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确认程序审查规则检视与优化

在全面依法治国方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司法确认审查在司法权落实及调解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案件检视中发现,司法确认程序审查仍存在审查规则不统一、审查内容多样化、审查范围超范畴、虚假调解难预防等问题,从明确审查规则、统一审查内容、统一审查范围、防范虚假调解等层面,对司法确认程序审查规则提出检视与优化措施。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证据采集与认定研究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意见是鉴定人在证据材料的基础上,通过现场勘察、实验模拟或综合分析等技术方法所得出的专业意见,然而由于行业领域和专业知识的限制,尚未形成统一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证据采集标准,导致司法实务中证据认定困难等问题。从国内外科学证据鉴定规则的基础出发,分析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涉及的证据类型、采集方式、认定规范等,提出了关于各类型证据采集与认定的合理化建议,为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办理提供技术参考。

政府“败诉”视角下的行政审判助力依法行政研究——基于一个地方法院的样本分析

判决行政机关“败诉”,通过“司法否决”的方式让具有问题和瑕疵的行政行为回归正轨,从本质而言有助于政府依法行政。通过对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田野调查发现,目前地方法院判决政府“败诉”行政案件的进步性主要表现为大胆运用推理技术、追求法的实质正义,适当进行法理解析、适法解理双轮驱动,尊重日常生活法则、裁判观点契合实际,准确把握裁判尺度、有力确保利益衡平,充分考虑客观实际、高度体现司法温度,厘清合法违法边界、精准裁判案件等六个方面。但亦存在“审理一案、教育一片”意识有待提升、司法建议制度尚未充分发挥应有效能和行政机关“败诉”案件中负责人出庭率较低等问题,未来应有的放矢地优化之。

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清偿规则之解构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的性质是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直接影响到非举债方配偶和债权人的合法权利保护,现有的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尽管有一些认定规则和推定规则,但其价值取向、判断标准不同。有的从保护非举债方配偶权利和婚姻家庭整体利益出发,形成以"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和推定规则,这种规则有时导致夫妻合谋假离婚实现逃债,侵害债权人权利情形的发生;有的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权利出发,形成以"婚姻关系存续"时间内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规则,这种规则有时导致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合谋制造虚假债务,侵害非举债方配偶权利情形的发生。上述情况造成了司法实务部门对具体案件法律规则适用上的困局,破解该困局的最佳方案应当是:依据兼顾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权利与非举债方配偶的权利的价值取向和原则,在现有法律、司法解释框架下,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清偿规则进行重新解构。在实体法层面以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为中心,实现相关法律规范与清偿规则的有序衔接;在程序法层面,通过在一定条件下增加债权人注意义务,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

基于竞优评析的高层次科技人才评价

尽管各地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均采取积极措施引进高层次科技人才,但实践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高层次科技人才评价不够科学。在对高层次科技人才进行界定后,构建包括"品德、知识、能力、业绩、影响力"五位一体的高层次科技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能够凸显个体优势的竞优评析法,设计出指标权重以及相应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对拟引进某区域中心城市的10位高层次科技人才进行评价。结果表明,竞优评析法能有效识别出高层次科技人才的个体优势,评价结果兼顾了个性化和民主性,为竞优评析法在高层次科技人才评价中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支持。

“只有被告人供述”案件司法证明的谬误与厘清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之目的,在于改善司法机关依赖口供定罪的现状,从而避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真正实现保障人权的基本目标。但是实践中不仅存在仅凭口供定罪的情形,还存在通过异化口供形式或者形式化口供补强,以规避第55条约束的现象。异化的口供形式,本质上仍然是“被告人供述”;形式化的口供补强规则,是以“被告人供述”为中心形成虚假印证。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当对第55条进行实质解释,既不能通过异化口供来定案,也不能进行形式化口供补强,将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换言之,应当不断降低口供在司法证明中的证明力,积极寻找其他客观性证据,并结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从而达到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才是《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合理适用。

论刑事诉讼中的过程证据

过程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非常广泛,常常以到案经过、同步录音录像、"情况说明"和告知性文书等形式出现。它们形成于诉讼过程之中,形式多样且功能多元,有较强的独立性。在刑事诉讼中,它们可以影响结果证据证明力的大小,是被告人量刑轻重的重要依据,是判断程序性争议问题的砝码,也是监督侦查合法性的重要材料。但在实践中,存在过程证据收集不规范、对过程证据注重形式审查轻实质审查、过程证据与结果证据的印证规则虚化等问题。因此,应当通过以审判为中心规范对过程证据的取证,完善质证机制强化对过程证据的实质审查,通过"三步走"完善证据法的印证规则,以达到规范过程证据适用的目的。

行政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初探

行政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 ,直接关系到国家赔偿法效能的发挥。现实中 ,行政赔偿之所以陷入困境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行政赔偿因果关系的认定缺乏标准。应从行政管理的规律出发 ,把握行政法律关系的特征 ,着眼于行政法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充分发挥行政赔偿的内在功能入手 ,兼顾国家现实的赔偿能力及当前的法制人文环境 ,从理论上建立可供司法实践操作的行政赔偿因果关系认定规则。

基于关联规则挖掘算法的财务信息管理系统

针对传统的财务信息管理系统信息挖掘时间长的问题,设计一种基于关联规则挖掘算法的财务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的硬件部分包括主控制器和CH375单片机,主控制器设计是为系统提供控制能力,CH375单片机满足财务信息管理系统的实时性需求;系统软件部分,利用关联规则挖掘算法对财务信息深度发掘,确定财务信息中可靠的关系规则,在此基础上,建立财务信息管理数据库,实现财务信息管理。实验对比结果表明,此次设计的基于关联规则挖掘算法的财务信息管理系统比传统系统财务信息挖掘时间短,能够为财务信息管理提供帮助。

论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

“谁行为,谁被告”是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谁主体,谁被告”的完善,是由人权理念的提升、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中国加入WTO等现实国情决定的。文章从宪政基础、现实基础和行政行为的性质等方面探讨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进而论证“谁行为,谁被告”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合理性。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立法建议——以相关案件裁判逻辑的实证分析为基础

我国现行法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存在着模糊与混乱,尤其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婚内标准"导致了非举债的夫妻另一方承担过重的负担,诱发了理论与实务之间的冲突。依托吉林大学司法数据应用研究中心,利用"聚法案例"数据库,从已公布的5600余万份裁判文书中筛选出关涉本主题的裁判文书60余万份,并借助自然语言处理、机器自动聚类技术对上述裁判文书进行无监督学习式的数据挖掘,归纳出了数十个维度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主要存在于合同纠纷中,尤其是民间借贷纠纷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在司法裁判中,法院普遍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41条,径行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认定夫妻共同债务。基于对法院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裁判观点分析,立足于债的相对性原理,提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完善的立法建议。

试论物权确认

确认物权既是物权保护的前提和起点 ,又是物权保护的方法之一 ,对物权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确认物权的请求权不是一项独立的物权请求权和民事实体权利 ,而是一种裁判请求权 ,但这并不妨碍其作为一种独立的物权保护方式。物权确认应当通过行政程序和诉讼程序 (包括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 )进行 ,但不应通过仲裁程序进行。物权确认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则是诉讼法上的证据规则和民法上的权利推定规则 ,前者不应在民法上规定 。

论我国行政诉讼被告确认标准的重建

一般认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的确认以行政主体为标准,这一规则给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带来了不利影响。以行使权力时的行为是否为行政行为为标准,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为目标,则非行政组织、行政机关的内部组织、行政人等都可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相应组织除了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外,行政诉讼后果则转继到行政诉讼被告所归属的行政机关或行政组织,由国家来承担赔偿责任。

论证人证言规则

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使得一系列旨在规范证人证言审查判断活动的证据规则得到确立。而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又对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确立了程序保障规则。由此,对证言笔录证据能力的限制、对非法证言的排除规则、对证人出庭作证的明确要求,以及对证言印证规则的接受,构成了中国证人证言规则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证人证言规则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还需要克服一些来自司法体制、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简谈限制外国法适用的一项制度——外国法的查明

本文主要通过对外国法的查明这一制度的探讨 ,来了解限制外国法适用的一种制度 ,并对外国法查明制度的概念 ,方法以及无法查明的情况作出论述。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之反思

我国行政诉讼“谁主体,谁被告”的确认规则资格不管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都存在着较大的缺憾。确立“谁行为,谁被告”规则,恢复被缩小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保护行政诉权。

“只有被告人供述”案件司法证明的谬误与厘清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之目的,在于改善司法机关依赖口供定罪的现状,从而避免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真正实现保障人权的基本目标。但是实践中不仅存在仅凭口供定罪的情形,还存在通过异化口供形式或者形式化口供补强,以规避第55条约束的现象。异化的口供形式,本质上仍然是“被告人供述”;形式化的口供补强规则,是以“被告人供述”为中心形成虚假印证。考虑到刑事诉讼法的根本目标,应当对《刑事诉讼法》第55条进行实质解释,既不能通过异化口供来定案,也不能形式化口供补强,将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依据。换言之,应当不断降低口供在司法证明中的证明力,积极寻找其他客观性证据,并结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要求,从而达到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才是《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适用规则。

论行政监管权与法治

行政监管制度在中国建立的十几年间,监管效果并不理想,市场经济和现代监管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监管权力失灵已经开始显现,这种消极现象不可能通过市场经济自身的力量消除,必须遵循法治原则,通过法律对行政权力进行规制。

论国际人权法中教育的目的性

受 教育 权 作 为 一项 授 权 性 权 利 (A n em pow erm ent right)是 享 有 和 实 现 其 他 权 利 的 基 础 ,而 享 有 和 实 现 受 教育 权的 内 容和 质 量 受教 育 目 的 性的 制 约 。 本文 从 国 际 人权 法 的 视 角系 统 探 讨 了教 育 目 的 的形 成 、确 认 、引申 和 发 展等 基本 理 论问 题,并揭 示了 教 育目 的发 展 的基 本规 律 。

论我们党执政的时代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寻求中国的出路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回顾党执政的历史,以史为鉴,寻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主题,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需要解决的时代任务,而在解决时代赋予的任务时就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一个政党执政的有效性在于能够抓住时代的关键任务,明确时代的任务并带领人民群众为之而奋斗。本文从史实的发展轨迹和理论的发展逻辑对党的执政历史进行分析,从而见出其中政治认同的内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