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约定解除权行使限制说

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认为,法官有权以违约方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为由限制守约方行使约定解除权。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守约方依约行使约定解除权的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法官对已实施的解约行为予以限制,本质上是确认解约行为无效。基于此,合同目的、公平、诚实信用、禁止滥用权利等均不足以成为限制解约的充分理由,法官也不享有依违约程度限制解约的自由裁量权。约定解除权限制说将戕害契约自由精神、侵蚀法律行为效力原理、鼓励合同当事人失信等。

数字服务合同单方变更权之规制

数字服务提供者常态化更新用户协议和应用程序。司法实践也认可其享有一般的、开放性的单方合同变更权,由此引发单方变更权与契约严守原则之间的冲突。并非任何改变均属于合同变更,不改变给付关系的日常更新不属于合同变更,不应过度夸大单方变更权的必要性。《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并未确立数字服务提供者的单方合同变更权,唯有预先约定的单方变更权,才为法秩序所认可。在司法适用上,应通过格式条款规则规制约定的单方变更权条款,数字服务提供者应具体指出变更的情形、内容与影响,征得相对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自证变更权条款的合理性。数字服务提供者依约单方变更合同的,相对人也享有一定条件下解除合同的权利,且在合同解除后可以请求删除收集的个人信息,即使个人信息为服务的对价。

论平台直播充值合同的解除

用户通过解除直播充值合同实现平台退款诉求,面临两个法律适用障碍,即充值不退条款效力存疑以及合同解除依据不清。余款不退约定因排除了用户重要权利而无效,故充值不退条款部分无效,这为合同解除提供了空间。由于债务具有强人身依附性、当事人家庭困顿、用户成瘾式意志薄弱等原因,充值合同债务被认为不适于强制履行,应适用司法终止合同规则。充值合同作为预付式继续性合同,属于定期合同,不能适用不定期合同的预告解除规则。用户可以在符合条件时行使消费者后悔权,此时无需承担违约责任。用户因合同解除而承担违约责任,确定返还额度应在尚未打赏的充值额度中扣除平台的信赖利益损失,并基于高额充值与家庭困顿等因素适当调整。

《消法》新增之“消费者后悔权”的性质及适用

最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增加的“消费者后悔权”制度,其法律性质宜界定为形成权中的一种具有无因性的特定解除权,可称“特定无因解除权”.消费者后悔权行使有严格的货物或服务范围及时间期限,且消费金额以不低于100～200元为宜.消费者后悔权的实际运行还依赖于强大的行业保障、协会保障、行政保障及有效的司法机制.

论我国涉外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适用及其完善

在消费者合同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及谈判能力的差别,消费者相较于经营者处于弱势地位。在冲突法层面上为涉外消费者合同中的弱势消费者提供保护是当代国际私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关于涉外消费者合同法律适用的规定独创性地赋予了消费者单方面的法律选择权,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保护消费者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消费者没有选择法律时,由于缺乏以保护消费者为结果导向的规则的运用,可能导致所适用的法律不利于消费者,从而背离消费者保护的初衷。

我国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的构建

冷静期制度赋予消费者单方面撤销交易的权利,在直销、不动产、大件商品等交易过程中,能够有效地遏制经营者夸大宣传、造势促销等行为,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修订过程中,应适时建立我国的消费者冷静期制度,确立消费者单方交易撤回权,在权利行使的期限、适用范围、权利限制等方面做出具体的规定,为消费者权益提供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

霸王条款的违法性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消费格式合同是追求经济效率的产物,但经营者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在合同中规定诸如减轻或免除自己责任的“霸王条款”,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果不通过立法严加禁止,不仅损害个体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会助长经营者的违法行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文章拟通过现实生活中大量“霸王条款”的调查研究,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和社会危害性,从立法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来论证“霸王条款”的违法性以及解决的对策。

人身保险合同中的犹豫期条款问题研究

犹豫期制度赋予了消费者单方合同解除权来弥补消费者缔约能力之不足。为加强保险消费者的权利保护,我国保险立法应正式引入犹豫期制度,提高犹豫期制度的立法层阶、明确犹豫期的起算点、强化保险人对犹豫期条款的说明义务、明确犹豫期的行使方式及法律后果,以充分发挥犹豫期条款制度应有的价值和功能。

消费者知情权在公益性服务合同中的保护

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在我国消费者保护法中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在公益性服务合同中更甚,引入竞争法的思路对消费者知情权在公益性服务合同中的保护问题进行研究尤为必要。消费者知情权在公益性服务合同中的保护不能仅仅依赖经营者本身,必须引入政府的保护,这是由公益性服务经营者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消费者的弱势地位需要市场监管、消费者组织和竞争推进来改善。公益性服务合同中的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要注重反垄断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协调,可在反垄断法的法律原则内加上消费者保护原则,以增强反垄断法保护消费者的力度,此外,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执行机构应分工协调,推动由同一机构来执行保护公平竞争和消费者的双重职能。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三包责任制度的新发展

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三包责任进行了全面修改,建立了全新的经营者质量违约的合同解除权和违约责任请求权制度。在国家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消费者享有法定或者约定的合同解除权,或者没有国家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消费者在收到商品之日起7天内,也享有合同解除权,都可以主张解除合同予以退货。在国家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经营者承担更换、修理等责任,或者没有国家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在消费者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后,不符合合同解除权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主张经营者承担更换、修理等责任。消费者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或者违约责任请求权,可以自行行使,也可以通过法院诉讼方式行使。

劳动者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研究

劳动者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是一项重要的劳动者劳动权。在计划经济时代,劳动者的工作由国家一包到底,劳动者根本没有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自由权利。劳动法对该权的规定是整个劳动法中最具有创造性和革命性的内容,它体现了自由择业的权利,是劳动者摆脱对雇主的依附关系,获得独立地位的保证,是劳动者人格独立和意志自由的法律体现。我国最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再次明确赋予了劳动者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有必要针对保护缺陷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探讨如何设置一些既能保障劳动者单方解除权,同时亦能维护用人单位相关利益的具体措施,寻求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利益平衡点,最终实现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双赢。

反悔权施行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以《新消法》第25条为视角

《新消法》第25条确立了无理由退货制度,赋予了消费者在特定情形下的"反悔权"。但是,在反悔权制度施行的约1年的时间里,人们仍然对反悔权没有深刻全面的认识,特别是对反悔权的性质以及与消费者其他权利的差异还存在一定的误解,这使得在反悔权制度施行过程中也遭遇到了如退货运费的承担、商品完好的标准、经营者自行"增加"不可退货的商品等各种现实的挑战。

论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基于审判实践中“同案异判”问题的实证考察

《劳动合同法》第39条规定了用人单位可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但未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行使期限,该权利是否应当受期限限制以及期限长度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同案异判”现象。文章通过研究大量案例分析其产生的原因,针对原因提出了正确理解劳动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法律性质、在《劳动合同法》中明确用人单位单方解除权的行使期限、完善工会监督职能的建议。

行政机关单方解约权的行使与救济检讨——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分析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将行政机关单方解约行为引发的诉讼设定为"行为之诉",并遵循传统的合法性审查路径处理,此种制度设计存在可议空间。比较法德两国制度经验可以认为,两国虽对行政机关单方解约行为的性质认定存在差异,但相关争议处理却遵循"关系之诉"逻辑,以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争议为审理中心。作为参照对象的法国模式有必要重新认识,行政机关单方解约行为的性质以及由此引发的案件处理方式有待进一步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