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崇儒倾向与笔体文学

“文笔之辨”是中古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既是一种基于文学创作的文体认识,也是一次基于文体认识的理论探讨。北朝建立后,执政者为了巩固统治,很快接受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形成了崇儒的文化倾向,从礼制、乐治、德治等方面进行了文化建设。儒家文化中“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北朝文人对于功名的追求等等,使之更重视实用文体的写作和应用,由此便促进了北朝“笔”体文创作的繁荣。因此,其创作动机、创作实绩、创作风格等方面,都显示出与其他时代有所不同的发展样貌,表现出北朝“文质推移,与时俱化”的时代意义。

明代士人儒佛之辨探微

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历程:以明代开国时期文臣宋濂为代表的儒佛融合为开端,此时期的文化政策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上的考量,即维护统治之必要。然明代初期士人在学问理路上大都承继朱子学,因而此时的士人大都本着维护儒家正统地位、谨守朱子学学术精神而对佛教有排斥批判之倾向。明代中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发展,使得士人阶层得以冲破传统理学禁锢而直任本心,此学问之倾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后学向佛教禅学思想的偏斜与靠拢,因而明代中后期,居士佛教盛行,出儒入禅之士人众多,此亦为明代中后期佛教自身的更新提供了契机。明代士人的儒佛之辨,亦推动着明代儒佛学术思想的交汇融合,儒佛二者也正是在一次次地分支而又融汇中展开着自身的学脉与生命。

民本归于王权:“阴阳组合结构”中的儒家政治理论

先秦时代战争频发,诸子在探寻弭战策略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治理论。儒家政治理论以民本、正义为特征,其他一切观念皆由此引申而出。义利之辨是儒家民本观念的核心议题,儒家反对不义之利、追求公利、倡导以义制利,以“义”制约先秦时代普遍存在的好战、逐利倾向。义利之辨作用于政治实践层面,则有了王霸之辨,它聚焦政权之正当性与政制之合法性问题。儒家有关王道理想的设计是其对良好政治的系统性阐释,它主张摒弃功利化的价值取向,杜绝工具化地利用民众。在儒家政治理论中,民本的政治归宿乃是王权,二者在“阴阳组合结构”中成为儒家重整秩序、消弭战争、实现善治的思想武器与路径选择。

政治情境中的“华夷之辨”——秦汉以后“华夷之辨”的历史语境与意义生成

在儒家"华夷之辨"的经典话语中,固然以强调华夏文化的先进性和主导性为核心,但"华""夷"文化的高下之分又必然表现为区域分布上的内外之别以及因语言、生活、风俗习惯不同而形成的族群之分,几个层次的含义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秦汉以后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实际上存在着对上述经典话语的四种具体表达形态和意义类型。政治斗争情境,特别是当时统治者的合法化策略实际上主宰了"华夷之辨"的意义生成与知识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普遍规律,印证了将政治思想本身视为政治行动的观点。但是精神活动过分实用化、功利化,亦步亦趋地紧跟政治现实,又容易造成思想和知识生产上的短期行为,不利于一个民族精神上的成长和政治文明进步。

儒家与夷夏之辨

阐幽发微儒家"夷夏之辨"这一命题,揭示"夷夏之辨"的基本内容和实质,即夷夏之别的主要标志不在种族、地域的分布,而是以周礼为准,以文化高下而划分。

宋代理学中“无意”问题之考辨

道德实践中的意念有无问题是宋代理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在道德实践中消解意念与动机,使主体达到不假思虑,顺从当下自然发出的道德本心而动,是宋代理学家所向往的目标。然而,他们对"无意"无造作、不思虑的内涵理解产生分歧,争论的焦点在于"无意"究竟是圣人达到圆满境界产生的效验,还是普通人修德的入手功夫。这两种观点对后来明代心学对"意念"问题研究的深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儒家哲学与中国古代科技

儒家哲学作为中国古老智慧与创造的精神源泉,缘于以早期农耕文化为典型的社会结构和思维模式,在特定的农业文明阶段能够与科学技术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囿于传统哲学思维的某些局限性,中国近代科技在长时期内难以做出显著成就。因此,中国文化要发展自己的优秀传统,并走向现代化,必然要从纯哲学的角度考察自己的思维定势,并剔除原始的迷信因素和宗法影响,从神秘主义哲学走向完全科学化,为现代科技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道德的动力。

中唐“夷夏”观念之转严与边塞诗创作的衰落

在唐代边塞诗创作衰落的众多原因中,中唐"夷夏"观念之转严亦属其一。唐代边塞诗创作与胡文化有颇多交融,胡文化是刺激边塞诗创作的一个强力因素。然而,随着中唐"夷夏"观念的转严,胡文化日益受到排斥与否定,丧失了活力与生机,使边塞诗创作失去了一个重要推动力。"夷夏之辨"本身属于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一环,儒学复兴运动对于"礼法"和"文德"的强调反转了唐帝国前期的文化特征,消解了推动边塞诗创作的尚武精神。失去了胡文化刺激和尚武精神推动,唐代边塞诗创作丧失了独有的特征,不可逆转地走上衰落之路。

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汉儒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

元朝的统一为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理学、史学、政治等领域,元代汉儒的民族思想从故国思绪和"夷夏之辨",逐步转向以务实态度承认元朝统治、认识多民族统一的历史意义、平等看待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关系。元代进步的民族思想在总结多民族历史、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试论“燕行录”中蒙古人消极形象之成因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李朝在武力威胁之下以清朝为宗主国,但其并不以清朝为中华正统而视之。对于蒙古人,李朝之恨甚于对于满人之恨,燕行录即充分体现出了对于蒙古人之极大鄙夷。归其原因:首先,在"满蒙联姻"中,李朝人视蒙古人为满清的"帮凶"。其次,在信仰体系中,蒙古人藏传佛教信仰与李朝人儒教独尊之间存在冲突。再者,在华夷之辨观念中,向以"小中华"自居的李朝人视蒙古人为"夷"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孝道之争及其意义

孝道之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儒佛之争的核心议题,其背后是文化立场之争。儒佛孝道之争既有冲突与对抗,也有调和与融汇。面对佛教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中国固有文化虽经受冲击,但并没有被异质文化所取代,而是在碰撞中融合在冲突中发展,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以人伦道德为武器对佛教伦理进行理论清算;佛教面对儒家的诘问,则调和儒佛矛盾,以期实现佛教与儒学从外在功能的互补逐步深入到内在思想的融通。该时期儒佛孝道之争,一方面,对长于经验思维而不甚重论证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有所启迪与丰富,为宋代道德哲学的本体言说作了理论准备;另一方面,也只有经历这一磨合过程,佛教才能主动调适,由一种外来的文化逐渐适应中国文化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重评戴震--关于戴震思想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的省思

戴震思想的研究,长期停留于汉学与宋学、经学与理学以至于“欲”与“理”的方法之争和概念之辩以及唯物与唯心、理学与反理学的思想路线斗争的理论研究层面上,遮蔽了戴震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学思想发展历史以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从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准确地和完整地评论和判定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从宋明理学以及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其内在的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种传承关系所导致的原有思想理论的深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产生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变动的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反省和反思戴震思想的地位和意义,重新评判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得到的结论是:首先,从宋明理学的发展历史看,戴震是新安理学的终结者;其次,从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历史实际看,戴震是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哲理化进程的终结者;最后,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戴震是通过关于“理欲之辨”的理论批判所实现的对于“理学思辨模式”的片面的和偏激的思想实质及其反社会和敌视人的社会功能批判的实践批判者。

陆学与禅学之辨

陆学与禅学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朱、陆之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朱熹及其后继者对陆学"全是禅学"的批评和陆学及其后继者对陆学是"圣学"的辩护,各自包含深刻的合理性。陆象山始终坚持尊义去利的义利之辨,并从儒佛二者的思维表达方式、公私义利、道之偏正和经世出世等方面去阐明自己旨在"扬儒抑佛"的儒佛观。陆象山对佛教、禅宗的批评,具有浓厚的辩证理性主义色彩,超出了同时代新儒家的思想水平,非二程、朱熹所能比拟。陆象山在思维方式、实践工夫等方面不自觉地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响。陆学这种禅学化的新儒学,具有自己的理论特色,这一点往往被已有研究成果所忽视。

论宋初儒释混融现象——以李觏与契嵩为例

宋学受佛教之影响不言而喻,而关于儒释两教之影响却是双向进行的,一方面儒家自大其教恢复自家门庭,积极吸纳佛家之义理重建儒家之形而上学以与佛家抗衡;而另一方面面对儒学复兴运动中声势浩大的排佛运动,佛门僧人也积极援引儒学经典来附会佛典以对抗挑战,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民族爱国主义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是以"夷夏之辨"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从王夫之关于夷夏问题的基本观点看,王夫之夷夏论的核心仍然是维持"道统"与"治统"的一致性,并未突破中国传统夷夏观的基本格局。王夫之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实践,始终都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他在夷夏之辨中所流露出来的民族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传统"家国同构"的历史局限,但其中所传达出来的爱国如家、忠于祖国的道义精神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积极意义,是中华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

胡宏心性观中的“儒佛之辨”

胡宏在"道学衰微"的历史条件下强烈批评佛教、特别是禅宗的"识心见性"说,严于"儒佛之辨",其心性哲学的主体框架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儒以性为本,佛以心为宗;二、儒者存心养性,禅家识心见性。胡宏从儒家本位主义的立场辨"异端"、辟"邪说",忽略了儒佛之间的互补性,二者事实上并不构成非此即彼的关系。但作为学派的传承,强调自身的"身份认同"是必须的。胡宏的心性哲学中的儒佛之辨,对程朱学派而言,是二程到朱熹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湖湘学派而言,乃是湖湘经世精神的重要体现。

论儒家之“义”的三重维度——兼论儒家理想人格的尚义特质

义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尚义是理想人格的价值取向。从本质内涵看,“义者,宜也”是对义的通行解释,但义除了有适宜、恰当的“善善”之意外,也有断制、制裁的“恶恶”一面。从形上依据看,义自发生之时,就已具备天道、天理与人心、人性之形上依据,是人禽之辨的重要区分点,孟子将义提升到与仁同等重要的地位,宋儒那里的义又进一步具备了本体的地位;从伦理价值看,儒家的尚义思想生发出了见利思义、舍身取义、集义养气等重要品格和修养方法,塑造了传统士人担当有为的道义精神和主体自觉的独立品格,对于新时代理想人格的培育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儒学义利之辨及其当代启示

儒学的义利之辨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关系重大。所谓叶适“功利之说”实出于后人的误解,叶适、朱熹的分歧在于:叶适强调义利的统一,朱熹强调义利的冲突。而朱叶所据以争辩的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系班固改作,班固的贬利观念是从反面受荀况、韩非影响。孟子“何必曰利”、孔子“罕言利”自有深意,但孔子将义、利割裂,导致后世的中国社会向“义”与“利”绝对的两极分化。当代社会讲义不计利或讲利不重义这两种倾向都是值得反省的,问题最终归结为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