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掘墓鞭尸”及其证伪

文章针对世传伍子胥"掘墓鞭尸"事,对现存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按年代顺序进行梳理并发现,古代史事记载最权威的历史著作《春秋经》《左传》以及《国语》等对此均未作记载,而《吕氏春秋》《淮南子》《榖梁传》等只记载"鞭坟""鞭墓""挞墓"等,至《史记》才出现"鞭尸"。唐司马贞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对伍子胥"掘墓鞭尸"提出质疑。对历史层累记载的梳理结果或已说明:"掘墓鞭尸"乃为后世复仇之风炽盛时代所杜撰并加诸伍子胥头上的不实之辞。

王源《左传评》关于“叙述视角”的探析

王源在审视《左传》文本时,已经注意到了现代叙事理论中的某些问题,并在批注里给予呈示,展现自己较为朦胧的认识,"叙述视角"是其中重要的理论点之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视角承担者的转换;全知视角的普遍运用;语词变化体现出视角转移。

由王源三重身份观其《左传评》之评点内容

王源是清初"颜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清初一大批同类士人中的典型人物。从其《文章练要左传评》中足见他明鉴历史、兵文结合与对"春秋大义"的崇尚,由此可见清初遗民子弟心态的一个侧面。由王源衰世儒者、乱世文人,同时又有前朝遗民这一心理的三重身份观其《左传评》之评点内容,可加深对王源《左传评》的了解,这对全面深入研究王源及其以《文章练要左传评》为代表的著作将有裨益。

论《吕氏春秋》之“因”

在分析前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吕氏春秋》总结了普遍适用的一条原则即"因"。"因"的原则把道家的因循无为和儒家的积极有为相结合,形成了待时而动、顺势而起的处世之道。《吕氏春秋》首次把"因"作为哲学概念提出来,指出因循客观要素对于成就功业的重要性,并把因循客观要素与重视主观努力相结合,在方式方法上注重因人而异。这一原则在政治上丰富了无为与变法的治国理论,是对老子"无为而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当今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战略举措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周易》到《春秋繁露》的数字思想嬗变

数字最初是为记事而用,并非一开始便具有神秘意义,主要用于文字出现以前记录事物数量之用,数字思想是人类抽象思维发展过程中的产物,先秦典籍反映中国古代数字思想的嬗变过程,以《周易》《吕氏春秋》《春秋繁露》为代表。在《史记》之前,《周易》主要体现出以数字奇偶对应阴阳的思想,而《吕氏春秋》则表现为以数字象征天人关系,至汉代《春秋繁露》的数字思想便可视作一种宗教化的符号表达,也反映了古代数字思想的符号学意义。

觅得《周易》的理想人格范本——试论《左传》中叔向的人格精神

《周易》为群经之首,时时谨慎而隐晦地阐释着它的人格价值判断,其中圣人、君子和大人就成为其理想人格的宣传对象。遍观《左传》这部史传文学,晋国著名的贤大夫叔向在一系列的政治、社会等历史活动中,不仅具有过人的雄才大略,而且表现出独特的人格魅力,不仅可以达到《左传》宣传道德史观的要求,更是渗透出符合《周易》所强调的圣人、君子和大人等风范的理想人格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