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礼运》:先秦儒家礼学思想的理论奠基

《礼记·礼运》是儒家礼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篇,它以孔子与言偃对话的方式,详细阐述了礼的起源、礼的本质和礼的价值。孔子认为礼的产生源自于大同社会的破坏,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和生活法则,它源于最初的食品献祭,来自于自然,是人的生存需要,所依据的是天理和人情,是道与义的统一,故礼与义二者相辅相成,这也是礼之价值所在,是人类社会重新回归“大同世界”的基本途径。它是先秦儒家对“礼”的认识的最为系统的理论阐述,以此文为纲,可以深入了解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礼学思想及其精髓,也为当下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

张岱年早期对于孔子思想的研究

张岱年早期对于孔子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张岱年对于孔子思想的研究主要在其仁学和认识论领域,并兼及对于孔子思想的总体和正面的评价。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张岱年对于孔子思想的研究主要在其天论、人性论、人生至道论、人生问题论、认识方法等领域。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张岱年对于孔子思想的研究主要在其“品值”哲学、功与利的思想、认识方法等领域,并涉及对于孔子思想的正反两面的系统评价。在张岱年心中,孔子是中国哲学的创始人,奠定了中国哲学的人生哲学特质,孔子的天论、人性论、仁论以及认知理论等对于中国哲学具有首创之功。

芬格莱特对《论语》的礼学诠释与现代重构

芬格莱特从西方日常语言分析的哲学立场诠释研究《论语》,把“礼”看作人存在的本质,深刻阐释了“礼”的道德规范、社会实践、神圣意义。芬格莱特重视《论语》的原典分析,尽量避免引入诠释性文本,并试图纠正西方流行的“主观-心理”式解读方式,但由于矫枉过正反而陷入另一种偏见,因此并未寻得“礼”的最终价值依据和心理本原,也使神圣礼仪成为“无源之水”。

“克己复礼为仁”:孔子的道德传播思想考察

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的道德传播命题,主张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将内在于人的“仁”激发为切实可感的道德共情,使人自觉认同和服从作为道德规范的“礼”。孔子认为,作为人的自然生命与伦理生命承载物的身体是沟通“仁”与“礼”的媒介,身体一直以“隐身”的方式参与着接受主体的人格塑造,它的媒介功能不仅是工具性的,也是存在性的。通过“礼”的仪式化传播,可以将身体的姿势、行为象征化为“仁”的意义表达,从而激活接受主体内心的道德意识,形成对道德规范的自觉。名分是沟通“礼”与“仁”的符号中介,通过“正名”重建名分与“仁”的指谓关系,使“礼”能有效约束个体行为,这是重建礼乐制度和政治、社会秩序的重要问题。

荀子“礼”的三重规范意蕴

荀子的“礼”疏远了早期儒学的先验的道德性,凸显了客观现实社会的群体性特征。“群”,乃是荀子“礼”的根本属性。“礼”的基本内容也彰显了“治群”的基本功能。《荀子·修身》中讲:“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提纲挈领地概括了“礼”治群的三重规范。礼于人,荀子延续了“礼”对于人的德性约束,以礼法联结,强化了“礼”的规范力度;礼于事,荀子将礼义联结,“化性”之礼义落于群体生活中而“起伪”,规矩与德性相结合,强化了“礼”的行为规范意义;礼于国,“礼”为治国之本,荀子在治国中强调“分”,以“礼之分”建立一套群体社会的政治统治秩序,治国安民。三重规范联结交续,荀子的“礼”充斥了群体性规范与内容,亦由此建构了一个惟齐非齐、化性起伪、德行允协充义的规范世界。

诗礼乐“三教”内涵论略

孔子思想体系中的诗教、礼教和乐教各有侧重:诗教侧重“义用”,其旨归是培养达政与专对人才,兴发人的好善恶恶之心;礼教侧重“节用”,其旨归是引导个体出于生命的自觉要求,顺应天地四时之大节大礼,遵守人伦道德规范,使整个人类社会处于和谐有序的状态;乐教侧重“声用”,其旨归是培养人的和通之性,引导个体破除小我局限,体验物我一体的生命舒展感。同时,诗礼乐“三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育人体系,以人格培养为第一要义,以实现人生的艺术化为立足重心,旨在使人从世俗生活中兴发感动,既顺情适性的生活,又自觉地涵融群体生活,最终达到天人相和、人际相和、身心相和以及家国相和的境界。

“以求仁为宗”:孙应鳌《论语近语》的诠释特色

“以求仁为宗”是孙应鳌诠释《论语》的一大特色。孙应鳌在《论语近语》中心仁互释,以仁体归为心体,建构起了独具特色的仁体论。在对《论语》各个章节的阐释当中,他将求仁的思想贯穿其中,多次表达出求仁的主张。与此同时,他还阐发了求仁的具体路径。求仁主要依靠志于仁、克己复礼、慎独等工夫,同时还要体现在人伦日用之中。孙应鳌的《论语近语》颇具个人特色,不仅在《论语》学史上占有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且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思想、生活与生命——论梁漱溟对孔子礼乐思想之诠释

孔子礼乐思想是其在总结周代礼乐思想基础上,纳仁于礼的创制。梁漱溟对孔子礼乐思想的诠释首先在对礼法关系的分梳上,并通过对礼之真情发端于自然、重质轻文、彰显于情理三个层次的疏解,将孔子生活之乐与其礼乐思想相统一,从而使礼乐之教成为生命之理。孔子礼乐思想具有多重内涵,把握梁漱溟对孔子思想的解读对于考察孔子礼乐思想有积极意义。

文本、历史与精神特质:论《诗大序》“缘情说”的必然性

单纯从“缘情”与“言志”两个维度看待《诗大序》,属于后世的理论视角,难以接近其真正内涵,故要以先秦儒家礼乐文化及文本为根据,依赖内在精神与历史背景的流变,参照现有“情”“志”理论框架,发掘《诗大序》的“诗”学特质。《诗大序》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以来的“诗”教传统,以阐发普遍原则为主流,但《礼记》等礼乐文本的记载表明先秦礼乐学说以自然情感为理论基础,是为个体原则的萌芽。追溯至历史深处,西周的礼乐依附于天命、习俗规范等外在力量,而春秋时期孔子以“仁”重新释礼,将个体心理原则作为礼乐的依据,实现了从他律到自律的转换,故“缘情”成为礼乐文化与“诗”学未来的必然方向。

从“以仁统乐”到“以乐教人”——孔子论“乐”的演进层次

“以仁统乐”“以乐存正”“以乐教人”构成了孔子恢弘乐道的三个层面。为厘正音乐,孔子以“仁”为本,强调“仁”对乐的内在决定作用,主张回归乐的道德情感本质,发掘出乐的道德基础。孔子进一步以礼乐活动影射社会秩序,敦促社会各阶层“克己复礼”,以符合正道,使乐发挥恢复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实现“以乐存正”的社会理想。孔子还认为正声雅乐能化形而美俗,以其教民,可以达到国治民和的目的。

胡瑗“明体达用”的政治思想及实践

胡瑗“明体达用”既是宋学精神的体现,也是治国施政的纲领,具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内涵。胡瑗“明体达用”以“仁义礼乐”为政治原则,以“大中之道”为政治策略,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成为范仲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学术资源和理论基础,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实践,影响并推动了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运动。

孔子礼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以《论语》为核心

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着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如此,新时代下充分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历史渊源、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内涵及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价值显得尤为重要。孔子礼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内涵,以及重要的价值。新时代背景下,充分探究其历史渊源,理解其深刻内涵,挖掘其当代价值,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论语》为核心文本,对《论语》中蕴含的孔子礼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归纳总结,借以深入探究了孔子礼思想的起源、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Survey of Confucius＇s Approach to Expediency

Confucius held that expediency means adjusting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not necessarily going along with or against anything, having a sense of propriety about times and measures, and doing things in their proper time and manner. However, expediency does not mean doing whatever one likes without any principle; instead, it means taking benevolence and righteousness as criteria and acting accordingly. In Confucius＇s opinion, one should cultivate benevolence internally and act with righteousness externally, weigh importance and unimportance, measur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not ＂set the mind either for anything, or against anything,＂ pursuing ＂what the heart desires, without transgressing what is right.＂ In this way, he would keep to benevolence without deviating from it, act expediently without despising any principles, and attain a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of expediency and principles.

Cogni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ought of Benevolence in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thought has ha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ny aspects of Chinese,and it has become the shared national spirit of Chinese nation. The core of Confucianism thought is the thought of benevolence,a great recreation of Chinese ancient great ideologists and educators,which is based on ritual and music culture of Confucianism,reflecting the philosophy of zeitgeist in various stages of social changes. The paper begins with the statement of connotation of the thought of benevolence in Confucianism. Then,six aspects of the thought,the benevolent loving others,principle of benevolence and loyalty,loving all people and animals,etc. are interpreted,including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ought,which provides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ought of benevolence in the present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儒家的“创造性转化”与“转换性创造”——以林毓生与李泽厚中国式现代化为考察中心

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与李泽厚的“转换性创造”,提供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导向性方案,同时也是儒家得以“创化”与“转创”的现实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儒家的现代性转型,林毓生所要“转化”的乃是儒家人文主义,李泽厚所要“转换”的则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西方自由思想为比照,林毓生将“仁”从“礼”中剥离出来,而且把“仁”置于“礼”之先,再与“天赋人权”观念接通起来,从而试图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之间实现新的整合。李泽厚描述出“仁”本生于“礼”而后主宰“礼”的历史转变,又在公德与私德区分的现代意义上,主张“礼”“仁”分疏以区别于二者合一抑或对抗。据此,李泽厚以“西体中用”的方式,力求探索出“儒家宗教性道德”与“现代社会性道德”之间新的融合。当代儒家所在寻找的恰是“儒家性的现代化”之路与“现代性的儒家化”之道,“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对传统的从“创造性转化”到“转换性创造”之转变。

在儒墨的比较中看禅让制的思想内涵与价值

整合传世文献与新近出土文献资料,依据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发展趋势可以推知,禅让制的思想应该萌生于孔子,形成于七十子,衰落于战国中后期强势“礼”学崛起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反映了先秦儒家对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艰苦探索。禅让制既是对中国上古历史史影的捕捉与发挥,也是直接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问题所开出的救世良方。通过对楚简文献《唐虞之道》《容成氏》与原始儒学的关系挖掘发现,先秦儒家禅让制的思想遭到了诸侯各国既得利益者以及传统“礼”制两方面的强烈挤压,这是《唐虞之道》和《容成氏》等相关文献湮没无闻成为佚籍的真正原因。但是,禅让制思想的骨子里有一种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人民具有深刻的同情。

基于辑佚的苏轼《论语说》研究——苏轼“海南三书”论之二

今传苏轼《论语说》为后人辑佚所得。苏轼的《论语》解读,多对孔子思想的格言式表达作了较细的剖析,体现了自己亲仁好仁而不违仁的基本思想、因循孔子兴礼乐行中庸的主张,在不乡原非中庸时选择狂狷,并在说《诗》时以无思无为为“思无邪”的至境,以口手相应的平易表达为辞达的至境。

阐释学视域下孔子的“损益”观及阐释实践

阐述孔子继承并发展了《周易》“损”“益”二卦的理念,将其应用于对上古文化传统的阐释实践中,提出“损益”的阐释思想;分析孔子“损益”观的阐释实践,一方面,“减损”西周将礼主要用作社会规约的制度要求,提出要重视礼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益补”“礼”的意义内涵为“仁”,并从孝悌、治心与理想人格三个方面对“仁”的概念进行系统阐发;认为孔子“损益”的阐释思想及阐释实践,不仅丰富了西周礼乐文化传统的意义内涵,而且为后世儒学经典阐释提供了核心论域和基本范式。

论孟子仁礼困境的现代解构

人生活在社会中,面对不同的道德立场、道德价值时,经常不得不做出选择。这种选择能否满足道德情感需求,或者选择一种而必须舍弃另一种时,使人左右为难或痛苦不堪,此种情形称之为伦理困境。孟子论述了多个关于仁与礼两难的伦理困境,又从思、推、权、存等方面对伦理困境进行了解构,这些解构方法也是现代中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孟子对仁礼困境的解构不仅在百家时代重塑了儒学,而且对后世儒学也影响深远。

天下归仁:孔子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综论

孔子在一生的学习和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道德教育的目标以“归仁”为核心,包含着培养“杀身成仁”君子理想人格的个人理想目标和实现“天下归仁”的社会理想目标。在成仁归仁的理想目标指引下,孔子把仁贯穿于其道德教育内容的始终。其道德教育内容的主要部分包括仁的教育、义的教育和礼的教育。三者紧密联系、有机结合。仁的教育构成了孔子道德教育内容的核心。义的教育构成了孔子道德教育内容的重点。礼的教育构成了孔子道德教育内容的基础。在道德教育的方法中,孔子按不同的道德主体,为个人、为师者、家庭和为政者指明了不同的教育方法,具体包括学思行并重、因材施教、愤启悱发、身教重于言传、合力育人等,层层递进、相辅相成地推进道德教育的展开。即使到今天,孔子道德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国道德教育实践仍具有重要启示。当代中国道德教育首先应汲取孔子“道之以德”的思想智慧,筑牢当代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其次,借鉴孔子“性相近,习相远”“因材施教”等思想,肯定每一个个体的受教育权利,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和特点,尊重当代道德教育的主体性。最后,立足孔子在道德教育中强调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观点,强化当代道德教育的实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