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艺”观论要

中国传统“道-艺”观对中国艺术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道-艺”二元结构中去认识和处理艺术问题,充分彰显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民族性。中国传统“道-艺”观既丰富又立体,其中,“道器”论是对本体(本原之道)与实在(艺术之象)之隐显关系的总体归纳;“道贯”论是对艺术创造中“一”与“多”关系的辩证提摄;“载道”论确立了中国古代艺术社会学“道主而艺从”的文艺认知格局;“同道”论主要涉及文化原型和艺术同构内秘之诠解;“乐道”论表征着中国古代艺术对审美境界与人生境界之合一的高度提倡。全面了解中国传统“道-艺”观,对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艺术的生命意识、宇宙意识和超越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巫文化与夏初史事新解

夏初正处于巫文化盛行时期,人们的思维指向与行事方式必定受到巫文化的影响。然而古今学者研究夏初史事,极少关注到这个向度,这个盲区的存在势必影响我们对夏初史事的理解。自颛顼至周初,中国远古史上存在一段相当长的“君巫政治”模式时期,通天大巫为“帝”“王”获取天意,提供政治上的指导,同时也是“帝”“王”合法化的最大表征。不能得重黎—羲和氏族为大巫,就没有为“帝”、为“王”的资格。我们用这一视角观察后羿代夏、少康复国过程中的一些历史事件,会得出一些新的认识:羿“自鉏迁于穷石”,是为了接近羲和氏族,试图获得这个通天大巫的支持;“胤征”是羿寻求支持失败后对羲和氏族的报复性征伐;羿“以寒浞为相”实为以寒浞为大巫;羿“以嫦娥为妻”的性质与“以寒浞为相”是近似的,后羿在大巫不够“正宗”的情况下,娶嫦娥为妻,在巫文化思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帝伃征王寿与得“九尾狐”在巫文化系统中是一种“王征”,是夏人再得“天命”的瑞兆。

陈登铠“内外一统”发病观与痿证理论钩玄

探讨陈登铠《华医病理学》“内外一统”的病因和发病观,以及在伤寒、风论、痹论、痿论中的体现。其中痹论和痿论并论,主要表现为病因的“内外感召”和传变的“内外气化枢转”,并从“肺热叶焦”转向“痿疾取之阳明”的机制、悲哀太甚胞络绝致大经空虚、思虑过度与类“二阳之病发心脾”、治痿重视阳明4个方面探讨阳明在痿证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先秦文学交融活动与“中华统绪”的早期形态

近年来,中国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方兴未艾。在文学交融领域,针对文学活动和文学作品的整理研究较多,针对文学交融“何以中华”的观念与路径梳理尚不充分。自孟子提出“创业垂统”,历代多以“垂统”或“统绪”来称述具有示范性与合法性的政治权力。“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正是在此脉络下形成的政治文化表述。不同于现代文学观,先秦文学具有近于人文或文明的历史语境,以“中华统绪”作为理论话语追溯早期文学交融发生的历史语境,可从关联性维度关照中华文明中人文、地理、政治、风俗等混一的特性,从“天下-四方”的空间秩序生成辨析“夷夏”与“中国”的文化政治秩序,从而厘清先秦文学交融演进的路径、方向与秩序。

中华民族的“内天下”观:概念、维度与实践

“天下”共同体就是中华民族古代的“自在”形式,本文从中华民族相对封闭的天赐地理空间出发,讨论“天下”地理空间的内部性、人文空间的“内聚性”以及“内聚化”现象,这种现象可以形容为“漩涡内聚”。“内天下”之下必然导致族类及其文化的明显差异,如何化解这种明显差异产生的张力?如何让“五方之民”在“天下”共存共在?需要适应“内天下”状态的观念之形成,并且要把这些观念付诸实践。“内天下”观的形成和成熟促成了两种历史现象的出现:一曰中华民族的内聚属性;二曰中华民族的内聚化进程。内聚属性与“天下”的“漩涡内聚”效应及观念相关,而“内聚化”则是“内天下”观的实践过程,其最高目标和成果是“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中华民族实现“天下”一体的目标就是要在“内天下”观的统摄下,形成化解内部矛盾和冲突的各种方法,实现“夏夷互变”“声教”定“天下”“化异为和”等。“内天下”观是今天进行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的根基。

董仲舒“大一统”理论与“中国式”国家治理

“大一统”作为一个术语出现,肇始于《春秋公羊传》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诠释。董仲舒以改正朔为契机,通过“大一统”理论重塑政治的合法性、重组儒学的价值观、重构社会秩序,不仅论证了汉帝国的受天命承正统,还逐渐使儒家的道德律令成为国家与民众认可的“礼仪标识”,促成了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形成,为后世开创了治国理政的典范。从“夷夏之辨”到“夷夏若一”,公羊经师根据时代之变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损益阐释,而王朝的更迭则使“大一统”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一环,并不断拓展到了信仰世界、社会治理、文化认同等领域,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整合。这既保证了中国的持续一统,亦体现了“和而不同”“华夷一统”“多元一体”等治理特点。

探寻现代中国的文明基础:康有为的文明论述与东西文化论战的开端

康有为在20世纪初较早地通过区分文明的物质层面与道德层面,发展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各擅胜场的论述,下启东西文化论战。“一战”爆发呈现的欧洲文明危机与袁世凯复辟呈现的民国初期的共和危机,激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陈独秀持东西方文明不可调和论及“全盘西化论”,反对辜鸿铭以中国文明拯救欧洲文明的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格局,清晰显示现代中国建构的文明基础问题,已经与王朝时代的夷夏之辨很不一样。更多论者主张东西方文明调和论,李大钊、杜亚泉等人在1916年前后已经提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东西文化有何差异、孰优孰劣、能否调和、如何调和等议题的展开,呈现了共和制新生时期的中国思想界探寻现代中国新的文明基础的重要一步,也是现代中国知识思想转型的重要一步。

康熙“御定”《全金诗》的原因探析

继查慎行《历代分类题画诗》与徐倬《全唐诗录》后,郭元■增补《中州集》而成的《全金诗》也被康熙纳入御定诗总集系列之中。郭元■进呈的《全金诗》能够获得康熙“御定”,一方面得益于以《中州集》为基础辑成的金诗总集自具优势,既能弥补金诗文献缺少系统整理之不足,又能契合清初的诗学潮流以及康熙的诗学主张;另一方面,康熙能够通过《御定全金诗》肯定金朝的文治功绩,修正自南宋以来评价少数民族统治“无文”的论说,消解汉人“华夷有别”观念下的文化优越感,表明少数民族统治的清王朝有资格施行文化统治、实现文治盛世的态度。

基于楚怡精神的高职舞蹈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研究

楚怡精神是一种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教育理念和精神追求,集中体现了爱国、求知、创业、兴工的价值观念。目前,高职舞蹈专业教学团队存在教学理念陈旧、教学模式单一、团队合作及发展意识不强、教学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基于此,高职院校可将楚怡精神引入舞蹈专业教学团队建设中,充分发挥教学团队作用,积极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为社会培养更多有理想、有追求的舞蹈专业人才。

夏、商、西周时期的忠观念——中国传统忠德溯源之二

经过炎黄到尧舜禹时期的嬗变,源于尚中习俗的忠意识得到不断发展,并在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之际发展成为忠观念。夏、商、西周时期是忠观念的发展演进期。受三代文化差异的影响,忠观念在夏、商、西周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面向和特质。夏代文化的特点是“尊命”,其忠观念主要表现出朴忠的特质;商代文化的特点是“尊神”,其忠观念主要表现出敬忠的特质;西周文化的特点是“尊礼”,忠观念也成为支撑礼乐制度的重要价值观念而日益走向成熟,不断向践行主体明晰、责任义务明确的道德规范演进,并最终在东周时期发展成忠德这一德目。

古代华夷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多民族是中国最基本的民族国情,中国有着丰富的民族思想,其核心是“华夷”概念和华夷观,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实践中,以此为基础有了“华夷共祖”“华夷一家”“华夷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此同时也还有“华夷之辨”的民族思想;虽然“华夷”具有二元的含义,但仅仅是在文化意义上的分类,“华夷”本身即具有民族共同体的含义。正是因为如此,到了近代,虽历经曲折和反复,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才有可能从“华夷”二元民族思想向中华民族一元民族思想转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研究中国古代的民族思想,贡献历史学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便具有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北朝的夷夏融合与中华美学的构建

夷夏是中华文化中的重要概念。先秦以来,“夷夏之辨”发展为夷夏融合。南北朝是夷夏融合的高峰期,主要在北朝进行,代表是北魏。夷夏融合的主流是汉化,汉化的主体不是自然血缘的同化,而是文化上对于华夏文化的认同。南北朝是佛教汉化的关键时期,主要在北朝地区进行,集中体现为佛像的汉化。佛教的汉化不仅推动了中华文化一体化工程的进行,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中华美学的构建。中华美学的构建可以分为基本观念构建和审美文化构建两大方面。基本观念建构集中在对于艺术功能的认识上。先秦儒家确定的艺术功能为教化与审美统一,此后这一认识在承传过程中发生偏移,南朝偏于审美,北朝则突出教化。在审美文化上,北朝在承传中原文化的同时又融入了草原文化,在书法、音乐、文学、城市建设等诸多方面均有建树。唐代美学兼取南北而主要承传北朝美学传统,从理论与实践上重新树立儒家艺术审美理想:文质彬彬、尽美尽善。北朝开创的以夷夏之合为核心的中华美学在唐代得以巩固提高和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形态美学。

文体递变: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

文体史观念是钱钟书文体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文体史料极为丰富,主要包括“诗文各体原出五经”的文体源流论、“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的文体发展观、“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的唐宋诗体之争三个方面。其特征体现为:从文体史的视域看待历代文学史观念,文体文献学上的价值与贡献,文体史观念上的辩证与通达,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学比较方法,等等。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体系所体现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通变观,正是其文学通变观和文化通变观的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缁衣”与周代服饰观念

楚简《缁衣》所具有的精神内核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将其与中国服装史相结合进行解析有助于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和传承民族服饰的过程中,引发更深层次的民族服饰的应用理念与定位思考。文章运用古文献研究法、对比法以及古汉字字源学的研究方法,从中国服饰通史的角度整体出发,对楚简《缁衣》进行再研究。研究表明:一方面,楚简《缁衣》反映的本质是儒家思想,它体现了以“礼”待民,以“德”化民等思想。另一方面,缁衣作为中国古代传统服饰,其造型和色彩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成为古代凸显身份等级的标识,在朝代更迭过程中成为儒家思想和楚人思想的载体,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印证了衣冠服饰与礼仪制度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关系。

神话、仪式与生态:凉山彝族的禳灾表述

凉山彝族灾难观的形成与其神话传统、仪式实践以及生态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神话解释了灾难的起源与肇因,将灾难归咎于道德观念的失范与生态格局的失序。仪式为灾难的禳解提供了神圣路径,以自然崇拜和鬼魂观念为信仰核心,体现了彝人在与自然的长期相处中形成的生存策略和发展之道。生态伦理则在社会、心理两方面奠定了应灾的基础与策略。这使得彝人面对自然灾害时,在文学、仪式以及身体实践三个层面,形成了一套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禳灾表述传统,亦可称为减灾实践的“地方性知识”。作为中国多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这样的表述值得进一步关注和开掘。

冯毅从“形神一体观”论治神经性贪食症经验

神经性贪食症(BN)是一种进食障碍性疾病,采用西医药物治疗及行为认知疗法治疗均存在疗效不足的弊端。冯毅主任医师认为神经性贪食症属于中医学“百合病”“郁病”“食亦”“中消”范畴,结合“五神脏”理论,指出神经性贪食症病机上为五脏神形相恶为病,其中以心神失常为病理关键,胃火亢盛导致的饮食亢进为其特征表现,治疗上须坚持形神一体观,形神同调,调五脏以安五神,宁五神以运五脏,予以疏肝理气、健脾助运、甘寒清胃、补肺宁心、温补脾肾等综合对症治疗。

试论儒家礼刑观对西夏刑事法律制度的影响

作为中华法系在中古时期的典型代表,西夏法律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西夏刑事法律制度借鉴了儒家“德礼为刑罚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礼刑观,在罪名设置上严惩“十恶”及其他有损伦理纲常的犯罪,并通过限定亲属犯罪来维护家族伦理关系。在刑罚的适用上,强调“明德、慎刑”试图通过恰当的教化使民众服从;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上,亦遵循儒家一贯的“士庶有别”的等级观念制定特权法。西夏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吸收借鉴以“礼”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与自身法律文化相融合,从而成为中国法制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凤凰出版社《俞樾全集》本《七侠五义》述介

《七侠五义》整理本甚夥,但都未能尽善。凤凰出版社《俞樾全集》本《七侠五义》后出转精,为一般读者与相关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更规范可靠的新整理本,本文即对此加以评介。

论东汉后期夷夏观念中的两种逻辑——以“弃凉之议”为线索

罗志田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具有两面性,同时包含着“开放”与“封闭”两种逻辑。东汉后期的“弃凉之议”展现出夷夏观念内部两种逻辑的对立与冲突。主张“弃凉”者拒绝承认夷夏之间的互动,认为应当割弃凉州以永绝“夷狄”之扰,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封闭性。王符等反对“弃凉”者则强调“王者无外”,认为圣王即使是对“夷狄”也负有教化责任,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扩张性。虽然争论双方的观点导向截然对立的政治实践,但无论何种夷夏观念,其根本前提均为夷夏之间在道德上有着高下之分。具有歧视属性的夷夏观念加剧了汉羌冲突,而汉羌冲突最终将东汉王朝推向覆亡。

从夷变夏——十六国诏令所见民族首领对君权合法性的诉求

西晋末年,五胡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打破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格局。“华夷之辨”思想成为五胡民族首领确立自身正统地位的难题。诏令文书蕴含着民族首领对自身政权、帝位合法性的理念建构,是民族首领身份认同的鲜明呈现。因此,将民族首领的诏令文书作为切入点,探究其对君权合法性的政治诉求可知,他们解放思想,为自身争取君权的合法性,就是一个以夷变夏、化夷为夏的过程,此诚为中古政治文化的新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