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衢州府志》的秩序意识

秩序意识是中国人深沉的文化心理。地方志以纲张目举的形式网罗故实,囊括大典。其穷搜博采、勾陈稽考之处实有着复杂的动因与考量。浙江衢州是“东南阙里”“南孔圣地”。衢州历代府志在深植儒家意识上颇具代表性。四部明清《衢州府志》皆有鲜明的秩序意识导向。它们既标举理想的社会秩序,也如实记载了影响秩序稳定的变量因素,从而凸显了形塑与维护秩序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也体现了地方志这一文体在凝聚地方社会、植入共同秩序意识上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讨论地方志编纂的秩序意识,无论在方法论层面还是价值追求上都对当代修志具有启示性意义,亦可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鲜活的历史记忆与切实的行动指南。

浅析沈阳故宫东所外檐彩画样式艺术内涵

文章以沈阳故宫东所建筑外檐彩画为界定对象,从彩画的样式类型、构图规律、纹饰寓意等方面入手,采用实地调研、数字模拟等研究方法,厘清了东所各建筑外檐彩画的样式规制,科学地解读其艺术特征以及背后所蕴含的中华儒家礼制思想内涵,在理论上为沈阳故宫建筑特色的研究以及中国建筑彩画的发展情况提供补充。

《吕氏春秋》对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与衍化——以礼乐、孔、孟思想为核心

《吕氏春秋》作为先秦诸子音乐思想的集大成者,以王治为目的,对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进行了继承与衍化。它继承了儒家“乐与政通”的思想,将音乐作为施行教化的利器;同时吸收了礼乐思想,强调音乐的制作与使用都应合于“礼”的规范。在乐教的施行、音乐可观的作用方面,沿用了孔子的“正乐”思想。但其推崇的“大乐”以遵循自然和谐运行规律为基础,在排斥“郑卫之音”的理由、推行乐教的类型、音乐德治的内容等方面,与孔子有着不同见解。《吕氏春秋》认同孟子的民本思想,将音乐作为得民心、实施德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不像孟子那般一味地强调美感的共性,它认为审美主体的审美能力和审美趣味存在差异,在平和的审美心境下才能获得审美愉悦。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评陈世骧抒情传统说对礼乐文化的误读

为众多学者所声讨的抒情传统说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忽视,可追溯至陈世骧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一书。书中,陈世骧力图借助西方浪漫主义理论,从中国文学史中抽绎出一条旨在抒情的历史脉络,以颠覆既有的儒家礼乐政教,建立可作为文学批评标准的本土文学理论。为重新书写以抒情为底色的文学传统,他不得不对含融博大的礼乐文化加以误读。但礼教、乐教与抒情言志间并非非黑即白的关系,而是彼此交缠的两条脉络。陈氏引为抒情传统基石的《诗经》等文学著述,皆是在其力图颠覆的儒家政教文化影响下创作的。陈世骧在书中未对抒情传统与礼乐教化的关系进行详细辨析,这就注定了他通过构建抒情脉络颠覆礼乐教化传统的尝试很难实现。抒情传统说若要摆脱脱离传统、趋于僵化的风险,对礼乐的再定义势在必行。

论仪式学视角下儒家礼乐思想的解读

仪式作为社会生活中一种最直接、最可观察到又最具生动性的行为,同时也是诸多文化观念的象征承载体,揭示仪式中所蕴含的种种观念,便是揭示某一时代的某种文化、某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儒家的礼乐思想有类于现代仪式学的理路,而儒家的“礼”也发挥着一般仪式意义上的功效。自先秦以来,儒家学者在讨论“礼”时,就相当强调通过对其中仪式化行为的解读来阐发其内在的意义,而儒家礼乐文化亦相应地表现为以具有一套象征意义的仪式化行为及程序结构来表达一种共同的理想与价值,来规范调整人与人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保证社会的秩序与团结。

论儒家“礼乐教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礼乐教化思想发轫于中国的上古时代,在此思想的基础上,儒家对此进行了新的阐释和发挥,把礼乐教化思想分为社会性礼乐教化与个体人格修养,前者是面向所有人的,后者是面向"君子"的,后者是儒家思想的重点。儒家礼乐教化是以"礼乐"为手段的"仁义"教育,包括礼教、乐教、诗教,其表现形式是审美教育,其核心是道德教育;尽管如此,儒家礼乐教化所要塑造的是"文质彬彬"、"美善相乐"的"中和"人格,也就是审美修养与道德素质、美育与德育兼备;儒家所以认为"礼乐"可以发挥教化人心的功能关键在于"乐"的"感动人心"的作用,也就是说是一种以情感为核心的教育,而主要并不是一种"知"的教育,使道德要求潜移默化地成为人的一种素质。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对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与和谐社会的建构都具有很大价值。

论“士”之起源发生及与西周教育的关系--以诗三百《雅》《颂》之“士”为突破点

士的本源意义并非如同此前学者所说的为男人、为官员、为农民耕作、为武士等;"士"的早期含义是文士,是中国早期儒家教育的重要组成,主要是周公制礼作乐制度形成之后的产物,其主要含义类似于当下所说的士子。诗三百中的《雅》《颂》部分共计出现士21次,清晰显示了由学而士、由士而为俊杰髦士、由学者人才而为六卿之首之卿士、由学子而为一般官员总称的内涵演变历程。

论马致远的音乐思想

马致远自幼接受儒家教育,饱读诗书,勤学六艺,遵循礼乐,对古琴艺术情有独钟。中年后,马致远专门从事杂剧与散曲创作,无论是抒怀叹世散曲,还是神仙道化杂剧,都流露出音乐家后期明显的道家归隐思想。

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看广东梅州客家《香花》仪式中音乐的运用

广东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居住地,《香花》仪式为广东省梅州一带(梅县为中心,向外辐射到粤东、闽西南、赣南等)客家人广泛使用和认同,且相沿成习的、以本地和尚和斋嫲为仪式的执行者,通过定期与不定期地在庵堂寺庙以及在主家等不同的仪式执行场所,为各种不同需求的人士所举行各种祈福仪式以及为死者所进行的超度仪式活动等。其主要形式以写、打、唱、念、声、色、艺等方式,综合性地宣讲(唱、念)客家特有的佛教精神、儒家思想内涵,并融合道教神祇以及民间礼俗于一体的综合信仰形式。通过实际田野考察,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以《香花》仪式的声音、音乐和文化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研究《香花》仪式中思想(信仰)、行为(仪式)、声音(音乐)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探讨《香花》仪式音乐在仪式中的运用问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礼”“器”之辨:儒墨乐论思想评议

周公礼乐思想为儒家乐论思想之渊源,两者内里相通,乐之动人,虽可悦耳,更能风心导礼,此为乐与礼相结合之内在逻辑。墨子因非儒而非乐,在其非乐的逻辑中,省却了乐动人心的关键环节,因此,乐在墨子的眼里就变成了只是能发出金石之音的乐器,乐器的制作、演奏、欣赏都是劳民伤财,与民夺利的,这是一种简单而粗暴的逻辑。春秋战国时期,在礼崩乐坏,古乐几近消弭,新声泉涌叠出的背景下,儒家倡乐、墨家非乐显然都没能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的文化特征,因此他们理想化的治世方略自然也不能起到救时补弊的实际效果。

从董仲舒的“官本主义”论他的音乐思想

董仲舒是西汉一位重要的儒学思想家,他以自己的博学和智慧促成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完成先秦儒家思想转向的一个关键人物,其音乐思想主要涉及音乐的社会功用和文质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官本主义"的宗旨。

儒家礼乐文化的价值取向与中华民族精神

"礼"与"乐"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设了旨在让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在"礼乐"的约束下和谐共处的社会理想,并使古老的"礼乐"观念逐步升华为全社会各阶层普遍接受和认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儒家礼乐文化的本质是等级秩序与和谐的对立统一。"贵和"是礼乐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和"既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实现大同理想社会。这种观念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直至今日,儒家礼乐文化这种"贵和"的价值取向对我国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

“吟风弄月”还是“得君行道”——周敦颐礼学思想新论

周敦颐被奉为道学宗主,他的礼学思想学术界关注不多。周敦颐的思想既继承了传统儒家积极用世的一面,同时也与北宋中期儒家推明治道的政治主张完全一致。他完整地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这也是他对宋代道学发展的贡献。他提出的“礼,理也”虽然还不具备理学天理论意义上的“理”,但他通过对大《易》的思考,将人的存在、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与宇宙万物的演化看作是一体的,在宋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开启了礼的形上化思考,指点了后来理学家的运思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周敦颐也是宋代礼学思想的开山。

儒家美学倡导的“和谐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礼乐"、"中和"的美学思想是传统儒家美学的精髓,对中华民族审美心理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儒家美学的评价标准是"美善合一",儒家美学的核心是"仁","中和"是儒家美学的审美标准。先秦儒家美学观倡导的"和谐精神",是先秦诸子互相渗透、融合、妥协、完善的共同产物,是儒家"以礼治国,乐与政通"为宗旨的美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进一步普遍化、合理化、系统化。"和"是多样性的和谐,"和谐之道"追求的不是一个声音、一种味道、一个思想,而是与之相反的多样性、丰富性的和谐。礼、乐、刑、政,最终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用来同一民心,走上治国的正道。国家、礼乐、刑政、习俗未发生重大变革,国家的政权稳定,凡事都以"和"为准则,社会、人民的生活才能达到真正意义的和谐。

论儒家的礼乐文化及其当代重光

儒学总是自觉地以求索传统的方式更新和开放自身思想的可能性。儒家哲学在反思自然与文化之张力的理路中,继承了周文礼乐传统并使其光扬盛大。作为礼乐文化的思想主体,我们可以由儒学而甄明礼乐文化的思想特质及其精神气质。礼乐文化的思想特质在于它在天人、性伪、文质及身心之张力中思考生命的问题。礼乐精神就是一种在自然与文化之张力间求取生命之圆满的精神。新时代,全球性的人类梦想正从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中汲取丰厚的思想滋养和有益的价值洞见。当现代人在精神困顿与道德冲突的现实处境中试图重新发现生命之意义与生活之价值的时候,礼乐文化及其精神亦获得了重光之契机,必将照破生命之困境。

嵇康是“儒”还是“道”——评嵇康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与贡献

嵇康音乐美学思想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新颖、独到,具有重要影响,但其思想观点既存在道家音乐思想的不可知性,又存在儒家音乐思想的可知性;既存在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倾向,又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因素;既肯定儒家传统的思想观点,又以反礼教思想予以否定。因而形成了嵇康音乐美学思想的自相矛盾,出现了儒、道两个嵇康。研究嵇康是“儒”还是“道”,应该根据其思想的影响与贡献,作历史的、客观的评价,取其精华,摈弃糟粕,为建立科学的音乐美学体系服务。

礼乐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审美范畴体系

在儒家礼乐文化视野中,具有较大美学价值的审美范畴主要有"中和之境""言志""缘情""阳刚""阴柔""出水芙蓉""错彩镂金"以及"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其中,"中和之境"是总论,"言志"与"缘情"是本质论,"阳刚"与"阴柔"是风格论,"出水芙蓉"与"错彩镂金"是形态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是境界论。它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并因此成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不同于西方审美文化的最鲜明的标志。

西方审美教育理论及中国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审美教育的影响

在我国综合素质人才培养中,美育是不可缺少的内容,音乐教育是学校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音乐教育在高等院校艺术教育中的重要性,以西方审美教育理论为根据,从古希腊音乐审美观及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美学,并结合中国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对审美教育的重要性进行初步讨论。阐述中西方先进的审美观及音乐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审美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与启示,并提出完善、深化美育观念,重视美育净化心灵作用的建议,从而达到培养大学生具有全面发展的人格的目的。

略论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

嵇康是我国历史上一位重要的音乐家,以往学者对其研究较多。本文试图通过对嵇康玄学音乐美学思想与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进一步认识嵇康美学思想的深刻性和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