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风而行还是顺势而为?——不确定性与企业ESG投资

文章基于2009—2022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投资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投资间存在“倒U”型关系;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面临的资源约束困境和保守观望情绪是“倒U”型关系形成的重要机制;企业ESG投资可以有效对冲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风险,但这种对冲关系具有选择效应;“倒U”型关系在国有企业、西部地区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更加敏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ESG投资间的“倒U”型关系可以更好助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项目竞赛与刚性约束:对脱贫地区乡村产业有效衔接困境的一种解释——G省联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产业有效衔接困境已经进入学界研究视野,但是对此问题的分析机制尚不明晰。通过深入考察西部地区G省南镇联村产业有效衔接陷入困境的现实案例,构建项目竞赛与刚性约束的框架,讨论乡村产业有效衔接如何在不同层级政府双向互动过程中发生了转变,为何有的地区能够争取到项目又得以如期完成预期目标,但其乡村产业有效衔接却陷入了困境。从案例解构结果来看,基层政府的实际能力难以完成层层加码后的项目目标,采取“盆景式”亮点打造与技术性应对的方式谋求项目绩效与项目竞赛红利;科层环境、乡村治理场域结构以及项目制约束机制的失准共同形塑了基层政府怠忽项目实效,突破刚性约束以获取项目政绩这一结果;项目竞赛与刚性约束的双向循环共同引致项目资源空转,乡村产业有效衔接陷入困境。文章的贡献在于,对产业衔接陷入困境的解释并未囿于基层政府对自利性的追求,而基于自利性与制度性融合的视角形塑基层政府行为来共同解读其内在逻辑。

社区基金初创期的行动困境与突破路径

初创期是社区基金存续的关键,也是其全生命周期健康运行的基础。对山东省J市的调查发现,社区基金存在实际支出少、公众动员和项目传播被后置、筹款和支出缺乏内驱力三大困境。J市社区基金困境的突破受制于外部环境、直接环境和设定环境三大约束,应加大政策激励引导,优化社区基金发展外部环境;激发内驱力,分类实施社区基金培育孵化赋能成长;健全社区基金治理结构,增强发起人项目管理能力;建构社区慈善生态,为社区基金发展创造“源头活水”,实现社区基金行稳致远。

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制度性困境与对策建议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金融推动共同富裕的出发点和着力点在于通过发展普惠金融实现公平和效率的辩证统一。中国当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高,重点服务群体的金融素养较低,金融供需存在结构性失衡,政府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存在“缺位”。未来构建高效服务共同富裕的普惠金融发展机制,需进一步强化国民金融教育,构建具有高度适应性和竞争力的普惠金融市场体系,建立“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政策保障体系。

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体系改革的“五唯”困境与优化路径

以《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为指南,优化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扭转思政教育领域不科学的评价导向,需要对标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的基本内容及特殊要求,破除评价指标量化依赖、评价重点重科研轻教学、评价指标内容不全面、评价体系缺乏整体设计和评价目标发展性功能不足等问题。纠正“五唯”评价偏差,构建以“六要”为标准的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体系,需要从坚持正确评价导向、优化评价内容、改进评价方法和厘清评价目的等四个方面发力,围绕筑牢师德师风根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多元评价体系和推进思政课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等关键环节,全方位地优化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评价体系改革的实践路向。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制约困境与突围路径分析——基于河南四市农村的实证研究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总要求的具体化,同时也是促进农村社会转型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文章从探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转型的关系入手,在定量与定性分析基础上,分析了目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制约因素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模式和路径选择做了深入思考。

基于认知偏差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研究——来自浙江中小企业问卷数据的分析

通过分析中小企业的内在因素,以认知偏差为出发点,通过认知偏差,行为偏差以及中小企业自身的财务状况,进而结合外部约束来分析中小企业融资困境。通过问卷的发放和数据的调查处理借助SEM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融资困境的解决不仅仅是依赖于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应当在自身上下功夫,理性的认知、正确的行为、外部政策资源的充分利用,才能从内在、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我国健身休闲产业的发展困境与路径优化

基于休闲制约理论,采用文献研究、逻辑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我国健身休闲产业的发展现状。研究表明,我国健身休闲产业之所以规模相对偏小、整体结构不优,原因在于文化、政治、社会及市场等方面因子的影响与制约。应着力破解各因素制约,培育和创新健身休闲价值观和消费观,完善健身休闲产业促进政策,丰富场地设施及人才资源供给,以创新驱动健身休闲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我国健身休闲产业高质量发展。

传统武术的发展困境及制约因素分析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逻辑分析法等相关研究方法,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对传统武术的发展困境及制约因素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传统武术的主要发展困境包括:缺少继承者、没有充分发掘、受到西方体育侵染、发展空间缩小、传统武术传播团体和个体水平参差不齐。其主要制约因素包括:传统武术已不适应当今社会需要、传统武术项目发掘起来困难重重、传统武术的习练者变少、竞技武术的快速规范化发展、传统武术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传统武术要想走出困境必须:一方面要坚持走大众化发展方向;另一方面要坚持走国际化推广道路。

阻止合谋的“囚徒困境”博弈分析:对国企监管的启示

在Kofman和Lawarree(1996)提出的防范合谋的囚徒困境模型基础上,笔者分析了不同生产率经营者的合谋行为,得出:以ε∈(0,1)的概率派出第二个审计师、强化刚性法律的"硬约束"和完善审计师的激励机制,可以阻止审计合谋。同时还得出:委托人对经营者类型的判断对防范合谋的效果起决定作用,对审计师的奖励必须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才能保证审计师和经营者的行为向预期方向发展,否则将无法阻止合谋;审计师的道德约束、风险厌恶有助于防止审计合谋,而国有企业监管者在阻止审计合谋中,可以发挥同企业真实所有者一样的作用,这为国资部门对国有企业实行审计公开招标和抽查复审提供了理论支持。

市场与道德:一个博弈的视角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法律规范、道德规范尚处于形成、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之中,加之传统道德约束失范,致使许多违法、违德的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损人利己的行为却成为"最优选择",这最终让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从而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文章基于博弈的视角,提出了从外在约束到内在约束的双轨解决路径,籍此希翼我国经济社会形成广泛的合作、互助道德基础并最终发展出基于民主、法治且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分析及其应对策略——效仿德国中小企业融资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迅猛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状况整体处于下滑趋势,且国内经济形势的不确定因素逐年攀升,中小企业在面临经营困境的同时,更面临着资金链断裂与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本文利用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与经合组织公布的中小企业调查年报,从中德两国的中小企业融资现状、金融机构与外部环境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根源;通过借鉴德国银行体系的主要往来银行工作原则、工作机制等,效仿德国政府政策、社会信用信息体系和法律框架的制定,总结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应对策略。

探析彝族传统民俗文化中的生态保护理念及其启示

彝族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创造且传承本民族语言及文字,而且传承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传统民俗事象文化,并传承这些传统民俗事象文化中反映和体现的有关自然生态保护理念和行为,这些自然生态保护理念与儒家的"万物一体学说"和道家的"共生共和学说"如出一辙,且一脉相承。彝族自然生态观认为,世间自然万物发展具有共生共存性和共和互通性的特点,也具有相互制约与影响的关系,并且彝族这些自然生态观指导着人们善待自然,与自然和睦相处,同时秉承着自然生态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积极理念。

论伊迪丝·华顿《夏》中的女性困境书写

虽然出身于纽约的上流社会,美国女作家伊迪丝·华顿出人意外地创作了小说《夏》。根植于美国当时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并结合夏洛特·吉尔曼、凯特·米利特以及鲁思·罗森等女性主义理论家的观点,本文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妇女的经济困境、华顿对美国底层女性渴望摆脱贫困的书写以及小说所反映的当时美国社会给予女性经济选项之缺乏三个层面解读小说《夏》。小说正视了20世纪早期身处底层社会的美国女性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并敦促美国社会对其根源予以深刻的反思。它所反映的社会与性别问题,对于21世纪的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仍然具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

结构制约与技术策略:地方应急管理部门克服协同困境的行动逻辑——以S市C区应急管理局为例

为有效处置紧急灾害事件,应急管理部门在协同其他部门共同行动时常常陷入应急协同困境。相比于解释困境如何生成,协同困境的结构性因素和应急管理部门如何克服困境的运作过程尚缺乏讨论。本文基于S市C区应急管理局的案例,探讨应急管理部门克服协同困境的技术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表明,基于“条块”特征而生成的纵横复合的政府职责体系是应急协同困境的结构性因素。为推进应急协同,S市C区应急管理局采用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由内及外、由外及内的技术策略组合。尽管这些策略在各阶段的互动中有助于推动应急协同,但是单独的某个策略不足以发挥有效性。为实现可持续的应急协同,关键在于调试结构制约的张力,从协同能力构建向应急体制的结构性改革转变。本文基于协同主体的能动性角度,把协同治理理论映射到应急管理的具体场景中,阐释了区县级应急管理部门与其他部门互动的具体过程与实现机制,丰富了中国情境下应急协同的理论图景。

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回顾与展望

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前沿领域,本文对国内外产业集聚困境研究进行综述,对我国产业集聚困境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研究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产业集聚困境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存在较大差别。国外学者主要利用新经济地理学方法,研究欧洲联盟(EU)一体化过程中各种形式的集聚不公平的集聚困境;国内学者则利用传统的经济学方法,研究我国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产业集聚引致的盲目性、无序性和掠夺性等形式的集聚困境。我国未来产业集聚困境研究将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困境的资源环境约束、产业集聚困境的认知行为偏差以及资源环境约束、认知行为偏差和产业集聚困境间相互作用机理等方面。

数字金融能否缓解企业融资困境——效用识别、特征机制与监管评估

针对缓解企业融资困境的现实要求,本文采用2011-2017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数字金融视角切入,深入考察其与企业融资困境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至关重要,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缓解效应将得到显著加强;在考虑到企业自身属性的条件下,数字金融发挥的融资缓解效果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地,数字金融不仅能通过改善融资结构和市场化水平等宏观路径缓释企业融资约束,也能借助降低企业融资费用和杠杆水平等微观路径缓解融资约束;特别地,相较于数字金融弱监管环境,在强监管环境下数字金融的融资缓解效应更强,同时也更有益于疏通宏微观传导机制。为此,应围绕数字金融政策扶持、金融领域创新赋能、监管科技体系建设等方面内容,重点关注数字金融如何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有效纾解企业融资困境。

积极主义刑事立法的理性限制:比例原则的植入

晚近我国刑法立法修正呈现出的预防式、功能化和回应性的显著态势,折射出当前我国刑法立足于转型中国的社会现实,追求对法益侵害的事先预防和对民生利益及时关切的积极主义立法导向。积极主义刑事立法是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需求的产物,却隐含着一旦不受约束将会侵蚀自由保障、模糊刑法干预界限和遮蔽法律实效的法治风险。面对全球化风险的冲击和挑战,国家刑罚权的外张性被激发出来,古典刑法理论坚持的刑法谦抑、法益原则和责任主义几乎遭遇全面改造。透过比例原则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项子原则的逐项考察和递进判断,一方面可以为确立积极主义刑事立法的合理边界提供相对客观化和明确化的审查标准,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更高的位阶效力保障刑法始终活动在宪法精神及其价值原则的控制范围之内,从而实现刑法参与社会治理的最优化目标。

信贷抵押约束、资产价格与二元悖论——基于开放经济下的DSGE模型分析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三元悖论这一国际金融的经典理论受到挑战,核心问题在于资本自由流动下,浮动汇率制度能否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本文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一个包含信贷抵押约束的DSGE模型,论证在资本自由流动下浮动汇率制度无法调节以资产价格与通胀为主的金融跨境传染,无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空间与政策效果,三元悖论变成二元悖论。因此,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机制是保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关键。

数字普惠金融改善城市技术创新“低端锁定”困境了吗?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已备受关注,其技术创新效应如何亦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城市创新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文章利用2011—2018年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论表明:首先,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改善我国城市技术创新及其“低端锁定”困境,使得城市更倾向于进行含有高端技术的实质性创新。其次,机制方面,在供给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缓解区域融资信贷约束(提高银行业竞争力、促进传统金融供给),从而促进城市总体技术创新、高端技术创新和低端技术创新;在需求侧,提升市场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规模扩张)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市高端技术创新的重要渠道,但对城市总体技术创新和低端技术创新的渠道效应不显著。最后,数字普惠金融改善城市技术创新“低端锁定”困境的正外部效应在高市场化与高互联网水平城市中更为明显,同时对低市场化水平、低互联网水平城市的总体技术创新存在“雪中送炭”效应。研究结论为有效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城市创新和协调发展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