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论“伪儒”的三重考量

清儒从“学道”与“事功”的考量出发,努力辨别“真儒”与“伪儒”,主张“真儒”以“明道”为安身立命之所,以“明学术、正人心”为目的,以“经世致用”为现实考量。清儒对“伪儒”的批判与对“真儒”的追求彰显了清代儒者对正统儒学的传承与践履、自我净化的诉求以及回归传统儒家学术的努力。

元代庙学考辨

庙学即是各级儒学 ,元代在儒学教育上继承了两宋以来的庙学合一制度 ,使祭祀与教学相结合的庙学制度更加完备 ,朔望祭祀、讲书是元代各级儒学教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注重祭祀是元代庙学制度的一个特点。

宋代经学著作雕版印刷述论

经学是整个封建社会神圣不可侵犯的统治学说。时至宋世,作为儒家经典合称的“十三经”完全确立,并与进入黄金时代的雕版印刷事业紧紧相连。宋代统治阶级的意愿、士人的经学研究状况以及普遍的社会风气作为三大社会因素,共同给予当时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而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则作为雕版印刷版本鼎足而立的三大系统,在经学著作的长期刊印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而且大大推进着雕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在整个宋代文化史上,经学著作的雕版印刷对于传播经学知识、普及经学思想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宋代理学话语的形成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孔尚任儒家思想发展变化新探

孔尚任诚然有尊孔崇儒虔诚自觉的一面。但是其可贵处却在于他能从尊孔崇儒的氛围中解脱出来 ,清醒地走向“过儒” ,因而将挽救末世的希望 ,从空疏清谈的封建士夫转向较为务实的市井细民 。

崔述《考信录》卫道、尊经原则解析

崔述在撰著《考信录》时,严格遵循卫道、尊经的学术原则,坚决维护儒家道统的权威,以《六经》所载作为评判古史古书真伪的标准。这些原则,适应了当时社会对于学术研究的要求,有其合理性,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崔述的学术研究存在证据不足、结论武断的弊端。剖析崔述著述的卫道尊经原则,对于客观理解与公正评价崔述的古史考证成就有着重要意义。

地域文化视野下的金代西京刘氏家族文化特征论

金代西京为辽金时期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影响。西京又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交接地区,既有少数民族性格纯朴豪放,又有中原家族重视读书教育的多元特征。西京刘氏家族秉持地域文化传统,耕读传家、崇儒重教,对金代科举文化、理学传播、史学传承、文学创作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刘氏联姻家族也表现出重科举、重文学、重操守、重吏能的地域文化特色,在金代士大夫阶层形成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司马迁诗经学思想对吴敬梓的影响

司马迁与吴敬梓都有经学背景,在诗经学方面,前者对后者有着深刻的影响。著述动机上,吴敬梓继承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精神;经学思想上,吴敬梓崇圣尊经、不拘于门户之见,远源也正是在司马迁那里;至于诗经学的主要特点,两者都在于以乐论诗,吴敬梓敏锐地体察并把握诗经学重要范畴原初的音乐内涵,源自司马迁对这些重要范畴的论述。

儒学现代命运嬗变史考略

儒学在现代百余年的沉浮变迁史是一部充满艰辛曲折和同外来文化恩怨纠结的命运嬗变史。这部历史自康梁变法开始,总流动表现是始尔滑落、继而遭难、中期分流和最后合流复兴。其中有许多教训须总结,也有很多思想史迹须梳理勾勒。本文考察的结果是,孔子儒学虽脱去了古代加封的种种神圣光环和头衔,然其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资源所具有的丰富思想内容和人文精神价值,却是不朽可以长期开发下去为建设人类新文明服务的。

儒学现代命运嬗变史考略

儒学在现代百余年的沉浮起伏变迁史是一部充满艰辛曲折和同外来文化恩怨纠结的命运嬗变史。这部历史自康梁变法开始,总流动表现是始尔滑落、继而遭难、中期分流和最后合流复兴。其中有许多教训需总结,也有很多思想史迹需梳理勾勒。本文考察的结果是,孔子儒学虽脱去了古代加封的种种神圣光环和头衔,然其作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资源所具有的丰富思想内容和人文精神价值,却是不朽可以长期开发下去为建设人类新文明服务的。

“话语”之外:乾嘉时期的湖湘理学与地方书院——基于玉潭书院的考察

以往学界关于清中期时代学风的叙述,大致笼罩在乾嘉考据学这一话语体系之下。然而,所谓的"话语"在整合社会下层士人的层面上却具有局限性,这一点在湖湘地方书院教育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清代乾隆年间,湖南宁乡士人积极筹备重建玉潭书院,通过编纂书院志的方式,自主选择构建与地方传统理学相融合的胡张学统,并且在书院教学中也时时浸润着湖湘义理之学的因素,不完全受江浙考据学风的干扰。

程颢的定性说及其与道家之关系

中唐出现了儒学复兴运动,一直持续到宋代理学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儒家学者一直企图重构儒学本体论与心性论,以走出千年困境,取得对佛、道的胜利。程颢的《定性书》就是这一努力的产物。定性说以外在的天、人、物及内在的心、性、情为讨论框架,重构了贯通本体论与心性论的本性论。更深层次地看,程颢定性说援道入儒,其“循理顺情”的方法论与道家以理化情学说关系甚密。

儒学、政治与历史——龚自珍的经学之思

"今文经"是清儒在追问什么是最真最善的儒学的过程中,逐渐开辟出的一个思想空间。在这条反思的路途中,龚自珍对西汉经学的继承和弘扬没有落入壁垒森严的门户窠臼之中。他截断众流,直探本源,重新思考了儒家经典教诲的根本精神,深入揭示了儒学综汇经史、贯通天人的完整意蕴。只有超越还原主义的孤立政治史探讨和纯粹学术史进路,我们才能恰当估计龚自珍经学思想的价值。

杨丕复:朱熹礼学思想的践行者——杨氏《仪礼经传通解》浅析

宋代朱熹及其弟子黄榦等人的礼学研究,通过调整礼经文本的篇章结构次序,按照一种以类相从的原则,对历代儒家典籍中有关礼制文化的篇章进行了一次新的纂辑与重构实践,达成了一种对礼经的新诠释,进而建构了一种新的礼学思想体系。受其影响,清代前期和中期出现了一股效仿朱氏、黄榦《仪礼经传通解》《通解续》的著述之风,湖南武陵学者杨丕复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杨氏的同名之作《仪礼经传通解》虽然在著书体例上颇多效仿之处,但却具有宏富的治学视野,同时在礼文纂辑重构的处置方式、礼文注释的处置方式、礼器制度的诠释视角等多方面具有独到的治学特色。

跨国背景下的学者型商人研究

通过回顾和总结儒学思想对于知识型商人及其商业行为的影响,突出儒商精神在东方经营和管理模式中重要性。儒商的经商行为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体现"义"与"利"之间的一种平衡,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通过跨文化角度,分析研究新浪网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曹国伟和《胡润百富》创刊人胡润,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成功儒商的两个典型案例,勾略出新时期跨国背景下学者型商人的显著特征,并提出研究模型,让人们充分地了解和认识跨国儒商及其成功的奥秘。

传统《诗经》学对怨诗的诠释与儒家“诗教”——以孔子、郑玄、朱熹、马瑞辰为例

《诗经》中存在着大量的怨诗,抒发了多种多样的怨情。围绕《诗经》怨诗而展开的诠释是我国传统《诗经》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孔子、郑玄、朱熹、马瑞辰可分别作为古代两千多年的《诗经》学研究史四个时期(即“先秦诗学”、“诗经汉学”、“诗经宋学”、“诗经清学”)的代表性人物,由他们对《诗经》怨诗的诠释,我们当能大致完整地勾勒出一个历代演进的轨迹。在传统《诗经》学对怨诗诠释的背后是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在起作用。正是儒家“诗教”,广泛、持久地影响了历代对《诗经》怨诗的诠释。

人格在道、政、学之间挺立——北宋儒学思想史视域中的苏轼刍论

苏轼作为北宋"蜀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人格形成有着深远的儒家思想渊源和深刻的时代思潮背景。在道的层面,他坚守了以孔孟之道自任、志在批判、议论不随、勇于担当的士君子人格;在政的层面,他发扬了儒家仁民爱物、志在兼济的人文精神;在学的层面,他从肯定个体情感出发,以社会整体性与个体多样性相统一的致思方式来诠释儒家经典,从而构建了一种性命自得、以诚明而达致中庸的理想人格境界。苏轼融理论思想和生命实践为一体,将道、政、学三元统一的的安身立命之道,在中国传统儒学的人格理论演进历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朱子解经方法的理论价值探研

朱子通过大量解经实践,谙悉宋代学者义理解经的流弊,对此进行了全面反思,要求融会汉学之章句训诂与宋学之义理,以求激活经典的潜藏价值。他开启的章句训诂与义理结合之治学方法潜藏着深厚的理论价值,涉及到言意之辨、细节与整体的循环以及解经的历史性等问题。言意之辨也就是朱子确信通过经典语言可以把握圣贤遗义。细节与整体的循环指只有通过字词训诂才能把握经典义理,而经典的整体文本又制约着字词的训诂。经典阐释的历史性问题,即经典的存在状况和时代思潮对阐释的影响。

儒家礼教思潮的兴起与清代考证学

清代的学术主流从康熙到道光初年是"儒家礼教思潮"(Confucianritualism)的兴起与发展。这个思潮表现在以礼为教的道德论、以礼为治的经世论与以礼为学的三礼经学研究。这个儒家礼教思潮的兴起与发展,便构成了从明末开始的一个非常深广的儒家思想文化的转型。引导着儒家经学、考证学发展方向的,是当代制定礼制的争论以及对古礼如宗法的研究和争讼,尤其是对于宗族祠堂祭礼的制定与改革。考证学只不过是表面上对于典籍的校对和文字音义的研究。这些工具性的研究背后,乃是受到一个强大的儒家礼教思潮在推动。

关中易学源流考

追溯"周易"之起源,当从关中发轫,先秦为滥觞期,两汉为流派纷呈时期,唐宋元为高峰期,明为承传期,清为繁荣时期。历代关中易学著作约有五十多种;数量虽然不多,然思想却很丰富,特征也颇鲜明,流派众多。关中易学,"四道"毕备,有"尚辞"之义理易,以张载解《易》最为著名。他以"气"论解《易》,注重从道德方面体认易理。马理、杨爵等继承之。有"尚象""尚变"之象数易,如郭绪《易春秋》。有"尚占"之卜筮易,如王宏撰《周易筮述》、韩邦奇《易占经纬》。汉代的今文易起于关中,田何是其开创者;关中也有古文易的代表马融。陈抟更是开两宋图书易之先风。后之治《易》《玄》、谈《图》《书》者,皆以关中易学为原始。因而推源"易"之起源,当在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