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学说:法家之东方“别派”与另类的“汉承秦制”

战国后期形成的黄老学说系法家在东方齐地的一门“别派”,由于东方齐地特殊的政治文化,使它与三晋法家和西秦商、韩法家理论都有着重要区别,但是它们的基本共同点则是为建构大一统君主集权政治服务,主张以“法”治国,以“术”“势”驭臣。黄老学说在汉初通过“萧规曹随”,走上帝制时代另类的“汉承秦制”之路,从而使汉初的“汉承秦制”具有更复杂的特点。在文景时期,由于皇权与外戚、宗室、军功大臣之间博奕的张力,促使黄老之学与儒家学派成为维护各派政治利益的理论武器,导致西汉前期政治制度的建构、变革异常错综复杂。

元代汉儒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

元朝的统一为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理学、史学、政治等领域,元代汉儒的民族思想从故国思绪和"夷夏之辨",逐步转向以务实态度承认元朝统治、认识多民族统一的历史意义、平等看待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关系。元代进步的民族思想在总结多民族历史、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论东汉道德教育的途径

东汉通过多种途径进行道德教育,主要有广设学校,以德养才;奖励名节选才以德;设官任职,务行教化等,把灌输封建伦理道德思想与伦理道德的法制建设结合起来,把良好道德品质的培养与功名利禄结合起来,从而广泛推行社会教化,培养了东汉良好的职业道德,促进了东汉良好道德风尚的形成。

坑儒一事真伪辨——与李开元先生商榷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是可靠的。坑儒一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起于方士讥议,秦始皇因此意识到士人非议时政之风颇盛,遂从非议时政者中选出四百六十余人,集中将其杀害,以警示天下人不可非议时政、诽谤皇帝。由于立场不客观,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有不少误解和夸张,误认为是秦始皇为了彻底灭绝《诗》、《书》,遂活埋儒生,甚至是活埋了所有儒生。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的认识,尽管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但仍然属于历史认识,与故意伪造的谎言有质的区别。

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东汉的私谥问题

东汉时代私谥盛行,获谥者可分为隐逸者、去官或致仕者及部分在任官吏,他们皆通晓儒术。命谥者除门生、故吏外,还包括地方长吏和外戚在内的现任官吏、国人与乡人等。赠谥原则亦依据儒家经典及古义,谥号因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私谥的流行与谥法制度的封闭、刻板,士人重视声誉,以及士族发展等因素有关,它反映了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离心倾向。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东汉士人的国家认同及其历史意义

春秋以降,士人阶层逐步发展壮大,至西汉后期已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两汉之际动荡政局中,大批士人通过辨识与权衡,选择了投奔依附草创时期的东汉王朝。在此基础上,东汉士人形成了以认同东汉王朝为核心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以"大汉"为荣的国家自豪感、归属感,以忧国忧民、为国尽忠为荣的价值观、人生观及系列爱国行为。东汉士人的国家认同,传承和发扬了儒家倡导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奉献精神,展示了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士人阶层积极入世、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不过,也应客观、辩证地看待其历史局限性。

15世纪的朝鲜族谱

15世纪为朝鲜族谱纂修的早期,当时的族谱主要是记载父系与母系的内外八寸谱,保留民族传统。朝鲜族谱是高丽时期修谱的继续,15世纪修谱已经比较普遍。新发现了15世纪族谱的形式,进而加深了对于“内外谱”的认识。广州安氏谱内外分别,已经有明确的书写原则。一是记庶孽(妾子妾女)于嫡女之后,二是将公私贱隶无婚姻关系所生男女“直书名于卷之末”。朝鲜族谱的修谱思想来自于中国儒家特别是宋儒的主张,引用宋儒苏洵修谱思想比较多。谱序作者多为本族士大夫,修谱具有士大夫的特性。

略论两汉士大夫的异同

在儒学与皇权政治的结合过程中,两汉士大夫在政治取向、学术风格等方面都分别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和个性。追求入仕,师、吏并重是两汉士大夫的共同特征。论其异,西汉士大夫固守“天下为公”的理念,忠君意识淡漠,以师道和言灾异制衡皇权,以“王道”改造政治;学术上兼容,学以致用,侧重于整理经典和阐释义理。东汉士大夫则忠君意识强化,师道式微,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缺乏道德的自我约束;学术上思想谨固、保守,重视考释、注疏和训诂。儒学的政治化是造成上述变化的主要因素。

略论东汉士大夫的缺失

东汉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的形成阶段。在皇权政治的运转中,东汉士大夫未能固守“士志于道”、“道尊于势”的先儒宗旨,表现出忠于皇权、追求功利、附趋世俗、社会责任意识淡漠和治世实际才能不足等诸多缺失。东汉后期的政治衰败,士大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专制皇权的强化,儒学政治化的禁锢,选官制度的弊端和宗族、经济的羁绊,是造成东汉士大夫缺失的主要因素。

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

洛阳太学的设立促进了经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光武帝刘秀对洛阳太学博士官的选拔非常注意 ,并不断完善对博士官的选拔制度。太学的发展 ,使京师洛阳形成了浓厚的经学文化氛围。东汉末“风俗之美”的形成、党锢之祸中党人的种种表现和太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等 。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论东汉党锢的缘起与党人失败原因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党争,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题中仍不乏剩义。本文主要考察党锢的缘起及党人集团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党人集团的失败绝非偶然,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值得总结。其一,把宦官作为败坏东汉政权唯一的罪魁祸首有失公允;其二,清流官员欲尽除宦官的计划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且他们的过激言论招致皇帝的震怒;其三,党人集团中缺少雄才大略的领袖,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致使功败垂成。

儒家的修身学说与汉代士大夫的轨德立化

修身以安天下、轨德立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先秦圣哲无不强调修身安人、礼乐教化的重要性。汉代士大夫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修身学说,并把轨德立化运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士大夫的轨德立化主要包括士人的个人修行、君主的仁德教育、民众的教化等。它在整合社会、提高民众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儒家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渗透于社会各阶层。

马融学行污点辨正

自东汉赵岐以来,"通经而无节"几乎成了对经学大师马融的盖棺定论,但事实上,相关史书对马融党附梁冀、飞章害李固、追杀郑玄、在郡贪浊、奢侈傲慢等不良品行的记载多有歧出和不实。通观现存史料,马融是一位品学兼优的经学大师,其历史形象的恶化很可能是魏晋南北朝社会矛盾与儒、道相争背景下的人为造作。

东汉末党锢之祸新解

学界论及东汉党锢,多站在代表正统、道德的士大夫立场,表现出对宦寺阶层行为的轻贱。本文欲突破这一思维框架,从宦寺所代表的社会下层民众努力争取向上层社会流动而重新建构政治人物标准的角度,予东汉党锢新的理论阐释。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东汉儒学兴盛与官员政治操守——以陈球为例

秦朝以吏为师,遗礼义,弃仁恩,重申韩,十四载而亡。西汉初年,儒生渐起,孙叔通制礼乐。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遂为官方哲学。东汉光武诸帝亲历学儒,儒学最盛。诸多官员兼有儒生身份。淮浦陈氏家族有重儒传统,家族成员普遍具有忠君、爱民、直谏的政治操守。陈球是其杰出代表。陈球率道直行,仗义执言,以国家社稷为重,突出表现在议窦太后合葬,零陵破敌,设计除宦官曹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