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宪政主义试说

宪政精神与儒家礼治思想有着相通之处,通过讨论,指出对分权形式的制度安排不能做绝对化的理解,进而从制度的演化生成论出发,提出以宪政主义替代自由主义来实现政治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必要性与优越性。

儒家宪政主义:一个现实的乌托邦？

儒家宪政主义是近年来兴起的探讨儒家与宪政关系的政治思潮,其核心是发掘传统儒家控制王权的思想与行动,以此回应西方宪政实践的传统背景。这是一幅非常有诱惑力的政治图画,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想象力。但是,儒家在传统中国控制王权是失败的,而其教化出的民众之精神也与宪政所需要的公民不相符。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应在确保秩序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对此,儒家贡献甚少。儒家比较规整与踏实的出路是回归私人领域的生活儒学。

天道与神意:宪政主义的形而上起源比较

宪政原则起源于道德原则。后者有两个起源,一是形而下起源,一是形而上起源。形而下起源就是经验的起源;形而上起源则是宗教的或类宗教的文化传统起源。形而下起源为宪政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功利基础,而形而上起源则为宪政主义提供超越性和神圣性,使现实中的凡人敬畏宪政原则。西方宪政主义在形而上层面受益于基督教的资源,而中国的儒家传统,尤其是有关天道的学说,则是中国宪政主义的形而上源泉。现代社会,尤其在中国,人们往往关注宪政主义的世俗层面,而忽略甚至否定宪政主义的形而上起源,这不仅是对宪政主义的错误理解,而且也是导致宪政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西宗教伦理的宪政意义

对于中西宪政的不同命运,宗教或类似宗教的文化传统扮演了一个不可小觑的角色。基督教的超验之神、有限理性、对人性的双重预设与儒教的天人合一、理性自负、等级人性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儒教的上述传统,窒息了宪法至上、有限政府、人权保障、民主等宪政要素的生长。然而,近代中国一直存在着强劲的“尊儒”意识和波澜壮阔的“排教反教”运动,在民族主义胜利的同时,宪政是否失去了有利的文化环境,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基督教和儒教差异对宪政的影响

宪政在生发和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和条件的制约,其中与文化、宗教、伦理等因素是有着一定关系。西方基督教和东方儒教因教义的不同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差异,对宪政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中国的宪政制度不发达不能全部归咎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是我们应该努力扬弃儒教思想资源,为建设宪政国家创造越来越好的条件。

论“春秋决狱”中的“司法审查”因子

在现存的"春秋决狱"事例中,只有一例是董仲舒直接以儒家经义对抗君主命令做出的超越法律的判决,而仅此一例又可证明中国古代自然法思想的践行,其他五例都是运用儒家经义解释实在法律,进而深化或细化法律规定、纠正法律的偏颇或者弥补法律的缺失。中国古代"引经决狱"的事例展现给我们的,不仅不是枉顾法律、非法司法的司法恣意,相反,却是一个依凭"高级法"理念,通过运用解释技术进行司法造法,进而试图以司法制衡立法、限制行政的"能动司法"图景。"春秋决狱"中内含的"司法审查"因子能为我们提供一种传统法律资源,为破解社会转型期产生的"良性违宪"或"公民不服从"难题提供借鉴。

重新发现儒家——秋风式“儒家论述”评析

近年来,秋风打着"重新发现儒家"和"儒家宪政主义"的旗号提出了一系列颇有争议的观点和自己对儒家传统的系统看法,可称之为秋风式"儒家论述"。其核心观点就是认为,儒家的"正名"和"三纲"观念中君臣、父子和夫妇之间的关系都可以说是契约性的,儒家的政治义理从来都是宪政主义的,如汉儒董仲舒"屈君以伸天"的"天道宪政主义"以及儒家士大夫与皇权共治天下的儒家宪政主义传统等。我们认为,秋风式"儒家论述"的最大问题就是,采取无视中西差异而又反"历史主义"的恣意操作和混用概念的方式,以西方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权利、义务、自由、平等、契约以及宪政、启蒙等概念为准的,来论述和诠释儒家的伦理政治观念与思想传统。

清末民初宪政选择和文化冲突

清末民初进行过仿日或仿美的宪政选择 ,但都失败了 ,究其原因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 ,主要在于宪政的选择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等内层质素的冲突难以解决。

“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评“儒家宪政”

蒋庆似乎确信"王道政治是个好东西",并提出一套理论来阐述自己观点。这个理论自成一家,冲击性很强,迫使人们思考一系列理论与实践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的问题。既然蒋庆展开"政治儒学"研究、宣扬"王道政治"和"儒教宪政"不是纯粹出于学术兴趣,而是为了对症下药,"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理论上可能的选择维度",并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政治困境,这篇文章集中讨论他把脉认定的"病症"以及他苦心孤诣下的"处方"。

从儒家“以礼为体,以法为用”说到“儒家之礼与宪政”

儒家学术与宪政的关联,乃是当代新儒家的新题目。以往有"典宪"之词,偏指静态的典章制度,而鲜有从"仁政"进到"宪政"之思考。在儒家"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省察中,礼与法的交替与相辅相济的关系得以阐明;进而引出宪政中的"政道"与"治道",确认现代的基盘,正待于宪政的推行与完成。在宪政轨道中,文化功能之表现,将更能获得自由空间的开扩以及客观法制的保障。现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实际上也是由儒者来推动。在新儒家眼里宪政乃是新外王之实践最基本的一环。愿与天下人异地同心,共同奋斗。

文化基因与近代中国宪法变迁

宪法本非中国既有之物,而是随着欧美列强的"坚船利炮"舶来。中国前立宪状态下的政权合法性基础是以"天命王权"为核心的"德命"系统,政治体制是儒家君主官僚政体。鸦片战争以降,这种统治模式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为立宪政治取代。然近代中国宪法变迁呈现出形式和实质相背离的双重特点,立宪主义精神被剥离,工具主义、文本浪漫主义和权力决断是其突出特征,而这又是由沉淀下来的"德命"系统中"上下一心"传统决定的。换言之,文化基因决定了近代中国宪法变迁的方向与限度。

儒家宪政之形成及其创造性转化——从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谈起

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劢四位儒学大师联合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下文简称《宣言》),常常被视为新儒家关于中国文化的纲领性宣言。本文从《宣言》谈起,分析了新儒家宪政主义的形成理路:经过儒学的内在批判,民本思想和礼治分别被创造性转化为人权和宪政。并得出结论:儒家宪政被创造性转化后,中国可以建构独特的儒家宪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