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周秦儒学“无为”观念的本旨与践履边界

一直以来,人们认同“无为”观念乃道家老庄所专言,殊不知周秦诸子对“无为”均有所发明,一致而百虑,程度深浅有所差异而已。儒者虽然抱有积极入世的思想旨归,但是其人深知一味进取反而有害于道。周秦儒学诸子,特别是孔子、孟子、荀子,都对“无为”观念采取了辩证态度,将“无为”与“为”合一而论。二者落在达至“惟精惟一”之道,“无为”关键在否决歧路,成其一道,达于至诚状态的“无为之为”。论证清楚周秦儒学“无为”观念的本旨与其践履边界,对于今人在人生低谷应对精神上的两难问题将会大有助益。

儒学“心性”概念的哲学本质及其当代转化——蒙培元“中国心性论”述评

蒙培元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中国心性论”,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儒家、道家、佛家等都归入“心性论”,这是一个独创的观点,既归纳了各家心性论的共性,又特别强调了儒家心性论的特性。“中国心性论”是当代哲学“情理学派”的产物,涉及“新理学”、“情感儒学”、“生活儒学”,以及“自由儒学”“心灵儒学”等。但是,对于蒙培元的情感儒学来说,“中国心性论”其实只是其早期的一个过渡性的观念。传统心性论其实并非所有儒家学派的思想,更非孔孟儒学的思想,而是宋明理学的一种哲学建构;它的哲学本质属于传统本体论的主体性哲学,因而必须接受当代哲学前沿思想的反思,即接受“主体性何以可能”的追问。因此,心性论的当代转化意味着解构旧的心性论,回溯到前主体性的生活情境,从而重建主体性及其心性,尤其是现代性的个体主体性。

儒法文明的重构与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的两条道路:比较政治学的考察

在现代西方的冲击之下,东亚儒法文明中的中国和日本共同把富强作为最急迫的国家应战目标,但是在“儒主法辅”还是“脱儒入法”这一大战略选择上两国则分道而行,日本不仅走向“脱儒入法”的资本一军国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且在文明归属上纠结于“脱亚入欧”;中国则在重建大一统文治国家的曲折探索中,迈向轴心文明国家的复兴。从区分利害与是非的高度上比较中日现代国家建设经验的得失,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更深入地理解当代东亚世界的发展方向。

先秦法家的忠德观及儒法忠德观的异同——以战国时期三晋法家为例

法家作为政治思想流派,主要出现在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争鸣时期。在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中,相当多的法家思想家都与韩、赵、魏“三晋”有着深远的关系。他们或是出生于“三晋”,或曾经活跃于“三晋”的政治舞台上。法家不仅重视法、术、势,而且对政治道德也给予极大的关注,特别注重高扬忠德。与儒家广义的忠德观不同,法家的忠德观相对狭义,主要集中在忠君这一点上。通过对三晋法家代表人物忠德观的分析不难发现,法家忠德观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自私人性论基础上的,其政治定位主要奠基于君尊臣卑的君臣关系上,至于其核心内涵则完全集中在臣子对君主的绝对、片面的忠顺上。概言之,以三晋法家为代表的先秦法家学派对忠德的界定和阐扬主要集中在臣子忠君上,其根本还是服务且服从于君主以法、术、势来治国理政。因为是建立在维护君主专制这一目的之上,因此,法家的忠德观主要体现为忠君道德,且缺乏先秦儒家忠君道德那种双向性,而表现为绝对化的、单向度的忠君。

科学把握儒家思想精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儒家思想从民间到庙堂,一直占据着主流意识的地位,承载着几千年中华文明的文化积淀和智慧结晶,它不仅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力量源泉,也是我们党推进理论创新的根脉。作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从不故步自封,而是因时而变、兼收并蓄,在保持原有价值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在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客观、准确把握儒家思想的精髓,并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深入挖掘其当代价值,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支撑。

“儒法合流”的历史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汉初的“汉儒批法”及随后的“儒法合流”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件,其背后反映着封建大一统权力秩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价值建构的客观要求,本质上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价值重构。但作为统治策略的“儒法合流”,并没有真正解决“家天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德治和法治的有效结合问题,反而造成了“礼高于法”等一系列封建社会秩序建构的缺陷,并影响到了随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探索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一致。

20世纪90年代后的俄罗斯儒学研究

1990年代后,俄罗斯汉学家不仅注重对儒家典籍的翻译,而且对儒学的本质及其蕴含的当代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就儒学本质而言,他们见仁见智,或认为儒学具有宗教功能,或认为儒学是哲学,或认为儒学兼具宗教和哲学两种特质,或认为儒学是伦理—政治学说。尽管对儒学本质的认识不同,但几乎所有的俄学者又都认为儒学对解决当前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面临的生态环境、国际关系、人际关系等诸多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这也决定了俄罗斯学者研究儒学的重要目的是试图为俄罗斯的发展探寻一条新途径,为解决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种新视角。

浅谈法家、道家、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在分析加强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研究的必要性,并概括法家、道家、儒家的一些主要思想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将这些管理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以提高管理效果。

儒家“和”文化的理论实质

"和"是儒家文化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其最高的价值原则。儒家"和"文化蕴涵着"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和而不同"的动力机制、"和实生物"的发展理路、"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终极诉求这样一个逻辑系统,共同诠释其深刻的理论实质。全面把握儒家"和"文化的理论实质,事关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事关对儒家"和"文化的当代转化。

儒家教化本质及当代价值

儒家由孔子创立,经由后儒传承并发扬光大,而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核心价值体系,其核心观念是"仁",核心功能为教化。儒家教化是以"人"为逻辑起点,通过礼乐制度及社会文化环境对人的文化化,化性起伪,最终使人人向善,止于至善;当代社会应传承儒学及其人文精神,肯定人的尊严,价值,倡导教化、敬畏生命、尊重人格并重视典礼仪式对人教化作用,同时,为政者及社会各精英阶层应起率先垂范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刑罚思想的对抗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刑罚思想上,儒家偏重于“礼义教化”,以刑辅德,法家偏重于“重刑威慑”,以刑去刑。这只是各自维护社会秩序的方式、手段不同,而在道德理想和治国目的上两者是相通的。

法家模式评析

关于中国模式的理解,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立足于19世纪末期开启的新战国时代,可以用法家模式来解释中国模式。百年以来,尤其是当下,中国追求富国强兵,强调依法治国,注重加强和改进政治中枢的领导。这些主导性的国家实践、政治实践,都可以在法家学说的框架下得到解释。从根本上说,法家模式是新战国时代的产物。但是,仅仅沿袭法家模式是不够的,应当在法家的功利追求之外,为中国模式增添更多的伦理资源、道义资源。在法家第三期的背景下,应当思考法家模式转向"新儒法模式"的可能性。

贾谊所见书蠡测

西汉初年贾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历史发展证明其中很多是非常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贾谊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有着怎样的学术来源。具体来说,当时贾谊所看到的都有哪些重要的著作?根据贾谊的学术背景、其作品的征引以及新近出土的文献,可以推论贾谊所见典籍的概况,为我们深入探讨其思想来源提供了基本的资料线索。

试论中国早期儒家的人性内涵——兼评“性朴论”

性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概念。它的基本内涵包括生存之初和气。早期儒家之性,或是"浩然之气"(孟子),或是不正之"材"(荀子),或是正邪兼备之"质"(董仲舒)。气的不同属性意味着性不是初生的白纸,而是具有规定性的事实。它对成人具有基础性作用。故,性不仅有性质功能,而且具有性质的内涵。性是性质。作为性质之性,显然不能够被理解为"朴"。"性朴论"的标签是不符合事实的。

20世纪的"原儒"工作

20世纪的"原儒",一般是做探究"儒"的历史起源的工作,但是这种意义上的工作对于儒家精神的说明性是很可怀疑的,这使得它们也许只应该被称为"说儒",而不应视为真正意义的"原儒"。本文从陈来的《说说儒》切入,分析20世纪各种"说儒"的来由,指出它们共同的不足。同时,本文的重心更在于指出,20世纪实际上存在着真正意义上的"原儒"工作,熊十力和蒙文通可以作为程度不同的两个典范。通过分析,本文达成了对于"原儒"工作的三个原则的认识:"寻绎"、"原本"和"孔子一身及由孔子开启的儒家精神历史"。

儒法之争的本质及其现实启示

儒法之争发端于中国春秋战国之际,是在儒法两家之间展开的一场关于德刑关系的争论。儒家认为"以德治为本",法家认为"以法治为本"。随着秦灭汉兴,德治为本成为大势所趋。文章从儒法之争的历史及其本质进行深层探析,揭示其对现实的几点启示,即要适应当代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健康有序地发展,就必须在加强法治的同时,努力加强德治,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

诸子之道与“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是先秦一种流行的政治理念。道家从自然主义出发,主张通过"去欲"、"去智"等手法实现"无为而治"。儒家从道德理想主义出发,主张通过道德教化、以身作则、贤人当政等途径实现"无为而治"。法家从权威主义出发,主张通过"势治"、"术治"和"法治"途径实现"无为而治"。各家的"无为而治"理想都因其实现途径上的片面性而难以在现实中得以有效贯彻。

先秦法思想之名学框架略诠——从孔子的正名主义到申韩的刑名之论

在先秦名辩思潮中,名实之论乃是诸学之媒介,常为诸子论政的形式性架构。儒家的正名主义发其端绪,法家的刑名之论曲备其详,典型代表了名辩思潮的政治化、实用化路径。儒法之名论,勾勒出从"秩序"价值到"赏刑"手段的名论脉络,且阐发了法律的"圣人制礼(或立禁)"的法起源论与"定纷止争"的法功能论,搭建出中国古代法思想的基本框架。儒、法皆"贵名之正",无意于申说法制之"名"对社会之"实"的反映,而贵乎法制之"名"对社会之"实"的统制。故而,儒法之名论不单显现了轴心时代关于法律学说共通的逻辑言说,更揭示了毫无二致的"法自君出"之本质精神。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