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正犯为中心认定共同犯罪之倡导——以共犯本质学说为切入点

当今的共犯本质学说之争在部分犯罪共同说和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说之间展开,部分犯罪共同说已取得事实上的通说地位,但近年来国内行为共同说支持者逐渐增多,对我国共犯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部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犯罪共同说都有其无法解决的问题,关键点在于共同犯罪的认定。以正犯为中心认定共同犯罪的实质客观说对正犯的认定和处罚是必要也是合理的,既能合理解决共犯本质说难以解决的共同犯罪认定问题,也能合理解决片面的共同犯罪问题,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我国常见犯罪的动态分析——以近25年官方数据为例

常见犯罪具有频率高、更新快、严重危害社会等特点,因此需要宏观把握。根据官方数据将伤害、抢劫、强奸、盗窃和诈骗犯罪作为研究常见犯罪的对象,统计常见犯罪的数量变化趋势,并用定基增长率公式计算整体犯罪增长率,用动态对比方式分析和预测常见犯罪的形势。针对目前形势较严重的诈骗、盗窃和强奸犯罪,根据威慑和情境犯罪预防理论提出对应的防控策略,以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借鉴。

论暴力犯罪中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

在互动性明显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暴力犯罪中,被害人过错的具体认定仍存在标准不明的情形,导致被害人过错的适用存在实用主义倾向。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被害人过错的具体认定标准仍然存在争议,具体表现为民间矛盾与被害人过错存在混淆,过错行为界限、范围不明,过错行为与犯罪之间关联不清,对于被害人主观心理状态是否包括过失观点不一。上述问题亟需在厘清被害人过错影响量刑的刑法根据的基础上,以常识、常情、常理为指引,结合近年来判例的整体倾向予以阐明。

下属改变世界:领导-下属互动机制的本土建构

基于研究者自身的成长经历、组织经验及社会观察,建构了一个阐释领导与下属互动机制的本土模型,并对几种典型的组织(社会)现象形成机理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在中国当下的组织(社会)情境中,领导与下属互动关系的改善,首先需要激发下属(领导)个体自我意识效应以及对两种认知错误的抑制;其次需要个体自我意识的群体化扩展,以有效抵抗领导的决策错误和下属的错误行为;最后,长期而言,只有社会化重塑才能深层次地改变中国本土领导与下属的信念、认知和行为,从而尽可能规避不断反复的组织(社会)危机。

论对向犯的定罪处刑

行为人之间存在相互对向关系的犯罪,刑法理论都应称之为对向犯。刑法对存在相互对向关系的犯罪的规定有一定的规律,可分为同罪同刑、同罪异刑、异罪同刑、异罪异刑和只规定处罚一方行为。不同类型的对向犯的定罪处刑原则不一。在法律规定只处罚一方的对向犯中,对法律不处罚的一方的行为不能根据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作共犯定罪处刑。

效率与公平:持有型犯罪的法律经济学思考

效率与公平是一个历久弥新的法律经济学课题。持有型犯罪与普通型犯罪对效率与公平的影响区别甚大。借鉴法律经济学长于利用的模型、公式分析两类犯罪的犯罪构成、司法资源量 (成本投入 )和犯罪惩治量 (收益产出 ) ,显现出持有型犯罪的刑法设定 ,提高了惩治此类犯罪的效率 ,但降低了刑法惩治犯罪所应实现的公平价值。在法律经济学视野中 ,合理框定效率与公平的价值目标 ,是未来我国刑法制度理性化与日趋完善的应有之义。

绑架罪若干问题研究

绑架人质犯罪是一类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刑事犯罪,现行刑法作了明文规定。但对于此种犯罪的罪名确定、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表现以及共同犯罪的认定等诸多方面,我国刑法理论尚存在不同认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对绑架犯罪的正确认定。

论共谋共同正犯——以德日学说比较为中心

共谋共同正犯在德日刑法理论中经历了变迁,主要学说有“共同意思主体说”、“间接正犯类似说”、“行为支配说”等。要理清共谋共同正犯之法律属性,必须回归到正犯与共犯分界标准上。“犯罪支配理论”在解决共谋共同正犯成立问题上具有穿透力,即以新的“形式客观说”为基点要求只有共谋者实施了犯罪构成要件之实行行为时才可以以正犯论之。

共同犯罪本质新论——共同故意实施犯罪说之提倡

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都存在将共同犯罪与共犯及定罪问题混为一谈等诸多缺陷,因而无法圆满解决共同犯罪的本质问题。实际上,这三者是处于不同阶段和层次的问题,不应混为一谈。应将共同犯罪的认定定位于单纯的事实认定问题,而将共犯的认定以及定罪问题归还给犯罪构成理论去解决。据此,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事实认定意义上的、社会通常观念上的"犯罪",不一定是完全符合犯罪构成的犯罪。

对女性犯罪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近年来,中国女性犯罪快速增长,其危害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相对于男性犯罪而言,女性犯罪在犯罪动机和犯罪危害方面具有主体上的特殊性。针对女性犯罪的自身特点,只有加强对于女性犯罪的一般预防,采取人性化的特殊预防处遇措施,才能有效遏制女性犯罪的发生。

论白领经济犯罪的特征

经济犯罪是一个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概念,是所有现代化国家刑事犯罪的主 要形式,研究经济犯罪的特征对于防止、治理经济犯罪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共疫时代”:新冠疫情的人类学视野

此次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共疫时代”正加速到来。此次新冠疫情就是一种典型的“共疫—共疾—共病”现象。当人类感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便利时,也同时迎来了“共疫时代”。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重要。面对骤然而至的疫情,人类将如何面对,医学与疾病人类学视野或将为人们提供一些帮助。

论交通肇事罪的司法适用

交通肇事罪刑法条文规定与司法解释及刑法理论存在冲突。结合交通肇事罪的定罪与量刑,本文认为交通肇事罪不应存在共同犯罪。在自首的问题上,应适应不同的量刑档次,分别不同情况确定是否适用自首。对交通肇事行为如何定罪,看行为是否危害公共安全。

完善反商业贿赂犯罪立法之思考

基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我国的现实问题,刑法需要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定。从刑法立法体例出发,要改变将贿赂犯罪统一规范到一个章节中的做法;从贿赂犯罪的构成要素看,要扩大贿赂的内容、对象和行为方式,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之规定。

“老鼠仓”问题法律应对探析

在狭义上界定"老鼠仓"的范围,将导致无法依据《证券法》第43条及第199条的规定对其予以处罚,证监会对两起"老鼠仓"的处罚根据存在瑕疵。《刑法修正案(七)》将"老鼠仓"类犯罪与内幕交易罪加以区分是没有根据的,"老鼠仓"现象本来应属于内幕交易罪的范畴,因此,当下应对"老鼠仓"问题的最佳法律对策应为增设普通背信罪,以规制"老鼠仓"及类似违法现象。在条件允许后,通过扩充《证券法》中内幕信息的范围,最终将"老鼠仓"类犯罪纳入内幕交易罪中。

公地悲剧不动点视角下环境罚金刑的完善

借鉴公地悲剧不动点理论,认为我国环境犯罪罚金刑制度的设计,必须能够"调适"社会成员的行为趋向,诱导出公地悲剧在动态变化过程中的不动点。但我国现行环境罚金刑制度却无法诱导出动态变化中的不动点。为此,应采取有效的制度设计,包括加大惩罚环境犯罪的边际成本、实行环境罚金的基准制度以及建立环境罚金刑易科执行制度等来促使动态变化中不动点的诱出,以便使环境罚金刑制度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惩罚性功能。

保险诈骗共同犯罪的具体形式及责任认定

保险诈骗共同犯罪涉及特殊主体内部、特殊主体与保险相关人员、特殊主体与非保险相关人员相互组合等多种具体形式,这些不同的主体组合而成的保险诈骗共同犯罪都有不同的处理和认定方法,特别是当涉及法条竞合的保险诈骗共同犯罪中,各主体罪责的具体认定更显得复杂。

论共犯的正犯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以来,共犯的正犯化这一现象愈发广泛。此立法技巧并未违反传统共犯理论,而其可罚性在于造成了法益侵害或者法益侵害之危险。现行刑法中类似共犯正犯化规定可分为共犯的量刑正犯化和定罪正犯化,后者进一步细分为共犯(行为)完全正犯化和共犯(行为)部分正犯化,对不同性质的正犯化应当以不同的方式处理。未来立法中,共犯的正犯化将会常态化,立法范围进一步扩大,而处罚更加精细,但同时也要注意对正犯化加以限制。

认真对待我国现阶段的社会风险——关于特定社会风险的法社会学忧思与展开

社会风险是指特定国度于特殊时期基于较大的潜在或现实的社会性或政治性因素可能引发社会冲突,危及社会稳定和执政安全的一种可逆性中间状态。当前我国社会总体形势稳定,正处于经济社会少有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同时经济社会急剧转型期间也存在着诸多显性和隐性的社会风险。这样的历史阶段促使敢于担当的人们理性思考社会风险的本源问题,期待国家不失时机地付之以睿智的政治智慧和刚性的良法善治,以有效化解那些可能超出社会承受力的风险,谋求最大化地积极消减社会风险的累积和叠加。诚如是,必将有利于我们最大程度的落实民生福祉,夯实执政基础,实现国家真实牢固的长治久安。

共犯若干问题探析

在共同犯罪中,共犯的行为在共同故意的支配下,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一般要大于单人犯罪,而且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也比单人犯罪更加复杂,尤其是共犯的犯罪形态、实行过限及共犯的身份等问题,有时很难判断,因此,应当根据刑事立法,来认定共犯的各种不同情况,以便正确定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