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对人格尊严的维护方式

人格尊严是在人际关系中才具有实际意义的精神价值,其价值本质是一个人在面对现实中或想象中的他人时,所感受到的自己和他人的价值形象,主要表现为人格的荣辱和毁誉问题。维护人格的尊严就是维护自己和他人的价值形象,主要是捍卫自己和他人的荣耀感和社会声誉;其方式有伦理道德的维护方式和非伦理道德的维护方式,即在维护过程中是否还要遵守伦理道德的原理和原则。儒家始终是以伦理道德的方式维护自己的、他人的以及自己所在群体的人格尊严,主要表现为儒家的以直报怨、自反进德、恭敬辞让、人格教化的道德精神,以及汤武革命、《春秋》大义、天下、民本的思想主张,而伦理道德的维护方式同时也就是儒家获得伦理道德尊严的方式,这无疑是阐发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角度。

论国学

国学是中国古代教化官员的学堂而非其他学堂,是中国的治国之学而非中国之学。国学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同源,五帝及其王官在明堂上分别教化现任、候任官员如何治国富民并适当获利,国学学堂和治国学问即同时产生。周末至清末各级政府举办公办国学,春秋末至清末有识之士举办民办公助的国学,均对候任官员进行文化基础知识和治国理论的教育,具有学历教育和岗前培训的双重属性。治国学问,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为先王之道,记录先王陈迹、体现先王之道的,就是春秋中晚期周天子王官定型传世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文本;春秋战国之交,孔子师徒祖孙系统研究先王陈迹,总结发展先王之道,创造了新王之道;战国至清朝后九代,以先王之道、新王之道为理论核心,又先后吸收了战国子学、汉至清代经学的理论精华,形成了后九代的治国之学。治国之学始终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理论渊薮。五千多年来,国学利人利己、共同富裕的本质属性,仁学、礼学的理论体系,亘古未变;但君子获利的依据,九代论功行赏,后九代按位取酬;国学的学术外延,因时空环境变化而屡有变化。

一体化与统纪化:“儒法国家”,抑或大国礼治?

“儒法国家”作为概括中国秦汉以后政治系统特质的既有模式,没有充分估量礼治对于中国国家结构的奠基意义,易于呈现为古今断裂的历史政治叙事。周礼所开启的中心统合主义原理展现为一体化与统纪化。一体化包含了统治权力一体化、族群伦理一体化、家国经济一体化,由周礼中的分封、宗法和井田开其端,深刻影响了郡县大一统的制度体系。统纪化是指礼治秩序精神的历史性延续,分别呈现为生统、宗统和治统,三统相系相维而不断推进一体化进程。正是大国礼治所展现出的一体化和统纪化,使我们在面临秩序危机的时候赓续了大一统国家的基本结构,在进一步推进族群、经济和治理层级深度融合的进程中完成了文明古国的现代转化。

《论语》“君子儒”与“小人儒”涵义考辨

儒家经典《论语》言“儒”,仅见于“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一章,这很不寻常。学界诠释大多直陈观点而少有理据。要明确“君子儒”“小人儒”词义内涵,考察时代背景尤为重要。分析孔子时代“儒”之卑下地位和柔懦性格,诉诸孔子个人身世抱负及对“新君子”理想人格的塑造,我们认为孔子时代之“儒”都是“小人儒”,即地位低下之儒,“女为君子儒”不过是孔子的期待与自励,希望儒者通过“修德取位”和“以德正位”,成为德位兼具、勇毅刚强的“君子儒”。经孔、孟、荀、董仲舒等历代儒者不断诠释,“君子儒”最终成为两千年来推进政治治理、推动文化发展的中坚。

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制造“大儒”:官学一体的理论准备——《荀子·儒效》文本语境下的哲学阐发

为建构儒家崇拜谱系,《荀子·儒效》在历代先王中寻找资源,塑造“大儒”偶像,以曾经的圣君为最好的取法对象,以礼义为儒者最高的学术追求。其对战国时期儒之流品“雅儒”“俗儒”基本现状的记载,反衬出“大儒”的超越性——真正能够践行仁道理想的,唯有“大儒”。大儒“法后王”,既遵从后王之道,又效法先王之功,“以今持古”;既立足当下,又敢于对现实加以改造。如此“大儒之效”显然难以达到,“非圣人莫之能为”。即便是孔子,因为其只有立言、立德而无立功,就被排除在事功大儒的崇拜系统之外。而把天子、三公归为“大儒”,则有利于为儒家培养后备力量,推进儒家队伍官僚化、官僚队伍儒家化,在理论上为后世官学一体、道统涵摄政统奠基。

大学儒学组织的运行与演变逻辑——基于大学学科发展的权力-资源理论的实证研究

借鉴克拉克的学术权力理论,选取15家大学儒学组织,采用多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学科与学科组织的发展需要资源这一事实,以学科资源定义权力和权力主体,界定掌握学科资源的政府、院校、教师、社会四类权力主体,揭示影响大学儒学组织发展的基础逻辑。结果表明,政府-院校-教师之间呈现明显的权力等级结构,儒学组织所拥有的学科资源与其结构-功能之间存在对应关系,权力主体通过配置自己所掌控的学科资源,将学科资源投入儒学组织,决定了儒学组织的发展阶段。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

16-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了部分西方的科学知识。中国的儒家士人和士大夫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激烈反对、拒斥接受这些知识,也有一部分人乐于学习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接受并试图融合而后超越西方文化。拒斥的一方,有出于意识形态立场、政治安全角度考虑的,如《破邪集》的编辑者徐昌治,以及该书中收录的各色人等,如清初布衣杨光先;也有王夫之这样的大儒,从儒家经学中天文、地理知识的固有立场出发,批评利玛窦的地圆说和地球与太阳及诸行星的距离说。接受的一方表现出比较多元的立场,有徐光启的“超胜会通”说、方以智的“坐集千古之智”折衷说,也有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虽然最终不利于中国人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也包含着一定的合理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即在学习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内容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论荀子的“帝王之术”及其政治儒学特质

荀子“帝王之术”意指“圣王”主导的按照蕴涵权力与利益因素的政治逻辑来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和策略。荀子的“帝王之术”奠基于性恶论,关涉复杂的政治生活,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儒学特质。首先,荀子“帝王之术”的主体“圣王”凸显了一种强烈的具有政治现实主义色彩的“政治家”立场,绝非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家形象。其次,荀子“帝王之术”谋求治国能力的提升,强调“圣王”必须具备政治思维,懂得以利害眼光来分析政治生活并懂得如何利用手中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具有根据客观事实准确判断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杀伐决断能力以及高明的领导和掌控能力。最后,荀子的“帝王之术”落脚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圣王”应始终重视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的根本地位,并努力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以实现国家富强。荀子“帝王之术”就是依托“圣王”以“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帝王之业,既体现了荀子政治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儒学。

论“仁”的两重意义

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成是恩德,而“仁”是恩德文化的最高范畴。仁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概括、统领了恩德文化的诸德目即各具体范畴,如家庭伦理的孝悌、社会伦理的友敬、政治伦理的忠顺等,是为“全德”;另一方面,又是作为哲学本体论范畴,超越了具体恩德范畴,具有绝对性。仁作为“全德”,属于责任伦理范畴。仁礼一体,维护恩德文化,所以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作为责任伦理的仁,体现了恩德文化的不平等性和差等性。仁作为哲学范畴,也是意图伦理范畴,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它克服了恩德文化的有限性和控制性,成为“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仁的两重意义体现了恩德文化的内在矛盾,由此形成了“仁本说”与“孝本说”的对立。“仁本说”以“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否定了具有不平等性和差等性的恩德文化诸德目;“孝本说”以孝为本体,否定了绝对性、普遍性的“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儒家没有合理地解决二者的对立,在于没有区分责任伦理与意图伦理以及一般伦理范畴与哲学范畴。只有通过恩德文化的现代转化,区分哲学与一般文化、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才能彻底解决仁的两重意义之间的矛盾。

理学与经学相交融:晚明思想的新动向——以黄道周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时期的思想家,普遍对阳明后学展开批判与反思,由此出现了理学与经学相交融的思想新动向。黄道周即是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治学特点就是理学与经学思想相交融,主张以六经治世的同时,又不舍弃以理学治心的传统。从黄道周的学术生平来看,理学类的问业著述与经学类的著述是交迭出现的,说明在其一生治学中,对理学与经学始终是兼顾的。即便是在《榕坛问业》这样一部以理学为主的问答录中,也常常涉及经学内容。从工夫论角度看,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体现为一种回环互补与融合统一的模式,他认为工夫不是节节往上、一劳永逸的,而是前后兼顾、回环往复的整体形态,换言之,治世与治心是并举的,都是本体上的工夫事业,并由“敬”贯穿始终,使治世与治心融为一体、相互成就,由此保证至善的状态长久维持下去。

传经大儒子夏考

孔子的弟子子夏是孔门中学术最广博的人,在孔子死后,正是子夏学派将儒家经典学术发扬光大。子夏广收学生,设教西河,为魏文侯的国师,地位尊显,又享高寿,在传承儒家学术上贡献很大。儒家经典多经过子夏的传授而广为流传。

儒家文化在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动态与前沿——基于VOSviewer和CiteSpace的可视化研究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之一,对企业的管理活动有着重要影响。为了深入研究儒家文化在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进展,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系统检索了与儒家文化相关的文献,利用VOSviewer和CiteSpace软件构建了儒家文化在经济管理领域应用的知识图谱。研究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在经济管理领域的应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形成了“关系”伦理、儒家美德、霍夫斯泰德文化分析模型以及家长式领导4个知识群,以及“企业治理”“企业社会责任”“人力资源管理”“差异化”4大研究热点。此外,每一研究热点的维持时间不长,均不超过3年。最后,总结了儒家文化在经济管理领域的研究不足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蔡文甫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

台湾地区作家蔡文甫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时代状貌中以其丰沛的文学创作体现了对中国民族传统精神回归和中华文化认同的思考与诉求。中华文化不仅涵养起了他传统文人的古典情怀,以务实的态度关注着现实和人生,表达了对平民人生的悲悯与关怀以及对中华传统道德伦理的思考,而且也使他始终能保持自己的创作定力,在传统文化积习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手法进行创化,保存并延续中国文学传统的精髓。他创作中的中华文化认同和情感皈依对于我们今天认识中华传统文化的域外传承和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具有特殊的意义。

明清回儒人性概念阐释与伊儒会通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涌现出一批“学通四教”的回儒学者,他们积极介入中国传统思想和伊斯兰哲学议题的讨论,生产出了一套风格独特的社会知识体系。就人性的内涵而言,明清回儒学者将人性界定为人生而为人的本质,这一本质体现为人所具有的智慧、理智之性;在人性的类型上,回儒们认为人性具有丰富的外延,除人之特性,还有人之物性。在人性概念的讨论上,明清回儒学者既有对伊斯兰灵魂观和儒学人性观的借鉴吸收,也有与二者的不同创新,体现出当时中国社会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以及文化融会贯通中的和而不同。

《今昔物语集》本朝部中的儒家孝养思想

《今昔物语集》是日本古代说话文学中的集大成之作。本朝部中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其中也记录了很多孝子、孝女的故事,广为流传。这些故事中蕴含的孝养思想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既强调子女应孝养父母,又要求父母要慈爱子女。可以说,这部说话文学所构建的亲子关系就是“父慈子孝”,同时也说明孝养思想在当时社会颇受重视,具有广泛的共识性。另一方面,《今昔物语集》本朝部中包括“佛教说话”和“世俗说话”两大类型,其宗教性和教训性特点尤为显著。孝养思想也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响,强调孝养得善报、不孝遭恶报的因果报应。在宣扬佛教思想的同时,强调孝养父母的重要性。

治学、立人与化民:论儒家书院学礼及其当代转化

儒家书院学礼有着特殊力量,是书院曾得以兴盛的重要支撑,在书院治学、立人与化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价值在当代仍值得借鉴。儒家书院学礼的传承发展需因格损益,根据新时代发展的需要,实现学礼对象的传承与转变、学礼仪式的现代转化、学礼实践的体系建构。

中国古代的立法司法经验探究——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数千年的立法、司法经验,“礼刑合一”“礼主刑辅”“疏而不漏”及稳定的法律形式与变通的法律形式相结合,有效地解决了法律与道德、法律与社会及法律与时势的矛盾。以儒家为底色的法律体系,不仅兼容了法家思想,而且连接了历史与现实,使夏商西周的礼治经验与春秋至秦的法治经验得以有效的利用,使王朝确立的主导法思想与社会广泛认可的主流价值观取得了一致,从而有效地保障了社会的长治久安。

早期儒家哲学中的教育隐喻探微

隐喻作为人类语言、认知、思维乃至“存在”中的重要议题,值得关注。基于汉字的独特表意系统,早期儒家以仁义为依归,以“成人”为宗旨,借助内发扩充和外铄转化诸种譬喻,殊途同归地辨析人接受教育而“作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儒家教育隐喻中常用的玉、水、木及禾四类典型意象,皆具鲜明的自然属性及农耕特色,被借以讨论教育活动作用的对象及预期的理想。在过程层面,儒家借助诸如染色、熏香、品味、射箭,以及绳墨、规矩、影子、回声等隐喻,揭示教育的渐进、隐微、互动及规范等特征,同时呈现儒家教育重视具身经验、强调反身而诚的特征。儒家将“教-育”与“学-习”可能达至的趣妙境界、理想人格的完成以及良善秩序的实现,进行关联性的整体论述,乃至揭示教育这种世俗活动中所蕴含的“内在超越”可能。隐喻语言有其不足,却又普遍泛在。教育研究应当舍离以神秘或鄙弃态度对待隐喻,尝试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切入,审视教育隐喻的指称内涵、生发机理及运用效果,同时留意辨析其内在限度。

文化与经济双重情境作用下管理者声誉对长期主义的影响研究

运用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方法构建管理者长期主义变量,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跨期选择理论,探究管理者声誉对长期主义的塑造作用以及儒家文化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管理者声誉与其长期主义导向显著正相关;在受儒家文化影响更加深远以及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强的企业中,管理者声誉对于长期主义的影响更为显著;管理者声誉能够通过塑造长期主义者,优化企业在减少违规行为、提升内控质量、提高信息透明度、促进社会责任承担等价值分配方面,以及促进技术创新、绿色创新、数字化转型、高质量发展等价值创造方面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