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内部控制治理效应

以2006—2014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不同方向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对该现象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将盈余管理按照不同方向分组的回归结果显示,当管理者进行向上调增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当管理者进行向下调减的盈余管理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有所减弱。对此,企业良好的内部控制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能够削弱盈余管理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但针对不同方向的盈余管理,内部控制的治理效应有所不同。研究显示,在采用业绩性薪酬制度的背景下,管理者权利的存在会诱使高管通过盈余操纵来影响自身收益,现行的内部控制虽然具有治理效应,但仍存在缺陷,实践中需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的执行方式,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使其实现应有的治理效应。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公益性捐赠与代理成本——来自中国沪深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文章将基于业绩的公司高管薪酬溢折价支付界定为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并视其为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一种治理机制。选择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公益性捐赠与代理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公益性捐赠提升了企业代理成本;(2)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抑制了公益性捐赠提升代理成本的效应;(3)上述两种效应在国有与非国有两类企业当中均不存在显著差异。文章构建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预测模型,提供了中国资本市场捐赠行为影响代理成本的经验证据,验证了两权分离的公司高管薪酬契约这种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安排降低代理成本的效应。据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资本市场的监管部门以及慈善捐赠机构要引导企业树立对公益性捐赠的理性认识;(2)继续推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公司治理机制。

薪酬委员会质量与CEO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关联性研究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0年的大样本数据,本文对薪酬委员会质量与CEO薪酬-业绩敏感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影响薪酬-业绩敏感度的其他特征变量后,CEO货币薪酬与会计业绩显著正相关,与股票业绩并不显著相关;薪酬委员会质量高的公司相比质量低的公司,CEO的薪酬-业绩敏感度更大,即薪酬委员会质量高对CEO薪酬-业绩敏感度有增量效应,但这种增量效应在高成长性公司、亏损公司以及国有控股公司里有所减弱。这些结论进一步深化扩展了"高层梯队理论"研究的视野,对规范上市公司治理、健全薪酬委员会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外部薪酬-业绩敏感性、管理层权力与控制层级

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是制定薪酬契约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既事关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又影响着微观企业的经营效率。本文以控制层级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高管薪酬外部公平性的激励效果和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高管外部薪酬差距与企业业绩存在正向的敏感性,管理层权力能够削弱二者的敏感程度。更值得关注的是,控制层级的差异对外部薪酬—业绩敏感性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按照地方国企、中央国企与民营企业的控制顺序,外部薪酬—业绩敏感程度依次升高,管理层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削弱作用也随之增强。

机构网络、高管薪酬与治理效应--对我国机构投资者治理模式的发现

文章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采用网络中心度表征机构治理能力,通过其对高管薪酬的治理效应分析,揭示机构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特征。以2012~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公司财务、治理结构和机构持股特征后,机构网络中心度越大,高管货币薪酬水平越高,实施高管股权激励计划的可能性增大,但薪酬业绩敏感程度总体上呈现降低的趋势。进一步发现,机构网络中心度和高管超额薪酬的关系并不显著;社会网络中心度大的机构倾向于推动实施低融资杠杆、高资本支出、低研发投资以及高现金股利的公司财务政策;不同产权性质、投机动机、高管权力和机构持股情境也影响了机构对高管薪酬的治理特征。机构存在依靠提高高管货币薪酬以及推动实施股权激励而实现利益协同效应的治理模式,研究结论为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与变革外部监管政策提供了启示。

Performance Sensitivity Analysis for Linear Systems with Stable Feedback Perturbations

In this paper,the performance sensitivity of linear systems, with stable feedback perturbations both on the plant and the feedback controller at the same time, is analyzed.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the robust stability and the upper bounds for the sensitivity function matrix and the closed\|loop transfer function matrix of the perturbed system are developed by using H\-∞\|norm.

机构持股改善了企业高管的薪酬治理吗?——基于PSM-DID模型的分析

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07年-2021年上市公司样本,在使用PSM+DID有效控制机构选股偏好引致的内生性前提下,检验了机构持股、机构持股结构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结论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确实能够显著抑制高管薪酬操纵并提升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但这一作用需要机构持股相对集中才能实现,机构持股集中度成为机构投资者影响高管薪酬的调节变量。同时机构持股对高管业绩-薪酬敏感性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在公司业绩下滑区间薪酬影响更为强烈。此外,机构持股的薪酬影响实现,主要是通过管理层限权而实现,在高管理层权力样本组中,机构持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被大大削弱。

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双元创新--股权集中度与独董比例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通过“连接”实现了各种技术创新、各种方式重新组合。在此背景下,企业应培养动态的双元创新能力以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数字化环境。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引入股权集中度和独董比例两类公司治理变量作为调节项检验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企业越有可能减少探索式创新活动,股权集中度显著增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在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与利用式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独董比例削弱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对探索式创新的抑制作用,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以期为企业设计高管薪酬结构、完善公司治理因素、促进双元创新提供实践指导。

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与并购中业绩承诺的履行

企业高管无疑是影响并购中业绩承诺履行的重要因素,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认知方面,对于与高管利益密切相关的高管薪酬契约在其中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基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视角,以有并购并处于承诺期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用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衡量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业绩承诺的完成率和完成的可能性也越高。本文将其中的作用机制归结为高管薪酬契约对业绩承诺履行的正外部性或“溢出效应”,以及业绩承诺补偿条款的“倒逼效应”,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以及业绩承诺补偿方式的视角进行了验证。结论对于进一步完善业绩承诺履行机制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拓展了高管薪酬契约外部性的研究文献。

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高管薪酬契约

利用厦门大学内控课题组构建的企业内部控制指数,本文实证考察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好,企业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越高,企业高管的薪酬粘性越低。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在国有控股的公司以及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表现得更为显著。此外,内部控制质量对公司高管薪酬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内部环境、控制活动以及信息与沟通等三个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公司的高管薪酬的契约有重要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会受到制度环境包括公司的产权性质和所处的行业因素的制约。因此,要提高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必须改善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同时需要完善相关的制度环境。

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

以中国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盈余管理对高管薪酬及其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两方面,研究高管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在调高操控性应计利润情况下,盈余管理程度分别与管理者的年度报酬水平和股权激励呈正相关关系,另外,盈余管理对薪酬业债敏感性也有正向影响,据此提出了有效控制盈余管理行为的政策建议。

公司治理、盈余质量与经理报酬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检验

本文从经理报酬契约设计的一般原理出发,系统论证了经理报酬、盈余管理和董事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4年度的数据,对经理报酬业绩敏感度与盈余管理、董事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盈余管理对经理报酬业绩敏感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当经理报酬契约基于会计业绩设计时,经理有动机为增加其报酬利用盈余管理调增了会计收益。同时,研究结果还表明,尽管董事会对经理的选聘、报酬契约的合理确定和会计业绩的真实性负有重要职责,然而董事会并未对会计收益中包含的操纵性应计利润部分进行调整,并根据调整后的真实的会计业绩确定经理报酬,显示出董事会并未很好地履行股东赋予其的职责。

薪酬委员会特征与高管薪酬契约——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通过总经理薪酬—业绩之间的敏感性来考察薪酬委员会特征(独立性、规模以及成员平均报酬)对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薪酬委员会特征确实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差异。对于国有公司而言,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高,尤其当薪酬委员会成员全部为独立董事时,以及薪酬委员会规模越大,总经理薪酬—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强;对于民营公司而言,当总经理担任薪酬委员会成员,或者薪酬委员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越低,以及薪酬委员会规模越大,总经理薪酬—业绩之间的敏感性越强;薪酬委员会成员的平均报酬对于这两类公司总经理薪酬—业绩之间的敏感性都没有影响。

上市公司总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研究

文章分析了公司的收益波动、公司财务杠杆、公司规模、董事会治理、大股东治理、经理自利特征对我国上市公司总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发现前五个特征对报酬业绩敏感性无显著影响,但是总经理的双重身份、董事身份和其在董事会中任期这三个经理自利特征对报酬业绩敏感性有显著影响;更重要的发现是,当公司业绩变好时报酬业绩敏感性增加,当公司业绩下滑时报酬业绩敏感性减小,而总经理双重身份和其在董事会中任期这两个经理自利特征使报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降低。

分析师关注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职业声誉和产权性质视角

文章以2002-2012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分析师关注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显著提高了薪酬业绩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外部监督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明星分析师关注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更为显著;相对于民营企业,分析师关注对国有企业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程度更大。本文的研究为分析师关注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提供了增量证据,同时对完善薪酬激励契约具有参考价值。

产品市场竞争、管理层权力与薪酬辩护

以2011~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薪酬辩护的视角,考察管理层权力对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监督约束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企业高管利用手中权力获取超额薪酬、谋取私利的同时,会通过提升薪酬—业绩敏感性为自身薪酬进行辩护,形成薪酬契约合理有效的表象;产品市场竞争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高管的薪酬辩护行为,降低管理层权力对薪酬契约的影响和扭曲。

风险投资的公司治理作用:高管薪酬视角

风险投资在公司治理中扮演了何种角色?文章从高管薪酬的角度,探讨风险投资对其所持股的创业板企业高管薪酬水平和结构,特别是对薪酬理论中的关键指标——薪酬绩效敏感度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与无风险投资持股相比,风险投资支持企业的高管总薪酬水平和股权薪酬显著更高;高管货币薪酬绩效敏感度较低,即风险投资对传统的管理层货币薪酬治理机制具有"替代效应",而风险投资支持企业的高管股权薪酬水平显著较高,风险投资发挥了对高管股权薪酬的"促进效应";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会显著影响风险投资替代效应、促进效应的发挥。文章揭示了风险投资对企业实施监督及增值的一种治理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在不同股权结构下的变化,为研究我国风险投资的价值增值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

“债转股”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研究

"债转股"对高管激励具有显著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债转股"公司来说,"债转股"公司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较高,"债转股"能提高对公司高管的激励效应。提高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要结合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当单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时,可以引进新的股东改善公司治理的监督机制以更好地激励高管;企业所有权分配的支配权的让渡必须依靠各产权主体之间的资源谈判来完成,应使债权人在公司治理中更好地发挥相机治理及其对高管激励的替代效应。

基于不同股权特征的上市公司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

由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存在重要的产权和治理结构差异,因此它们对经理的激励也可能存在重要差异。基于此,本文将样本上市公司分为国家机构直接控股、国有独资企业代表国家间接控股、国有法人控股和私营企业控股的民营上市公司四类,并且分别检验四类样本公司的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我们发现:民营上市公司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最高,其次是国有法人控股和国有独资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而国家机构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报酬业绩不敏感。

财务困境、超额薪酬与薪酬业绩敏感性——基于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

以我国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财务困境和非财务困境公司的数据为样本,通过考察财务困境与超额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验证政府补贴对财务困境与超额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间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正向调节了财务困境与超额薪酬及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政府补贴是管理者攫取超额薪酬的途径之一,并改变了财务困境上市公司薪酬与业绩之间的敏感性。研究显示,政府补贴会改变财务困境对超额薪酬的抑制作用机制,降低薪酬契约的激励效应,这为我国进一步完善薪酬契约和合理配置政府补贴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