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

利玛窦来华经历了两次易服:教士服易僧服、僧服易儒服,其形象经历了从修道士到西僧、从西僧到西儒的两次转换。两次易服从适错到适应,反映了利氏文化适应策略的不断调整,也反映了异质文化交融的某些规律。

汉代冠服体系的发展演变及意义探析

西汉初期,来自楚、赵、齐等地带有明显地方特色的冠服进入了官方冠服体系,反映了西汉时期的文化多元性。随着经学影响的日益深入,东汉儒生群体开始运用礼学经典对冠服体系进行了系统整理,同时还利用当时有着普遍信仰基础的五行灾异学说来帮助其完成礼仪服制系统的建构,体现了礼学经典稳定社会等级秩序的作用。

浅谈儒家思想对朝鲜时代四大礼仪服饰的影响

分析儒家思想对朝鲜时代四种礼仪服饰的影响,可见朝鲜时代极其重视儒教,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具有等级森严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特征,在生活中处处都渗透着儒家的礼教思想,从衣着服饰上可以鲜明地区别身份、地位与尊卑、贵贱。

《论语》中的纺织服饰考辨

《论语》蕴含着丰富的纺织服饰信息,但纺织服饰史学界很多解释出于礼仪角度来审视,对于技术和纺织服饰文化的角度的检审相当缺乏,导致一些错误的解释盛行。通过文献研究和结合相关的纺织服饰考古,研究认为:《论语·八佾篇》"绘事后素"中"素"乃后素、绘通绣;《论语·公冶长篇》中"束带立于朝"是束大带立于朝,示官宦。同时裘非华夏乃至汉族的鄙夷之物,而是其推崇之物,皆因未对"旃裘"作出正确的解读。黼冕、缊袍分别代指帝王、贫却不困之士的礼服;《论语·雍也篇》中"质"与"文"分别指代衣物上的地组织和花组织,不宜做过多的引申;《论语·子罕篇》中麻冕用工、用时多于丝冕,皆因古人对冕的织物密度的三十升布标准要求所致。此外,纺织度量与中国丧服礼制有着密切关系;君子穿衣搭配都有一定之规,无一不体现中国古代颜色观、礼制,但又不失其家居性。

泰山地区儿童民俗服饰初探

生活在泰山及周边地区的人们,以泰山为背景,深受泰山古老文化的影响,民风纯朴,民俗文化浓郁,泰山信仰渗透于生活的各个层面,形成了独具泰山地域特色的民风民俗,特别儿童服饰独具特色,这些儿童服饰从服饰特征,到穿戴形式都蕴含着深刻丰富的文化内涵,影射着当地独特的民俗意象。

明代女性服饰中的“理学”意涵与刍议

文章以明代女性服饰为研究对象,借助部分明代女性服饰实物、女性题材绘画作品以及相关史料文献,对明代女性服饰“理学”意蕴进行挖掘与分析,解释这一服饰文化现象形成的根源与特征,以期激发出更为新颖的明代服饰史观。研究表明:严苛礼制、“三纲五常”思想对于明代女性服饰及其文化产生了自上而下的深刻影响,同时在特定的女性群体以及部分女性题材绘画作品中,超脱礼教束缚、大胆创新的女性服饰形象也表明了大众对于理想女性形象的臆想以及突破传统文化束缚的渴望。

浅析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衣镜”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衣镜”备受关注。从其制作时间上看,“孔子衣镜”制作时间是刘贺被封海昏侯之后。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才满足“读过《史记》”、“有漆树”、“有专业手工者”、“有足够的时间”四个条件。当刘贺“身患痿疾”被封海昏侯后,面临着南方“卑湿”,“丈夫早夭”的威胁,以及汉宣帝的监视。而“孔子衣镜”正面的西王母、东王公等纹饰则指向刘贺对长寿长生的渴望。背面的儒家内容正是利用汉宣帝重法而轻儒的性格,假装崇儒而无抱负,以减少汉宣帝对自己猜忌,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章甫”之冠与儒家初起阶段的“儒服”问题——兼论先秦儒家群体意识的觉醒

"章甫"本系殷代礼冠,由于孔子个人的提倡,转而成为"儒服"的"标配",其中既有孔子追念先祖的感情因素,又体现了礼崩乐坏、明王不兴时代背景下以"古"相尚的价值取向。由于孔子对"章甫"之冠的提倡及弟子对夫子的推崇,因此孔子卒后葬式才有"冠章甫之冠"之举,这既体现了"儒服"问题在当时的重要性,又表明它有鲜明的理想主义风格,不纯粹是"写实"的,因此就不宜用严格的礼书所载的葬式来要求。辨伪学者以礼书所记葬式指《孔子家语》所载非实,系出造作,流于刻板和机械。以"章甫"之冠为代表的"儒服"问题是儒家初起阶段的重要舆论话题,正是对这个话题的讨论,一方面促进了孔门群体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从形式上强化了儒家最初作为一个学派的"辨识度"。

从晋祠圣母殿彩塑看理学思想对宋代女性服饰的影响

不同于秦、汉唐时代积极自信、外在奔放的恣意人生态度,宋代理学更注重内敛和心性的平静,讲究理法对欲的控制。宋人收敛外在的伟力与气魄,在文化心理上趋于守静持敬,崇尚格物致知。文章以晋祠圣母殿彩塑为研究对象,从服装色彩、形制、装饰等角度进行分析,旨在建立起宋代理学思想与当时服饰审美之间的联系,从而分析"以理为美"的精神特质是如何对宋代女性服饰产生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