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tourism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Based on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philosophy

Based o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we study the modern eco-tourism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its implications. Firstly, the eco-tourism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were defi ned; Secondly,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related to the concept of eco-tourism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were reviewed; Finally, we provide implications to the practitioners and experts of environment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on the connotation of Shen in Nei J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Shen i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nd Shen in Nei Jing by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and it raises:the two are closely related.First of all,on the basis of the meaning of"god"before the pre-Qin period,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Shen,it extracts many implications,such as"magic","unpredictable","mental spirits","Xin Shen","intelligence","laws"etc.,endowing Shen with philosophy meanings.Secondly,Nei Jing introduces Shen with philosophy meanings into the field of Chinese medicine to explain phenomena related to life,at the same time,it confirms the reality of Shen and constructs a complete Shen theory system.

苏轼诗中的“人”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通览苏诗,可以发现“人”意象成为苏诗一个蔚为大观、具有独特艺术品质的意象集群。这些“人”意象根据组群的不同大体可分为“有人”和“无人”意象,仙人、道人、佛人意象,以及古人与今人、舟人与游人等其他意象,苏诗中的大量“人”意象集群的出现既有对前人意象的承继,也与其儒释道交融的思想密切相关,是其哲学思辨下美学意蕴的生动体现,融哲思与诗意于一体。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论圣贤精神在古琴文化艺术中的根脉性作用

古琴文化艺术根植于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而成的圣贤精神为古琴文化艺术注入了人文情怀、赋予了思想理念、提供了精神指引。反过来,古琴文化艺术又演绎诠释着圣贤精神,将圣贤的自然观、宇宙观、社会观、人生观、伦理观、审美观以琴曲予以呈现,使古琴艺术与圣贤精神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古琴文化艺术,随圣贤精神的根系伸展而生长,是圣贤精神孕育出的艺术之花。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哲学对当代生命教育的价值引领及实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众多深邃的生命智慧。从伦理学的角度,儒家重视生命,认为生死由命,注重人生命的社会价值;道家从“道”的视角认识生命,认为生死自然,重其“生”之个体价值;墨家则从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待生命,反对“宿命论”,提倡“非命观”。这些思想对当代生命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助于学生更加关爱生命、珍惜生命,树立积极健康的生命观。

侈谈鬼神与神道设教——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的神道观之刍议

明清时代儒释道三教进一步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同样见于众位明遗民士人的笔下。明遗民文学创作成就较高者如江西南城籍遗民徐芳,其小说集《诺皋广志》《藏山稿外编》即为融摄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典型例证,笔者即以神道观概而论之。其神道观以道教万物有灵、鬼神信仰为基础,杂糅佛教因果轮回之说,以宣扬伦理道德为旨归。徐芳在这些怪力乱神故事中秉承了《周易》“神道设教”的儒家精神。

刘完素儒道援医阐释火热论之路径初探

中医经典蕴含着大量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儒道援医对阐释中医经典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本文以刘完素阐释《素问》并创立火热论为例,探讨儒道援医阐释中医经典的路径。结果表明,取象比类、格物阐释是火热论形成的基石,五行形成之象是阐释六气化火的基础;儒道合流援医,“上善若水,下愚如火”是刘完素阐释五志化火的基本原理。由于格物只是对事物一般性的认识,儒家和道家认识事物的方法援引到医学领域还不一定就是真知,刘完素最终结合临床,参验考实以证实火热论。

中华传统勇德思想探源——基于儒道释三家勇论的分析

作为一项传统美德,勇德是人之不惧且积极的生命力量,是一种向善与为善的道德科目,正是这种德性内涵才使其超越时空而备受古今中外推崇。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勇德思想,主要散见于儒道释三家的典籍之中,它们关于勇德内涵及弘扬之道的论述对当下国民道德人格培养与社会道德建设具有启示意义。从内涵上看,儒家强调“道义之勇”,赋予勇德以道德德性,将其限定在知与仁的道德阈限内,认为勇德只有发乎仁、合乎知、导于义、成于礼,才能祛其劣性、扬其德性;道家主张“无为无待之勇”,赋予勇德一种顺应自然、遵循本性的自然德性,呈现出向往自由、追求独立、不断超越的行为特征;释家呼吁“放下之勇”,赋予勇德以坚韧、静修、劝善的精神德性,提倡一种放下执念、清心静修、普度众生的出世精神。从弘扬上看,儒家遵循的是由内而外的发现逻辑,而道家与释家遵循的是由外而内的生成逻辑。

宋儒程大昌的学术地位及评价

程大昌为南宋官历三朝的经世名儒,一生勤精治学,著述丰厚。当时及后世对其学术地位评价极高。一是程氏以当世名儒与重臣双重身份在传播儒学及其经世致用等方面弥补了新安理学家治学中所欠缺的践履工夫,成为新安理学的“先哲”;二是程氏肆力为学,博通二典,着力于儒道互补,成为会通儒道的“桥梁”;三是程氏勤政务实,政绩丰硕,被时人誉为国之宝臣,学之准的,成为学术与人格的“典范”。程氏既能在学术上着力于会通儒道,又能将此种会通精神贯彻于政治践履上,甚为当时及后世所赞誉。

以礼节情与以道化情——先秦儒道“情”论之比较

“情”是中国哲学中人性论和性情论的重要范畴。“情”在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中具有不同的价值和地位。儒家“重情”,将亲情视作人伦道德秩序建构的基点,强调对“四端”道德情感的培育;儒家教化本质上是一种性情教,以诗教来兴发感动人心,使人得性情之正;儒家因人情而制礼,以礼乐来缘饰和节制人的情感,使之达于质文相济的中和之境。道家认为心性修养应以恬淡寡欲为上德,主张以道化情,超脱情执,复返自然,故表现出“无情”或“寡情”的倾向。儒道两家之情论殊途同归,都崇尚真诚,反对虚伪;主张情理融合,达到中和境界;提倡人格修养以能超越一己之私情、达到天人合一的圣人为理想境界。

试探祆教的中国化——以入华粟特人墓葬为中心

祆教是粟特地区的本土宗教,并在汉唐时期随着入华粟特人的东迁而传入中国。祆教传入中国后,在主要以儒、释、道三教以及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逐渐中国化:对儒家从孝道、仁爱、诚信、妇德、忠君事主思想的吸取到六经、礼教谙熟,并参加科举,为将为官;对佛教是从生死轮回思想等教义的接纳;在描绘祆教神祇时考虑了道教老子的形象,同时对道教的清静无为、寄情山水也充满向往;对汉地的民间信仰和传统文化也有所吸纳。在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的墓葬中,祆教中国化特征较为明显。中国化后祆教逐渐被同化,并最终消失。

由朱子论“钦”观其“尧舜之道”

为了挑战佛道的圣人观,朱子以“敬”字阐释《尚书》“钦”字,以实现其对“尧舜之道”理学圣人观的构建。从工夫修养看,朱子认为持守“钦”方看得道理尽,指出佛老工夫论过于关注心地、忽略现实的缺失问题。从体用关系看,朱子认为以“钦”体“明”用,反对佛老以“静”释“敬”,以致发展出体用殊绝之弊。从圣贤境界看,朱子认为尧之德“钦”是第一个字,而佛老自谓光明,实是扰乱人伦。总体而言,朱子对“钦”的理学阐释,旨在揭示儒家与佛老何者为本,批判其持敬工夫、敬之本体及光明境界,敞开了程朱理学视域下的“尧舜之道”。

敦煌契约文书所见的儒佛道融合

敦煌契约文书中涉及大量的儒佛道融合内容。三教融合影响了民众的行孝方式,对于民风教化也有积极作用。三教在融合的过程中虽然一同向着世俗化方向发展,但敦煌民间社会的文化底色还是以儒为主,佛、道仅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而存在。三教融合不仅满足了民众的心理需求,也使三教获得更广阔的传播空间。

宋代书院诗的文化阐释

宋代书院的兴盛促进了以书院为题材或背景的诗歌创作的繁荣。书院诗涉及书院与科举、理学、佛道及休闲之关系等诸多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的介入极大损害了书院诗的审美特质。

“走进去”与“走出去”: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战略研究

儒释道思想国际传播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新时代文化战略。讲好儒释道思想故事既是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也是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工程。儒释道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命脉,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基础叙事。一方面,要制定“走进去”战略,系统构建四大儒释道对外话语体系:治国理政政治话语体系、中医养生民间话语体系、慈悲包容宗教话语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制定“走出去”战略,系统实施五大国际传播战略,即儒释道思想语料库建设、儒释道思想返本开新学术交流、儒释道思想跨媒介叙事、儒释道思想仪式化生活和儒释道思想关键词对外传播。

元代曲先文人盛熙明补考

大量西域籍文人加入汉文文学创作队伍,用自己的写作展现元代的多民族文化融合是元代文学文化研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这些文人中曲先(今新疆库车)人盛熙明是一位未得到足够重视的研究对象。盛熙明在元代西域东迁文人中的独到之处在于:首先,东迁西域籍文人中籍贯曲先的作者見著不多,而盛熙明就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第二,将西域佛教传入庆元(今宁波),与当地佛教融合并留下汉文佛学文学书写著作,目前仅見盛熙明;第三,西域东迁文人中因懂多种语言担任翻译或留下译作者不乏其人,但用汉语写下语言文字文化考述著作并传世者,寥寥无几,盛熙明就是一位。因此文章以盛熙明东迁后的文学书写与相关记载为依据,对曲先籍文人盛熙明进行生平事迹补考,探寻其儒释道融合的思想及成因、文化才能以及对东西佛教传播交融作出的贡献,多民族一体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事迹由此可见一斑。

论敦煌写本《茶酒论》与儒释道文化之关联

敦煌遗书的出现,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的部分空白。《茶酒论》作为唐五代时期形成的敦煌写本,通过茶、酒、水相互辩难的故事,深切反映了当时儒释道三教文化交流融合的社会现实。争论体现冲突,调停彰显融合,《茶酒论》文本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激烈的文化冲突推动着三教合流的进程。基于此,该文将通过对《茶酒论》基本概况的介绍,茶、酒、水与儒释道之关联的具体分析,来深刻揭示《茶酒论》的故事内涵,展现《茶酒论》中的文化融合现象。

论中国传统译论之“信”观

中国传统译论植根于古典文化的沃土之上,受到儒释道思想的侵染,对译文、译者及翻译活动本身都提出了“信”的要求,且内涵丰富:译文之“信”在于做到忠实于原文,译者之“信”在于能够保证翻译的质量,译事之“信”在于达到译以致用的目的。儒释道三家异曲同声、同工论“信”,儒家思想讲求执中致和、至诚求“信”,道家思想推崇易之谓道、变以致“信”。在当代语境中,内涵侧重不同的“信”适用于不同领域的翻译。通过追溯“信”的渊源、阐释“信”的含义,可为当代翻译实践中不同类型文本翻译提供理论借鉴和解释。

浅议中国人居与儒、道哲学

人类定居的建造均受到地域性风土人情、文化精神的影响。文章分别阐述中国儒、道两大文化对意境相异的宅院、园林两种传统人居形态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现代人居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