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挑战及其应对

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政府治理变革重塑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体现在数字政府对“国家-社会”关系、权力组织结构和财富分配机制的改变上,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重要契机,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壁垒”“数字鸿沟”“数字异化”等问题对共同富裕的挑战。只有进一步加快数字政府的整体协同,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坚持发展与监管规范并重,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政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共同富裕背景下女性多维贫困变动及分解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本文根据多维贫困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期个体微观调查数据,构建中国女性多维贫困指数,并进行了测算和分解。研究发现,2014—2020年,中国女性多维贫困状况总体上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不均衡。处于严重贫困状态的女性改善程度较小。维度分解结果表明,教育、时间赤字和收入是影响女性贫困的主要因素,而健康和心理则是相对次要的因素。并且,相较于收入因素,其余因素的影响渐增。从城乡比较来看,城镇女性所面临的贫困状况一般优于农村女性。城镇女性的最主要致贫因素是收入,而农村女性则是教育和时间赤字。从不同婚姻状态的群体比较来看,丧偶女性面临的多维贫困状况最为严重,离婚女性多维贫困改善较已婚女性显著。本文深入反映了中国女性在多维贫困方面的困境,为中国新发展阶段防止返贫致贫机制的完善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启示和建议。

金融素养能否推进居民共同富裕——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

针对金融素养能否优化家庭收入及消费结构,进而推进居民共同富裕的问题,文章从物质与精神富裕两维度,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7及2019年数据,实证考察金融素养对居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金融素养能显著提升我国居民共同富裕水平,但目前大部分居民金融素养相对较低,且共同富裕成效主要体现于物质富裕;家庭收入结构是金融素养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家庭消费结构在金融素养推进共同富裕发展中存在传导作用,并发挥了遮掩效应;金融素养对我国城市、东西部地区及高中等教育程度的居民共同富裕的正向影响更大。因此,应重视大部分中国居民金融素养较低的现状并缩小个体间金融学习及应用能力的差距;注重居民精神富裕的充实;坚持先富带后富向更广更深层面推进。

习近平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多维探析

习近平关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具有严密的逻辑、完备的体系和深邃的意蕴。从唯物史观视域看,论述不仅论及了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辩证关系,还充分突出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从制度视域看,论述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并发挥显著优势的基础上为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从价值论视域看,论述指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仅是满足人民美好精神生活向往的关键向度,也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尺度,还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维度;从方法论视域看,论述彰显出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辩证思维、坚持系统观念、坚持循序渐进等一系列方法论要求。

日本遗产税制度构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遗产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推动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日本遗产税制度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通过梳理日本遗产税制度的构建过程,在对其发展概况及特征进行较为全面的静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借助遗产税税收收入及基尼系数等有关数据研究日本遗产税制度的主要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研究发现,比起财政增收效果,日本遗产税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果更加显著。日本遗产税经过多次修订,其遗产税制度较为完善和有效。在此基础上,从税制模式、税率、起征点及减免扣除项目等方面提出对中国的启示,给中国未来开征遗产税及其具体税制设计提供了参考。

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突破了传统普惠金融的发展瓶颈,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动力。在构建和测度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指标的基础上,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基于2011—2021年西部地区的省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检验这种推动效应。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可以通过缩小城乡差距间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分维度看应有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共同富裕有正向作用,其中使用深度的影响最大。应坚持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原则,加大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重点关注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何以实现:我国政府注意力配置及治理优化——基于Nvivo的主题分析法

选取我国有关政策文本,采用主题分析法,借助Nvivo12plus质性分析软件,从词频、主题、类属结构3个维度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仍然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我国政府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制度、实体、统筹、科技和乡村振兴5个方面,但在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注意力配置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由此,应从5个方面实现治理优化,即进一步以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为重点,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多政策联动,减少农村居民低收入的代际传递,缩减城乡差距;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变运动式治理为常态化巩固,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探索“抓手经济”,推动区域经济特色化、地方化发展,助力国内市场扩张;以平衡收入关系为着眼点,构建收入分配的新体制新机制,推进共同富裕的步伐。

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和制度选择——基于分配公正原则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学术界、政策界应该对什么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和具体目标是什么,展开充分讨论并达成共识。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前景。为此,应当采用当代分配公正研究中提出的三种原则——按需分配、机会平等、差别原则——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具体的分配方案:一是基本需要按需分配,二是稀缺资源保证机会平等,三是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持续提升。在此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的三个具体目标或规范性指标:第一,覆盖全民的、均质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跨区域的、优质的公立教育;第三,贫富差距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资本功能财富增长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逻辑

资本运用新方法新技术能够发展生产力和增加财富,能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财富支持,但并不一定保障全体人民财富占有上的共同富裕。资本与劳动力资本相结合,既有发展生产力和增加财富的功能,又有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作用。生产资料资本化为资本所有者股份和劳动力资本化为劳动者股份的新型股份制,能够实现资本和劳动力资本有机结合,能够实现劳动贡献归劳动者所有、资本贡献归资本所有者所得,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财富增长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制度创新安排。

数字鸿沟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以2011—2019年中国168个城市为样本,探讨了在数字鸿沟存在的情形下,数字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不是线性而是“U形”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劳动力转移影响共同富裕水平,数字鸿沟在这种关系中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数字鸿沟的存在一方面会通过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引起劳动力转移“回流”降低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会使这种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对如何缩小数字鸿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赋能共同富裕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新时代边疆九省区共同富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特征

本文通过构建精神和物质两个维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02—2021年边疆九省区物质富裕水平、精神富裕水平及总体共同富裕水平。结果表明:(1)边疆九省区除西藏和辽宁以外,其余七省共同富裕水平总体不断上升,呈现东强西弱的空间非均衡分布格局,位于西部省区发展速度较快,呈现“良性追赶”的发展态势。(2)物质富裕水平呈不断上升趋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3)精神富裕水平除广西和甘肃以外,其余省区均呈现下降趋势。表明边疆九省区精神富裕水平有待提高。基于研究结论,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重视物质与精神双重富裕等三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提升新时代边疆地区共同富裕水平。

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及提升路径分析——以新疆为例

[研究目的]在政策和技术双重驱动下,新疆县市的数字经济呈现出良好发展趋势,数字产业比例逐年攀升,且增速超越了全国平均水平。然而,新疆的数字经济仍面临一些瓶颈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数字政策支持体系不完善以及数字技能培训匮乏等。故应聚焦于“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如何助力新疆各县市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问题。[研究方法]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分析新疆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其作用机制,给出了提升路径和政策建议。[研究结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出了“数字农业+电商+农户”“数字产业+创新创业+就业”“数字基建+公共服务+民生”等发展模式。在提升路径方面,建议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人才的培养与创新能力提升,完善数字政策支持机制,并促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一体化发展。从政策规划层面,强调需要加强数字政策的支持机制,确保政策的前瞻性、实效性与可操作性。同时,加强政策实施评估,保证公开透明,接受公众监督。

数字素养与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影响效应与机制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素养成为影响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素养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提升数字素养对低收入群体有更高增收效应,有利于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居民禀赋和地区差异会影响数字素养的作用效果,在低受教育水平群体、年轻群体和东部地区中,数字素养的提升能更显著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提升数字素养还能够促进农村居民信息的获取和社会资本积累的增加,进而促进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缩小。对比,提出继续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展农村居民数字素养培训,大力推动农村信息平台建设等对策建议。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之思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与主流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都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是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有利于不同主体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这其中包括为个体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精神支撑,为社会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精神资源,为民族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提供精神纽带。文化生活是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方面,故此立足于从文化角度出发,探究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困境与路径。在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实践过程中尚存在文化认同程度差异性、文化培育方式不平衡性、文化传播力度不足等瓶颈,需要增强精神文化底蕴、促进精神文化认同以打牢意识形态根基,拓宽新生文化途径、助力精神文化培育以推进意识形态塑造,引领主流文化思潮、推动精神文化弘扬以巩固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目标。

共同富裕视域下遗产税制度设计研究——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的测算

遗产税作为直接税体系的组成部分,可以有效调节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设计合理的遗产税制度方案对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利用蒙特卡洛模型模拟了10年间的遗产继承,以及不同遗产税方案设计对财富基尼系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从长期来看,遗产税可以有效缩小贫富差距,且征税时间越长,效果越明显。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遗产税免征额不应低于400万元,采用超额累进税率、提高税率标准和细化税率级次也有助于降低财富基尼系数。同时,遗产税制度设计还要统筹考虑保护实体经济和中等收入群体等问题,充分思索其对促进第三次分配的作用。

共同富裕背景下如何发展社会企业?——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社会企业作为一种兼顾经济与社会双重价值的组织形式,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兴力量。相关政策的出台将会缓解社会企业普遍面临的合法性困境。由此,以当前出台的18份政策文件为对象,基于政策工具分析框架进行了文本分析。研究发现:三大政策工具占比相当:需求型(38.6%)、环境型(31.2%)、供给型(30.2%)。政策工具内部结构不够合理,在供给型政策工具中,基础设施、资源共享、组织建设节点占比较少;在需求型工具中,社会参与、政府购买节点占比过少;在环境型工具中,法规规范在所有二级节点占比最高,但财务金融、税收制度、择优扶持占比过少。另外,结合地区政策计量结果和实际发展情况,进一步对北京、成都和顺德三地的典型模式展开了分析。据此,提出满足市场需要,补齐政策短板;制定统一标准;警惕“各自为政”;明确负责机构,交流发展经验等建议。

共同富裕的农业供应链治理: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农业供应链不仅要加速“延链、补链、壮链、强链”、拓展产业的增值优势,也要不断发挥对乡村发展的积极作用,促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而农业供应链与乡村社区的整合是共同富裕的农业供应链治理的核心。然而,农业供应链是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农产品生产、加工、物流、销售等环节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并不能确保乡村社区发展和社会公平;共同富裕的理念,迫切需要二者超越发展目标的错位,促进实践过程的整合。为了促进农业供应链治理与乡村发展协同推进,采用概念建构的研究方式,基于农业供应链与乡村社区的多元关系,提炼出“交易逻辑”和“革新逻辑”两种互动模式,形成财富导向和社区导向的农业供应链治理框架。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农业供应链与乡村发展良性互动,也为农业产业驱动的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推动共同富裕的农业现代化。

地方高校参与高质量乡村振兴的多案例研究

基于组织社会学视域,构建“组织—环境”分析框架,以典型个案为例,并将它们做类型化划分,进而探究不同区域地方高校参与乡村振兴的样态。研究发现,在特定情况下,以文化开发型参与为主的高校受到历史传统环境制约,生态建设型易被环境保护与开发政策牵引,而产业发展型则依赖于利用信息技术环境;拥有厚重的历史传统底蕴、良好的自然风光环境和规模化的农业生产分别是文化开发型、生态建设型与产业发展型适用推广的前提条件;三种类型的地方高校参与模式虽体现出了不同任务导向和组织优势条件下的差异化策略及其效果,但它们却一致遵循“通过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共同富裕逻辑。

内化到外化:中国共产党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演进理路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标识,是立足于人民的精神需要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条件,其时代意蕴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追求中得到体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得以推进,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加以升华,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价值引领、舆论引导、产品供给、共享机制和数字赋能等层面接续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赋予经久不息的原动力和安如磐石的内聚力。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道路中由内化到外化,由理论到实践,按照“内在生成—关系联结—实践外延”的演进逻辑,展现出中国共产党向往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多重维度、追求向度和践行力度。

职业教育助推共同富裕的学理诠释、效用分析与实践路径——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演进脉络

职业教育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密切的类型教育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这一观点虽受到学界广泛认可但仍缺乏理论层面的严密论证和细致分析。从人力资本理论出发,中国特色共同富裕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公平地积累人力资本,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人力资本理论的演化历程,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异质性、外溢性、多维性特征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差异性、全民性、全面性三层需求。在助推共同富裕的实践进程中,职业教育应以高度的适应性主动变革,传导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用,以普惠型职业教育促使社会阶层流动;释放人力资本的社会效用,以终身化职业教育促进技能型社会建设;激活人力资本的文化效用,以全人型职业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