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银行(SVB)破产事件原因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硅谷银行的破产倒闭取决于宏观经济因素和微观经济因素的内外共同作用,自身极度不平衡的资产结构,美联储先大量放水后疯狂加息,错误的信息披露,对市场预期和群众心理的不正确把握,这些结合起来,共同激活了硅谷银行的流动性陷阱,最终使得硅谷银行被挤兑破产。本文认为,硅谷银行破产对国内的启示作用在于国内商业银行应当高度警惕流动性风险,提前准备预案等,监管方面应当重点监察中小型科技类企业的借贷情况和关注村镇小型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等。

“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对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影响研究

基于将所有金融科技活动全面纳入金融监管中来的思路,以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为切入点,分析了“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的监管框架助力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内在机理,为“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商业银行金融科技中的有效性提供经验证据。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能够有效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而更具统一性和标准性的微观审慎监管则在盈利端发挥更强的促进作用,但其中杠杆率存在门槛效应;“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提高盈利方面的作用,与降低风险方面的作用相比相形见绌。因此,我国应进一步深化“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在金融科技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认知,稳步实现将金融科技活动纳入监管、有效统筹好“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助力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职能,充分发挥两者的互补性,并在金融监管与金融科技创新博弈过程中,及时准确地根据商业银行创新行为适时灵活调整杠杆率,充分发挥杠杆监管的作用,为监管提质增效。

商业银行监管能够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吗——基于实体企业金融化视角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脱实向虚”问题日趋严峻,金融系统风险不断累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2009年一季度至2020年四季度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微观视角出发,考察了商业银行监管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究金融监管政策能否发挥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加强商业银行监管显著降低了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该结果在考虑了内生性、测试了回归模型敏感性之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商业银行监管能够收窄企业金融-实体收益缺口,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抑制其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表明,商业银行微观审慎监管对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抑制效果更显著,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互配合能够提升各自的效果。本文的研究明确了金融监管对微观企业的作用路径,构建了中国商业银行审慎监管指标体系的同时进一步探究了它的微观影响,为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提供了决策依据。

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效率:一个倒U型解释

加大数字金融创新、推动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助力。基于2011—2017年我国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运用SBM模型估算商业银行效率,探讨数字金融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效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一关系主要体现在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上;风险转移效应是产生倒U型关系的重要机制,即过高数字金融水平带来的金融风险提升和恶性竞争,反而不利于商业银行效率的提升;此外,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在数字金融维度、区域、金融监管强度、金融脱媒程度等方面存在异质性特征。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及对商业银行的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前高速增长阶段所不断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正在逐渐显露。尤其自2020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伴随我国经济潜在增速下行、房地产调控政策变化、新冠疫情爆发以及中美博弈加剧,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面临更加严峻的局势。在此背景下,本文在明确了概念界定与政策方向后,深入分析党的二十大报告内容后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的重点任务,主要在于健全中国特色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补齐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制度短板以及化解实体经济部门与中小金融机构债务风险。对于商业银行来说,须从积极应对新时期宏观审慎监管、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以及健全气候风险管理架构等方面构建系统性风险管控体系。

资管新规下理财子公司对商业银行经营稳定性的影响

资管新规的出台拉开了资产管理领域改革的序幕,其中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受到强烈冲击,理财子公司应运而生。由于商业银行与其对应的理财子公司之间联系紧密,因此银行理财业务转型可能会带来潜在风险。研究覆盖2017年第二季度至2022年第二季度的银行理财市场,借助Z指标对资管新规背景下银行理财业务转型程度对商业银行经营稳定性影响展开实证研究,发现两者存在负相关关系。由此,对中国资管行业和银行理财市场展开积极展望并提出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反腐与合规管理进路——从包商银行案切入

近年来,我国纪检监察机关累计查获数以万计起金融腐败案件,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有关报告:2021年以来,中管金融机构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就至少有八名高管被公布查处。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三年谈及金融反腐,表明金融腐败的危害巨大,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安全,金融风险事关国民经济健康稳定运行,因此,金融反腐依然是我国当前亟需直面的严峻课题。金融腐败的本质在于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对金融业相关权力和资源的绝对垄断。相较于传统的部门监管,合规管理的优势在于依靠市场机制形成对垄断权力的制衡,并且能够直击商业银行内部的核心管理层,以更为高效地从源头抑制金融腐败行为。从部门监管到“部门+市场”多元监管思路的转变,优化商业银行合规管理体系,既是对金融腐败行为的及时预防,也是对单一部门监管的有效补充。

基于风险视角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监管有效性研究

在引入基本期权模型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成对样本检验、回归分析、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1998-2010年间资本充足监管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实施资本充足监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信贷风险,但这种影响是短期和不连续的,资本充足率和银行风险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因果关系都不明显,资本充足监管的长期有效性明显不足。

监管压力、市场竞争力与银行稳健性——基于中国48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年~2015年中国48家商业银行年度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监管压力与市场竞争力对银行稳健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监管压力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稳健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对大型银行具有更强的负向作用,对城市商业银行的负向作用明显弱于其他类型银行;市场竞争力对银行业稳健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于不同类型的银行无明显差异。此外,不同类型银行监管压力与市场竞争力的交互作用与稳健性之间的关系存在差异:交叉作用增加了小型银行的稳健性,却显著降低了大型银行的稳健性。另外,金融危机的发生强化了银行稳健性的动态一致性特征,随着资本监管压力和银行业竞争性的上升,银行稳健性对监管压力和市场竞争力的敏感性显著增强。

巴塞尔Ⅲ及其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分析了巴塞尔Ⅲ资本监管改革的理念和内容,按照巴塞尔Ⅲ和中国银监会资本监管方案的标准,以17家上市商业银行2010年的数据为例,测算了新指标对银行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研究表明,无论从资本充足率还是杠杆率角度看,中国银行业的短期资本缺口不大,但长期资本缺口巨大。因此,监管部门应加强合作,密切关注银行业在实施巴塞尔Ⅲ期间对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影响。

商业银行会计政策与监管标准的差异及协调——基于我国商业银行监管视角

在现行监管制度框架内,商业银行受会计政策与监管标准双重约束,在促进金融稳健发展的同时易引发冲突。本文从商业银行会计政策和监管体系框架入手,梳理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监管体系。基于2019年度我国商业银行会计政策和监管实施情况,分析了商业银行会计政策与监管标准在数据口径、资本确认目标和原则、金融工具分类、公允价值管理和减值准备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差异引发一些监管问题,不利于充分运用会计政策和监管标准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建议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发挥会计政策与监管标准双向优势,防范金融工具创新业务风险。

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的文献分析

传统监管经济学关于"监管分权"和"机构分立"的理论已不能满足新时期监管变革的要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首先是缺乏协调的"职能分立"造成不同监管部门的信息不对称。危机发生后的一系列金融改革与调整,显示出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关系变化新趋势:两类政策间关系将更加互补,更加高效和更加协调完整。与传统改革主要探讨监管机构的职能应分权还是应集中不同,新一轮监管理论变革与监管制度改革转向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如何有效协调的制度探讨。围绕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三个理论支柱梳理文献,以"支柱形式"将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这一实践问题内化为监管部门平衡政策效果,强化沟通搭配的制度问题。

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的发展与规制——以江苏为实证分析样本

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的发展具有复杂性和先行性,出现了很多规避法律和监管的结构化创新。研究经济发达地区民间借贷法律规制可以从具有代表性的客观对象中概括可取的经验,以提炼普遍性的规则,解决制度与监管的不足,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融资性民间借贷是现代民间借贷的常态,应当立足商法和经济法思维,坚持营业自由、过程性规制的理念,以信息披露、登记制度、利率和借贷担保为重点进行分类规制。

金融安全视角下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路径选择

金融安全的重要性在我国经济转型期日益增强,流动性风险是商业银行固有的风险类型,具有突发性强、破坏性大的特点,为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必须重视流动性风险的监管。通过构建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与金融安全性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动态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流动性风险监管与金融安全性之间存在着动态的相互促进关系。据此,基于金融安全的视角,从强化流动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建立动态的流动性风险逆周期监管机制和适度扩大流动性风险监管范围三个方面对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实施路径提出了建议。

风动还是帆动:银监局局长更替与城商行策略性信息披露

准确获取银行经营信息对监管者维护金融稳定和增进市场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但银行可能会利用会计自由裁量权进行策略性信息披露。银监局局长变更导致的“责任空档期”为识别银行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创造了条件。本文利用2004--2013年110余家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与省级银监局局长更替的匹配数据，实证发现银监局局长变更时，城商行不良贷款率显著高于其他时期，而关注类贷款比例则呈反方向变动。进一步回归并没有发现银监局局长变更伴随着银行风险资产配置的增加或银行破产风险状况的恶化。银行利用银监局局长变更导致的责任空档期，将之前通过会计自由裁量权隐藏的不良贷款集中释放出来，策略性信息披露行为得到验证。多个稳健性分析表明本文的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央行职能研究

本次金融危机凸显了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性。目前,国际社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展开了广泛探讨,各国监管当局也在实践中逐步推进宏观审慎监管。本文剖析了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三个重要核心部分,即宏观审慎政策目标、政策治理范围和操作工具,进而探讨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及其对中央银行履职带来的挑战。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两者必须协调使用,因此中央银行应该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发挥主要作用,确保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一致性,避免监管摩擦和监管真空。在我国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实践中,由于人民银行承担着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同时具备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法定职能和监管银行间市场、外汇市场和支付体系的法定职权,从而决定了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必然发挥主要作用。

后危机时代我国商业银行价值链转型策略研究

从金融功能观出发对商业银行价值链进行了解析。借鉴全球银行业向全功能金融服务商转型的历史经验,指出后危机时代我国商业银行以规模扩张和同质化为特征的价值链已经难以持续,必须以客户为中心,从间接融资中介向金融服务中介转型。转型措施包括制定差异化的竞争策略、优化内部价值链、建设外部价值链、打造金融服务价值链网络。

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国别经验与政策启示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认识到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不断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识别与监测机制。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及各国公布的相关信息进行梳理,发现中国、美国、欧盟、德国都成立了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监管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并认识到混业监管的发展趋势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的巨大影响,但具体政策实施情况也存在差异。通过总结比较上述四者的监管框架与具体措施提出以下建议:我国须进一步强化央行监管职责,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实现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双重目标;完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结构与现有的监管模式;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体系,事前“征税”以应对危机发生,事后完善破产处置机制,避免造成金融市场巨大波动;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及金融机构信息披露。

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趋同:羊群效应抑或是监管诱导

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趋同是羊群效应、外部监管制度诱导下银行规避行为与企业投资"潮涌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财产品趋同对传统银行信用创造机制产生巨大的替代效应,关联交易问题突出,极大地增加了投资风险以及市场系统性风险。监管体制应由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过渡,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控制系统性风险;同时,采取政策引导理财产品差异化。

银行业自律管理:功能与方略

发挥自律组织的自律管理职能,是发达国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经验。当前,强化我国银行业自律管理,是加强我国金融监管的重要保证,也是我国加入WTO后银行业维护竞争秩序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