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视域中的王船山从祀孔庙及其经典化意义

根据文人日记记载,王船山作品大多被《沅湘耆旧集》选录,且经过两次《船山遗书》刻印,因此船山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同时据日记发现晚清民间祭祀王船山活动日益兴盛,这些也为王船山能从祀孔庙打下了基础;1876年,王船山从祀孔庙一事由郭嵩焘正式奏请,到1908年最终成功入祀两庑,经历长达30年的争论,其间曲折的过程映射了同治、光绪年间政治、文化的转型图景,对后来船山思想的经典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当前大陆新儒学问题的三封信

近几年来,大陆新儒家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十分活跃,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大陆新儒家的一些学说和主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是不相符、不相容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学理上是荒谬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其一,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等同于“儿童读经”,并把“儿童读经”作为在中国复兴儒学(教)的基础性工作,企图以“复兴儒学(教)”来替代中国近现代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提高青少年的民族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目标是相背离的。其二,大陆新儒家提出“儒化中国”、“儒化共产党”、“立儒教为国教”、“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等观点和主张,这对我国现行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提出了公开挑战,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注意。种种情况表明,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已成为现代新儒学运动新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出场,标志着现代新儒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关注和重视对大陆现代新儒家及其学说的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和儒学的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弘扬、继承中华优秀民族文化,摒弃传统文化中反人民、反民主的封建糟粕,旗帜鲜明地反对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儒化论。只有这样,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的活动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该文探讨了章句的特征及其与传、说、故等注疏体裁的差别,章句与章句之学产生的时间,以及章句之学兴盛和衰落的原因。作者认为,章句作为一种注疏体裁,出现于春秋末期;而章句之学作为一门学术,则产生于西汉宣帝时期。章句之学在两汉时期兴盛一时,与实行文化专制与学术禁锢的皇帝的鼓励、支持有关,也与经学各派维持与扩充自身势力的需要有关。章句与师法、家法有密切关系,但并不等于师法、家法本身;章句也不是今文经学派所专有。章句之学后来渐至繁琐,遭到诟病,并最终走向衰落,原因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封闭的学术体系,而且在于它的注解方式对于阐发义理存在先天性缺陷。

“改火说”与唐代寒食诗的兴盛──中国古代民俗与文学关系的个案研究

初唐官方视《周礼》为寒食最初起源的"改火说",消除了此前由"介子推说"所造成的寒食与儒家礼的对抗,不但奠定了寒食在唐代发展的合法基础,而且还带来了唐代寒食诗的兴盛。

“四书”经典结构形成过程的思想史考察

由《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组成的"四书"是继"五经"之后的又一中国儒学经典结构,对中国及东亚诸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四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学术事件,而是儒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应对外界的挑战而自身调整的结果,这与理学的形成、发展脉络息息相关。

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

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政治上,找到了北魏王朝正统地位的经学与历史依据;二、社会变革上,实现了拓跋部由游牧文化向中原农耕文化在礼制方面的转变;三、学术上,解决了汉魏晋诸儒没有解决的一些经学难题。

理学视域下的多维解读——欧阳修散文经典化历程考论(1127—1279)

1127—1279年间,欧阳修的散文经历了在理学视域下被"经典化"的过程,由此确立了其作为文学史经典的价值属性。在这一时期,知识精英在总体确认欧阳修散文文化经典属性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多重维度的仔细解读。经由这一系列的解读历程,欧阳修散文在儒学思想维度的权威性被明确限定,在文章技法与文史知识维度的典范性被深入提炼、辨析。由此,欧阳修散文的经典性内涵在理学语境中发生了转换,并对后世相关的文学史观念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苏辙《春秋集解》以史传经初探

北宋《春秋》学以争论褒贬、臧否义例为主潮,滔滔汩汩,席卷天下之际,苏辙《春秋集解》特出其间,以矫俗规过为著书旨趣,极力诋斥孙复诸家"以意说经"之穿凿钩深。家学、庭训、地域文化与学风世俗之激荡触发,于是蔚为苏辙《春秋集解》以训诂为书法,事义兼采而又归本于"以史传经"之特色。本文考其特色大抵有三:一、解读《春秋》,专主《左传》叙事;二、据史为断,批驳"以意说经";三、事据《左传》,义兼《公》《谷》;权衡诸家,发挥经旨隐微。此种透过考据事实,以得书法之治经风格,于北宋揣度义例、执着褒贬之《春秋》学研究主潮中,真堪为沧海横流之中流砥柱。

汉哀帝改制考论

汉成帝委政于外家王氏,导致其专擅朝政,皇权衰微;加之长期积聚、日益激化的社会危机,已严重威胁西汉政权的生存。汉哀帝即位后,推行了若干改制措施,其具体内容有:罢弃乐府、倡导三年丧礼、改正祖母、父、母名号、推行皇帝宗庙制度改革的礼乐改革;大致遵照若干儒家经典有关记载和现实需要,改革相关职官制度;限制贵族富豪疯狂兼并土地和大规模占有劳动者;支持刘歆争立古文经学于学官等。但由于缺乏系统、全面、合乎实际的改制方案,改制过程中哀帝又因人废法,息事宁人,宠幸奸佞小人,又因侵犯权贵利益而遭抵制,汉哀帝推行的旨在挽救西汉统治的改制最终以失败告终。

推原治道——程伊川《尧典》解引义

程伊川《尧典》解是其《书解》中比较完备的篇章。伊川认为,"治道"之成始于尧。其根本即在于尧之治理本于客观法度,由此形成的典常法则足以垂宪后世。要而言之,本于"义理"所安以为治,明用俊德之人乃为治之先,治理的目的在于"正家",分官设职,明确政治责任,选贤与能。它们勾勒出了华夏治理之道的基本规模。

“实”的可经验性——《墨经》“实,荣也”句新解

关于墨家"实"的含义,历来讨论不多。重新解读众说纷纭的《墨经》"实,荣也"句,证得墨家之"实"具有可经验的内涵。以"荣"字的词源学探究为中心新解《经上》文的含义为:"实"就在"荣"之中,从"荣"中自可求得"实",且只能从"荣"中求得"实",由此强调"荣实一致"。以儒墨之别为视角新释《经说上》文为:荣就像一个人志气(神情容貌和言行举止)呈现出来的样子,他人以此了解到的自己就如同真实的自己,不像一个人用金声玉服(隆重的排场和华丽的服饰)所呈现出来的样子,名不副实,与真实的自己并不相同。总之,以"荣"解"实"是理解墨者"实"义的一个特别视角;"荣"是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可经验的、具有标示意义的显著特征/根本特性;以"荣"解"实",就是要凸显和强调"实"的可经验性,由此贯彻墨家一贯奉行的经验主义传统。

《黄帝内经》生命哲学与儒道佛思想的共性分析

中医学理论有着浓厚的中国古代文化色彩,中华民族的“贵生”思想始终贯穿于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其思想内涵有诸多相通之处。从“生生之道”“生生之气”“生生之具”“生生之效”四个层面比较分析《黄帝内经》与儒道佛思想对生命哲学的认识,发现其思想内涵之间有着极大的相关性与统一性。四者都提出要尊重天地规律与秩序地“循生生之道”,以“气”为生命基础,“培生生之气”,并且以平衡观作为方法论,运用“生生之具”最后达到“收生生之效”,实现“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的理想追求。比较分析《黄帝内经》生命哲学与儒道佛思想共性,对于促进中医药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发展,加快实现“以中医药文化助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戴震哲学思想渊源的再探讨

传统的戴震思想"分期说"将戴震划归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即"考据学家戴东原"与"思想家戴东原",人为地割断了戴震考据与义理的关系,使得历来对戴震哲学思想渊源的探讨具有片面性。戴震少年便志于闻道,其前期对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的考据只是其求道的手段。从戴震一生的研究历程可以看出,他所致力研究的六经、孔孟才是其哲学思想的渊源。戴震哲学是对原始儒学关心民瘼思想的回归。

《文心雕龙》结构关系和基本文学思想再思考

通过分析《文心雕龙》《序志》篇、"文之枢纽"5篇,以及其他相关篇目内容,对一些重要用语做细致解读,在此基础上,对于研究中所形成的某些结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文心雕龙》文体论20篇与与后半部谈文理共性问题25篇其重要性难分轩轾;全书的基本文学思想是宗经,而不是"执正"加"驭奇";刘勰在提倡宗经的同时,又把儒家经典作品文学化了,他由此而视儒家经典为重要的文章学资源,意在推动文学朝既雅且丽的方向发展。

从学派经典到经学圣典——《论语》的编纂与儒家学派的建构

《论语》的身份发生了由学派经典到经学圣典的转移,这种嬗变与儒家学派的建构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整体上来看,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随着孔子的去世,儒门内部出现分歧乃至分裂,因此只有通过整理孔子遗说、建构本学派的经典以整合、加强本学派力量,《论语》在这种情况下得以编纂;二是汉代以降儒门极力将《论语》打造为经学圣典,这不仅是儒家经典体系的一次扩大与重构,是一种新的知识体系与学术典范的建构,同时也反映了儒家学派在更高层面上的愿望,意味着儒门的兴趣不再局限于本学派内部的事务,而是力图向意识形态层面拓展。

从科举考试看晚清学术转向

晚清时期,伴随时局变化,学术也发生了转向,基本呈现出汉学由盛而衰、今文经学大兴、理学中兴而衰败的学术格局。透过科举考试来审视这一学术转向,不仅可以发现科举考试与学术转向之间有紧密关联,而且可以给学术史研究提供一个新颖视角。

《新学伪经考》古籍辨伪平议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是讨论古文经真伪的辨伪学的专著。但《新学伪经考》中的辨伪并非客观的学术研究,而是思想家手中论证自己先验思想正确性的工具和打击论敌的武器。这样的辨伪事实上背离了辨伪学应然性要求,步入了歧途。其文与学术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有损于学术品德之客观与诚信。既有伤于学术,无益于思想建设,政治亦不享其利。康有为在历史上自有其地位,然不在其《新学伪经考》。

参孙的秘密与儒家的伦理观(二)

基督宗教和儒家学说均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圣经《旧约》中的人物参孙,其性格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参孙其人,事迹炳煌,富于戏剧性。经过梳理可以发现,参孙的一生具有悲剧性质,参孙的性格具有神学依据,参孙的原型具有历史依据,参孙的隐喻具有伦理意义。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论述了孝这一观念。孔子是一个有神论者,其孝道观乃是以其有神论为基础的。曾参是孔子所树立的孝的典型,他既有美德,亦有懿行,还有嘉言。曾参的所有嘉言均源自一个关键词:孝。曾参具有使徒的品格,孔子和曾参的关系犹如夫子和使徒之间的关系。曾参之孝延伸到近代而在曾国藩的著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达。《孝经》一书具有正典品格,此品格决定了其宗教性之存在。由孔子而曾参,由古代而近代,由近代走向当代,中华孝道之存在俨然具有其当前意义。这一切均可在参孙的悲剧和《孝经》的命题中得到互证。中华孝道是能够给人以终极关怀的系统学说,它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敦促人们共圆中国梦。

参孙的秘密与儒家的伦理观(一)

基督宗教和儒家学说均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圣经《旧约》中的人物参孙,其性格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参孙其人,事迹炳煌,富于戏剧性。经过梳理可以发现,参孙的一生具有悲剧性质,参孙的性格具有神学依据,参孙的原型具有历史依据,参孙的隐喻具有伦理意义。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论述了孝这一观念。孔子是一个有神论者,其孝道观乃是以其有神论为基础的。曾参是孔子所树立的孝的典型,他既有美德,亦有懿行,还有嘉言。曾参的所有嘉言均源自一个关键词:孝。曾参具有使徒的品格,孔子和曾参的关系犹如夫子和使徒之间的关系。曾参之孝延伸到近代而在曾国藩的著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表达。《孝经》一书具有正典品格,此品格决定了其宗教性之存在。由孔子而曾参,由古代而近代,由近代走向当代,中华孝道之存在俨然具有其当前意义。这一切均可在参孙的悲剧和《孝经》的命题中得到互证。中华孝道是能够给人以终极关怀的系统学说,它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敦促人们共圆中国梦。

孔门养生观特点浅述

孔门养生观是孔门医学的一部分,其源于儒学思想,结合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养生学思想,再融进孔门医学中对于人体体质、药膳等内容的独特理解,富含孔门特色,指导养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