用,但程颐重"刑"重"法",为刑重新定位,重点讲的是刑罚对维护天理五常、伦理礼法所起的作用。在德礼和政刑之间,德礼是政刑之本,而政刑有着平治天下的重要功能,刑罚的使用是为了去恶扬善,有益于道德的张扬。程颐礼法思想的基础是其通过性、理、气关系提出的人性论观点。对于程颐来说,礼法思想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当维护则维护,当损益则损益,随时变易以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