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词典的构建及运用——基于家族企业的实证检验

通过科学的构建体现儒家文化的词典及指标,进一步研究儒家文化这只无形的手对家族企业行为的影响。基于此,尝试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构建能够测量企业儒家文化的词典及指标,并提出儒家文化三环模型。研究发现:(1)儒家文化内涵以伦理观为核心,随着个体关系的延伸而动态发展,边界模糊且呈差序格局,大致分为三个维度。(2)儒家文化影响家族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即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越深,其慈善捐赠越多。(3)高管海外背景对儒家文化与慈善捐赠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在进一步分析中发现,企业规模越大的家族企业,儒家文化对慈善捐赠的积极影响越明显。

论北朝家训的创作及其儒学意蕴

家训作为一种特殊应用文体,在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根基和悠久的历史。具体到少数民族统治下的北朝家训,其变化与发展又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既缘生于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对礼法制度规范的渴求,也脱胎于动荡难安的政权所催生的士族保家安族的心态。北朝家训在教子立身方面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的锤炼,在睦亲治家方面注重家庭伦理秩序的建立,其自身所蕴含的丰富的儒学思想,进一步推动了家训在基层社会的普及,巩固并夯实了社会统治的思想基础。如若通过汲取与剔除、继承与扬弃,完成批判性的当代价值转换,则又可以发掘其现代意义。

新中国榜样人物新闻写作的儒家底色

榜样人物新闻写作蕴含着儒家底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其表现之一是榜样人物事迹潜藏着厚重的儒家价值观念,表现之二是新闻工作者常带有儒家的价值观对榜样人物进行采访和选材。新中国榜样人物新闻写作具有儒家底色的原因之一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与新中国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契合处;原因之二是新闻工作者所接受的教育具有浓厚的儒家价值观色彩并影响着他们的新闻创作思想;原因之三是儒家价值观念深入国民心理之中,新闻受众普遍乐于接受具有儒家情感的人物新闻。蕴含儒家底色的新中国榜样人物新闻,歌颂了时代风貌,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的现状

哲学理论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未来走向的探讨中形成了基本共识 :即融会“中西马” ,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综合创新。因此 ,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尤其是与中国儒学关系的现状就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说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曾经就某些具体内容或方面产生过碰撞、比较、对峙、融通的话 ,进入 2 0世纪 90年代后半叶 ,这种对话从背景、前提、方法到预设的结果都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其中 ,研究背景的变化就是功能论的被悬置与学理论的确立 ,即从意识形态的争论过渡到了学术的争论。研究思路与方法则显示出两大特点 :前提假设与话语膨胀。应当说 ,这些问题都关涉到马克思主义本身和儒学本身的发展。

从中国国情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化及其传统。因此,从中国国情的角度了解并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对于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理上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前提意义。土地、农民、儒学,既是中国国情的特点,又塑造着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从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说,到晚近的"马克思主义中源"说,虽然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某种文化心态的反映,但也从某个侧面折射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熟谙中国国情。由中国国情所塑造的中国文化背景,在自觉和无意识的双重意义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

韩愈的儒学转向:背景、要害及其他

韩愈不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发动者和首倡者,而是一个儒学转向者。韩愈儒学转向的政治背景,是啖助以来的尊王攘夷气氛。韩愈尊王的代表作是《拘幽操》,而攘夷的代表作是《谏迎佛骨表》。这一转向的要害,是尝试为儒家儒道建立一种新道统和新文统。新道统强把孟轲赓续于孔丘周公之后,新文统强把扬雄赓续于刘向两司马之后。韩愈对扬雄的偏爱,大概起于少年时代。

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经学背景

顾颉刚疑古辨伪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经学的文本支撑、治学理念、为学路径紧密相关,是从传统经学母体内逐步演化而来的。经书是顾颉刚阐释“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文本依据。在疑古辨伪工作中,他秉持“重考据轻义理”的为学理念,经历了从“疑经”到“辨古籍”再到“辨古史”的致知门径。顾颉刚尝试将疑古辨伪的治学思想与方法在经史领域“互通共享”,目的是修正传统经学研究的流弊,更好地为现代史学服务,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基于时代背景的魏晋南北朝文学特点探析

魏晋南北朝历时约400年,一直处于国家分裂和政局动荡状态,如春秋战国般没有绝对强权的统治,但虽为乱世思想却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可以说是古代中国人第二次思想升华的伟大时代,文学创作空前活跃,文学走上了独立自觉的道路。这一时期的文学冲破儒家“诗教”束缚而独立,与史学和哲学有了明显的分工;思辨批判性彰显;玄学气息浓郁,推崇和发扬了道教文化;表现形式丰富多彩,诗、赋、散文和民歌等各种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有着专属于自己的舞台。

清代辽沈地区文庙的庭园景观环境

清代辽沈地区在园林艺术和园林文化方面的积淀较弱,但所表现出的地域与文化特色却十分独特,既有北方寒地园林的景观特点,又不失中国古典园林的风韵。文庙的建筑与装饰、具有地域特点的园林植物、季相景观和当地建筑材料等,这些要素构成的清代辽沈地区园林,深受中原地区传统的建筑与园林文化的深刻影响,并显示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特点。

儒学:一种可以作为“底色”的人生信仰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界,对宗教的看法可以说是一个最具有颠覆性的思想文化现象。起初,人们承接西学东渐传统,视儒学与基督教为同一层面的存在,所以康有为的孔教会就以"保教""保种"为宗旨。"五四"以降,由于科学、民主的凸显以及科学主义思潮的流行,宗教往往被视为"迷信"的同义语,这就使得新儒学的开创者对儒学的宗教性采取了一种回避的态度。直到1958年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才对清末以来中国思想界的认识作了一个总结,并以"超越信仰"的方式对儒学的宗教性作出了明确的肯定。此后,刘述先通过借鉴西方当代神学家蒂利希关于宗教之"终极关怀"的定位,不仅明确肯定儒学的宗教性,而且还从主体性的角度充分肯认儒家终极关怀之人文特色;杜维明则从肯定终极关怀之现实落实与文化融合的角度提出"儒家式的基督徒""儒家式的伊斯兰教徒",充分肯定了儒学在各大宗教交流汇通中的"公分母"作用。至此,儒家"关心政治,参与社会,热心文化"才成为人类宗教现象中的一大特色;而其人文性的"兼容"与汇通性的"底色",也就构成了儒学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人生信仰的独特价值及其意义。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

十议董仲舒

董仲舒的思想有多个侧面,了解他不仅要通过他的言论、著作,更要结合他所生活的历史背景。思想家的言论有时不一定等同于其真实的倾向;董仲舒的某些在今天看来愚昧荒诞的见解,在2000年前的西汉也许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如何设身处地,通过综合的考量,发现董仲舒在文本以外潜藏的价值,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

胡瑗的理学背景分析

胡瑗理学思想的产生符合统治者政治统治的需要,适应了宋初统治者从打江山向守江山转化的这一特殊的时代环境。同时,儒学的发展也客观地需要来一次较为深刻的革命。当然,胡瑗理学思想的产生也离不开他以教兴国等理想的追求。

略论胡瑗理学产生的时代环境

胡瑗是中国宋代理学的先驱,其理学思想的产生符合统治者政治统治的需要,适应了宋初统治者从打江山向守江山转化的这一特殊的时代环境。同时,儒学的发展也客观地需要来一次较为深刻的革命。当然,胡瑗理学思想的产生也离不开他以教兴国等理想的追求。

试论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文化背景

医疗保障制度的实行需要一定的思想文化作为精神支撑。传统的中医模式,是以儒医文化为指导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医疗文化与医疗保障实践,则较多地受到各种西方思想的强势冲击;新形势下,在医疗文化建设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兼取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之精髓,以促进"以人为本"的新医疗体制的建设与实施。

性理学视域下高丽末期汉诗主题意蕴论析

高丽末期(1260—1392)时政混乱,新兴士大夫们积极主动地从中国元朝引进朱子学,并将其作为革除现实弊病的理论武器。文学家、性理学家的双重身份使其汉诗创作具有浓郁的性理学精神意蕴。他们高扬性理学者直面社会人生的入世精神,不仅借鉴了杜甫感时写史的书写传统,以时事入诗、以诗记史,也敢于揭露社会不合理现象、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此外,他们深受儒家"忠孝节义"观念的影响,"忠孝节义"成为其汉诗的重要主题之一。他们还将"敬慎"、格物致知等性理学思想作为其抒写主题。

儒家孝道文化面面观

儒家孝道文化产生的基础主要是虞到周代时形成的孝思想和社会现象,儒家孝道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事亲"、"孝弟",它有积极善良的方面,也有消极落后的方面。儒家孝道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有巨大的影响,涌现出很多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事迹,且制定了相应的法令和政策。弘扬儒家孝道文化的精华,要继往开来,加强道德法制宣传教育,建立新型的现代孝道观。

玄风清朗:儒道的对话与交融

在先秦两汉的文化传统底色上,儒家孔孟人伦的底蕴和道家老庄自然的哲理进行了第一次对话,并在"内圣外王"层面达到了二者理论上的契合;同时,魏晋时期逐步成型并发展起来的士族门阀制度也为儒道的对话即玄学的产生提供了丰沃的政治土壤。通过儒道的对话与创造性整合,形成了风靡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学术思潮———玄学,并催生了"名教"、"自然"的经典命题。魏晋玄学的诞生,清晰地体现出了儒道交融的轨迹。

论中西管理模式的文化背景及其差异

中西文化背景不同,直接影响着各自管理模式的不同。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考察:权力差距(大/小),避免不确定局面的意识(强/弱),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阳刚/阴柔意识。

显山露水:文学性生成与先秦儒道墨三家

文学性是文学形成的必备条件。先秦的哲人们虽然总体上是尚质(尚道)轻文的,但是并没有排除他们对此后即将形成的文学的文学性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无疑是对汉代开创独立地位、形成规模的文学的发微具有显著的作用。本文力图从先秦儒道墨三家经典文本中对文学性的或正或反两方面的关注入手来发掘这种文学性的初始肇端及其背景、内涵和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