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志传统与孔门言志文献的生成

“诗言志”开创了“言志”传统,“赋诗言志”在春秋时期的外交场合颇为盛行,人们往往借助诗篇来委婉表达心中的情意。赋诗言志在春秋晚期开始衰歇,一种新的言志样式开始出现。孔子及其弟子一方面将“赋诗”变成“言诗”,一方面改造“赋诗言志”,将“言志”从“赋诗”中解构出来。孔门言志虽然沿承“赋诗言志”传统,但它改变了赋诗来言志的做法,而是直接陈述心中的志向。孔门言志文献在形态上主要呈现两种类型:一是实录型,文本较简短;二是编纂型,其文本较复杂。大抵而论,前者多为实录,后者则经过加工,是出于有意的编纂。通过这些文献,不仅可以了解“赋诗言志”传统的裂变与转向,而且这些文献本身也揭示了孔门的个体修养目标与社会理想,是理解儒家思想的重要依据。此外,孔门言志文献还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论语》文本生成的若干信息。

王渔洋《才调集选》删选诗考

王渔洋喜欢删纂唐诗选本。在其删纂的十部唐诗选本(合为《十种唐诗选》)中,《才调集选》较为特殊。王渔洋《才调集选》是对后蜀人韦谷的唐诗选本《才调集》进行的删纂。考察王渔洋《才调集选》对韦谷《才调集》的删纂情况,可以更好地了解王渔洋与韦谷二位不同朝代诗人眼中的唐诗面貌,这对于古代诗学及选本学研究均具有一定价值。

黎简诗集手稿及其自删诗辑录

钱仲联先生称之"在乾嘉时殆可独步岭南"之诗人黎简,其诗作向为古典文学研究者所重视,近年出版有梁守中先生辑校本《五百四峰堂诗抄》,然未得见黎简诗集手稿,故未能将其自删诗辑入。文章将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所发现的黎简诗集手稿中自删诗19首辑出发表,以补缺憾;同时从作者与读者的不同角度对删诗动机及所删诗的价值做了简略的分析讨论,认为从作者的角度来分析,黎简删诗直接动机是求善求美,也不排除随性所至,而从读者的角度去研赏,这些所删之诗多与刊出之诗有同等的价值。

孔子删诗说考辨及新证

"孔子删诗说"是诗经学史上聚讼纷纭的一大公案。纵观历来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逸诗的多少、《左传》季札观乐的记载、《论语》所言之"诗三百"、司马迁所言之"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正乐与删诗及孔子有无权力删诗五个问题上。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详细考辨,并结合最近整理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所提供的新证,不难看出否定论者的种种理由都不能成立,"孔子删诗说"不容置疑和否认。

楚竹书《孔子诗论》关于“邦风”的二条释文

《孔子诗论》对《国风》的总体评价 ,一方面注重《国风》观风俗知民情以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价值 ;另一方面 ,也注重其抒发情感、泄导人情的美学价值。“邦风其纳物也” ,是从知识性角度 ,评价《国风》的内容丰富。“大敛材”一语 ,就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另一种说法 !“《诗》其犹平门” ,亦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之比喻修辞方式相同。就文意与字形而论 ,“戋民”句中“从谷从兔”之字 ,当隶定为“舒”字。所谓“诗其犹平门 ,与贱民而舒之” ,是从《国风》的抒情性着眼的。《国风》是匹夫匹妇发泄情感 ,挥斥幽愤的抒情之作 ;因而能够有效地发挥泄导人情、缓释幽愤的社会作用。当然 ,在孔子的观念中 ,这种抒发情感、泄导人情的美学价值 ,是从属于疏导民情、化解社会矛盾的政治功能的。

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教”传统

孔子对《诗》的态度及其论诗、传诗的实践,对《诗》的传播及其进而成为经典,都产了重要作用。最近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孔子诗论》,对孔子教《诗》的特点、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确立及由《诗》“可以怨”生发出的风雅正变问题,重新做了文献上的印证和澄清,为研究孔子与《诗》的关系及“诗教”传统的来源,提供了新的佐证。

论孔子诗教的情感特征

孔子诗教是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对前人诗歌观念及其具体运用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诗教不但基于《诗》的情感内容,也基于《诗》情感艺术的动人魅力。孔子的诗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伦理化的情感教育。

“兴、观、群、怨”古解

孔子因其"兴、观、群、怨"说,长期以来被视作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者。然而,考察孔子的诗论,应把它提到春秋后期的历史环境中,作出具体的分析。"兴、观、群、怨"诸说,都与政治问题有关,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中的产物。不注意春秋时学诗、用诗的特殊意义,而纯粹从文学理论家的角度看待孔子,就把功能与目的割裂了开来,对孔子这一具体人物来说,未必切合他的实际思想。

孔子删《诗》论争平议

古今学者对孔子删诗说的论争,其分歧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孔子删《诗》说的源起与生成,二是最早否定孔子删《诗》说的是何人,三是孔子删《诗》说可信与否的具体辨析。根据现存文献资料,此说的最早提出者是司马迁,最早的否定者是孔颖达。从古诗三千之数、孔子编选取舍的标准、季札观乐等角度考查,孔子删《诗》说可信。

清华简组诗为子夏所造魏国歌诗

学界一般认为"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组诗为周初作品,为孔子所删之"《周颂》佚篇"。但组诗未见传世上古经典,内容与周初史实严重不合。《耆夜》组诗抬升魏文侯初祖毕公高地位,并赋予其《唐风·蟋蟀》的著作权;《周公之琴舞》取材"周公致政,成王嗣位"这一史实而创作的魏国歌诗,为战国魏文侯僭位大造舆论。近来面世的"安大简"《诗经》,为时为魏文侯师的子夏在孔子所传《诗三百》基础上所编选,弦歌"六风"以媚附魏斯始侯之年(前446)制礼作乐的需要。"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组诗与"安大简"《诗经》体现了子夏之流在魏文侯支持下的礼乐实践。

出土文献与《诗经》学研究二题

20世纪出土文献中存有大量与《诗经》相关的材料,能够深化《诗经》研究。结合丰富的简帛文献,在更为广泛的文化背景进行考查,《关雎》诗旨的阐释经历了一个由简入繁又复归于简的过程,司马迁所言孔子删诗之说也是可信的。

孔子“删诗”与季札观乐

目前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几乎都把《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的季札聘鲁观乐之事作为"孔子删诗说"的反证,并据此推定《诗经》编辑的年代。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的是朱东润先生。但迄今为止,朱先生的质疑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文章拟对朱先生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补说。主要阐明以下几个观点:季札所见国风的顺序不可信;季札评《诗经》是孔子评《关雎》的翻版;"季札观乐"是杜撰的"史实"。

解读《毛诗序》

对历史上有关《毛诗序》的观点进行梳理后可以发现,《毛诗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强分出大小,各首诗前面的阐释文字,既可以整体指称《毛诗序》,也可以单独指称每篇诗的序;《毛诗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成于众手,而以孔子、子夏传授为主流,同时兼收后学观点的集体性著作;《毛诗序》的产生与先秦赋诗言志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它由孔子加以搜集整理并传授给弟子,而且一直在儒家学派中流传,并进而成为《诗》的正式内容,被后人视为与诗句同样重要的经典。

“季札观乐”等非删诗说经典论据之辨析

针对北大中文论坛"中国古代文学.诗词文赋.孔子删诗说"条下非删诗论者所罗列的"季札观乐"等四个方面"认为孔子的‘删诗’不能够成立"的依据,利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得出如下结论:司马迁所谓的古诗"三千余篇"并非妄言,在没有充分的资料作为依据的前提下,对于"删诗说"不应该简单否定,至少论坛所提供的理论依据尚不足以成立。

孔子“删诗”与《诗经》文本的经典化

西周康王时期出现以《雅》《颂》命名的《诗》文本,此后不断出现《诗》文本的编集,季札观乐时已经存在着很成熟的《诗》文本。到了孔子时代,礼崩乐坏的局面造成了《诗》文本的混乱。于是孔子收集各种《诗》文本,重新进行编集,这就是《史记》所言的“删诗”。孔子编集的《诗》文本主要以古本为依据,基本延续了季札观乐时的格局。孔子“删诗”的目的在于复兴礼乐,不过,就其所处时代及自身处境而言,这种愿望很难实现;其编集的《诗》文本主要用于教学,并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儒家经典而存在的。经历秦火之后,汉代四家诗不仅沿承孔编《诗》文本的传统,并且逐渐成为国家经典。

汉儒《诗》说之演变——从《孔子诗论》《周南·汉广》篇的本义说起

据竹简《孔子诗论》对《汉广》篇的论述 ,《周南·汉广》并不是什么爱情诗 ,而是一首告诫周家子弟不要追求江汉游女的篇章 ,由此推测 ,诗篇应作于西周中晚期。以《孔子诗论》对《汉广》的论述为基准 ,进而检讨两汉今古《诗》说 ,认为《毛诗序》应为东汉学者在名教要求下杂抄、改造今文家言的产物 ,前人卫宏作《毛诗序》的说法是应予重视的。

上博《诗论》“大敛材”与孔子的荐贤思想

关于上博简《孔子诗论》论《邦风》中的“大敛材”,诸家解释各异。其实,“敛材”就是选举贤才,是孔子“任贤举能”思想在《诗》论中的体现。

《宋诗别裁集》批评主张管窥

《宋诗别裁集》是清代一部很有影响的宋诗名选。该书在编选时崇尚理学,多选理学家之诗;在宗唐前提下,有唐宋兼采倾向。本文在细心钩沉几位编者的史传材料、认真研读其诗文集的基础上,指出姚培谦、王永祺的诗学思想及创作实践与该书的选本理念有着种种契合。

“孔子删诗”争论之我见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成书过程亦是纷繁复杂,有采诗说、献诗说、删诗说等几种说法,其中尤以"孔子删诗"的说法在学术界争论较大。为理清"孔子删诗"的来龙去脉,本文将从文本记载、孔子地位、删诗标准、孔子教学标准、逸诗收集等方面展开论述,旨在进一步阐明孔子可能只是《诗经》的整理和加工者,并未大规模删减过诗歌,真正的编订者应是周王朝的太师和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