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招娣/弟”命名偏好的影响:宗族文化之外的新视角

“招娣/弟”命名是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现象,体现了家庭和社会对男性后代的偏好。任孝鹏等(2024)的研究以家谱和祠堂分布为宗族文化影响力的代理变量,发现这些因素能预测不同省份“招娣/弟”命名的分布。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将孔庙分布作为儒家文化影响的代理指标,探讨了其对“招娣/弟”命名地区差异的作用。结果表明,孔庙分布同样能显著预测该命名现象的区域偏好。通过主成分分析,还发现儒家文化与宗族文化的代理指标虽有交集但并不完全重合。本研究深化了对中国文化因素影响力的理解。

宋代家训与启蒙

具备启蒙功能的家训,主要有涉蒙家训和启蒙家训两类。在儒学复兴运动的大背景下,宋代涉蒙家训获得了长足进展,背后主要是家礼、义庄等新生宗族要素的推动。而宋代启蒙家训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背后推动者主要是理学家群体,主要有践礼和训理两条变化脉络。两类家训的迅猛进展,共同将宋代童蒙文化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

历史文化因素的差异与交流对民间创业的影响

本文首先根据中国历史的文化与制度传承及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事实,建构了儒家教化与新教伦理对民间创业发展影响机制的基本分析框架,进而利用清代以来中国不同地区考取进士的人数(以测度儒家教化的深刻程度)、近代以来新教在华传播状况(以测度新教伦理的影响程度)、鸦片战争后中国城市的"条约开埠通商"(以测度市场制度的建构状况)的重大历史数据,并匹配以2011年不同地区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新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通过弱化儒家教化对人们宗族伦理意识正向作用的方式,促进了当代不同地区的民间创业(社区或村所拥有的"本地自创企业数/万人"、"本地自雇创业数/万人"),且这一结果在通过各种可能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

中日两国忠孝观的比较

考察中日两国的忠孝观,会发现在看似相近的表象下隐藏着各自不同的伦理要素。这一对道德观念反映了两国不同的伦理体系及社会形态。忠、孝道德观念在两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反映出中日两国传统意识间的差异,以及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于正确认识中日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守成与思变视域下的徽州武术文化论绎——儒家文化的视角

徽州并未因偏离中原而致其文化"远儒"走向保守蛮野,相反,徽州人在适应与改造其生存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守成与思变并存的人文性格,赋予其文化鲜明的"亲儒"特征,徽州武术文化亦如此。从固守道统、儒而收族,通达思变、儒贾不悖,开放兼容、儒武相谐三方面展开研究。结果显示:服务于内部管理需要,在儒家伦理导向下营构了尤为强固的宗族社会,武术在满足宗族竞胜、自保与自为的过程中积蕴;儒家文化在徽州的变通造就了亦儒亦贾的徽州商帮,外部生存空间的拓展对武力的需求丰富了徽州武术文化体系,而徽商对徽戏的推崇延展了徽州武术的传播路径;收族与营商以入仕为终极关怀,而围绕这些价值的实现过程又塑造了文武并重的徽州武术文化景观。剖析徽州武术文化形成的内在理路及其异于他域武术文化的性格特征。

“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

宋元时期科举欠发达的徽州祁门地区,至明初,凭借着《春秋》专经的优势,一跃成为区域科举的中心地,并获得了“祁门《春秋》天下闻”的赞誉。但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该地区科举优势逐渐消失,重返科举“小地方”的局面。究其原因,正、嘉之际祁门地区连续发生的学变,士群对科举的背离,导致地方科举由盛转衰。而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官方、道巫、士群各方围绕学校改造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宗族势力升降背景下,下层士人对宗统与道统建构的努力,从而为理解科举、理学、宗族三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一个较为翔实的案例。“小地方”的科举史,亦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窦克勤家族与朱阳书院

窦克勤是河南商丘清初著名的教育家、理学家。窦氏家族四世讲学,前后长达百年,为中州罕有的教育世家。窦克勤与其父窦大任创建的朱阳书院,承接北宋应天书院之余脉,与百泉书院、嵩阳书院并称清初中州三大理学教育中心,兴盛六十余载,也属封建社会私家办学所少见。

金元以来豫北理学的社会化与宗族形态的显现

金元时期,北方战乱频繁,文化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但文化的传播却并未中断。在豫北地区,姚枢、赵复、许衡等理学大儒,以百泉太极书院为基地,进行理学的传播。随着豫北地区理学的发展,儒家礼仪得到进一步推广,当地宗族观念与宗族行为也逐渐产生。姚枢诸儒及其后世,亲身参与了某些宗族建设活动,并为豫北宗族在明清以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15世纪的朝鲜族谱

15世纪为朝鲜族谱纂修的早期,当时的族谱主要是记载父系与母系的内外八寸谱,保留民族传统。朝鲜族谱是高丽时期修谱的继续,15世纪修谱已经比较普遍。新发现了15世纪族谱的形式,进而加深了对于“内外谱”的认识。广州安氏谱内外分别,已经有明确的书写原则。一是记庶孽(妾子妾女)于嫡女之后,二是将公私贱隶无婚姻关系所生男女“直书名于卷之末”。朝鲜族谱的修谱思想来自于中国儒家特别是宋儒的主张,引用宋儒苏洵修谱思想比较多。谱序作者多为本族士大夫,修谱具有士大夫的特性。

儒家伦理对明清徽州武术的影响探析

徽州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徽州武术蕴涵着丰富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并对传统徽州习武之人形成了软制约;而徽州宗族严密的规范制度对传统徽州习武之人则形成了硬制约。

论徽州民居的人文精神

借助于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徽州民居生成的哲学原点和文化表象。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方根精神和中道意识以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影响了徽州民居的深层文化心理和哲学原点,使之与其它地区民居具有同一性;而盛行于徽州的理学思想、宗法制度和风水学说,则是徽州民居生成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表象,使徽州民居的物质空间形态具有了特异性,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征。

儒家“亲亲”思想与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族长研究——以清代民事习惯为视角

族长既是在儒家"亲亲"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管理家族事务的家长,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捍卫者、执行者以及传承者。清代民间形成的关于家族和族长的民事习惯反映出家族族长之于国家管理、民间治理的重要作用。族长是一个家族的家长,是国家和民间均认可的家族代表者和管理者,享有处理家族事务的最高权力。但是,族长在产生方式和职责上又与基于血缘关系产生的宗子有所不同,除了以家族"最尊长"者自然担任外,通常由族众公推选举"贤能"之人担当。族长的职责主要是处理家族日常及重大事务,充当家族事件的见证者、纠纷的裁决者以及家族利益的保护者,在中国传统社会发挥了维护乡里和睦、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功能。

从重商到崇儒：清末以来官桥陈氏的变迁

官桥陈氏藉由陈士芳经商于浙赣两地而发迹于清同治间,继而通过陈训正的多方努力,不但从商户转型为官宦之家,而且完成了从重商到崇文的门风转向,终乃得益于陈布雷的笔耕及其特殊的身份与地位,成为海内知名的浙东“儒门”。

清人对周代宗法制度的研究

清代学者治经学时较为注重考据古史、探讨古代典章制度,在涉及周代宗法制度相关问题的研究上,这一治学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清人对周代宗法制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宗法的由来、宗法的作用和影响、宗法的本质内涵、宗统与君统的关系、宗法制度中别子等相关范畴、礼书中有关宗法制度的记载、宗盟以及封建问题等等,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为当前周代宗法制度研究的学术史回顾提供重要补充。此外,清人著述中对于古史的阐释内容可为探讨清代学术特点、思想和近代以来中国新史学的发展脉络提供重要依据。

中西传统丧葬习俗差异的文化解析

葬礼仪式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其历史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东、西方之间在丧葬习俗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基于它们对死亡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从儒家思想、基督教、宗族和教会的角度可以解析中西各具特色的丧葬习俗形顾的文化内因。

滇南地方社会、彝族祖先记忆与文化认同——基于地方志和彝汉文碑记的考察

藏缅语族、壮侗语族族群先民曾是历史上滇南的人群分布主体。元代以降,滇南地区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统辖,儒学随之兴起。地方志显示,明清两代,滇南儒家文化一度繁盛,对彝族传统文化的涵化影响较为显著。清乾隆年间,彝族尼苏人当中的一支,在族群精英的操持下,由普姓"恢复"为孔姓。《族谱明辨纪略》、《孔卓墓志铭》、《则旧孔氏汉彝文碑记》等彝汉文碑记成为孔姓彝族人建构孔子祖先记忆的重要资源。通过分析以上碑记资料,描述该族群对主流文化的认同感和维系彝族族群认同的努力。孔姓彝族人的个案是滇南地方社会文化多样性的真实反映。

试论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及其内在张力

中国传统体制历经上千年的发展积淀 ,形成了以宗族制度为基础 ,通过儒家思想文化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结合的社会组织形态。这种体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 ,但它对传统社会特别是明清社会的进一步变迁产生了极其严重地阻碍作用。最终 ,在外力的冲击下 。

曾国藩家族与基督教

湖南在清末民初以反基督宗教而闻名天下。湘乡曾国藩的中兴名臣美誉得自他对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而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又使曾国藩名誉扫地。曾国藩对基督教的反感并未在这个以儒教传家的清末最有影响的家族里得到全面彻底的传承,其后人在辛亥革命这样的社会巨变中有几位由儒入耶,改宗基督教。他们赋予基督教以自救救人的功能角色,希冀借助于对西学与西教的接受和传播,实现其先人曾国藩的自强中兴之梦,这种可疑的救国方案彰显了曾经被曾国藩奉为圭臬的儒教在其后人心目中的得失利弊。

徽文化在安徽青年中的认同现状与教育研究

徽州先人通过劳动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这些文化与徽州绝佳的自然生态环境融为一体,构成了举世瞩目的地方特色文化生态。通过诠释徽文化的核心思想,调查其在安徽高校青年中的认同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提出传统文化的现代教育策略: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体系、加强基本国情教育和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以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提供参考。

公与私之间:西汉刘向的家国观念

在中国历史上,刘向一直以学术、文章的成就而知名,他的政治家身份并不被重视。而事实上,刘向是西汉中后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使命感。长期深陷政治漩涡的刘向既是皇室宗亲,被家族责任感所驱使,又与儒生士大夫集团合流,有很好的儒学修养,因此,表现在他身上的家国观念便异常复杂,既受到西汉中后期"官天下"的儒家理想主义政治思潮的影响,又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刘氏宗亲的立场上,为刘氏政权和宗室利益代言,表达家国一体、存亡与共的拳拳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