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System and Diagnosis of Its Obstacle Factors in Nanjing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population,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s beneficial to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ystems,the entropy weight-TOPSIS method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population,economy and environment system in Nanjing was measured,and the temporal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subsystem and thei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form 1997 to 2016 were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economy system and environment system in Nanjing was generally in a continuous upward trend.Among them,the economy system developed fastest.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of population,economy system and environment system in Nanjing was constantly increasing but still at a low level;the degree was only in the primary coordination phase,and its type was environment lagging.The economy subsystem and environment subsystem were important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Nanjing,and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 was the production of industrial solid waste.The results above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economy and environment system in Nanjing and achieving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及障碍因素分析

黄河流域九省(区)人口扩张和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资源和环境问题,亟待探究其人口-水资源-经济-生态环境(PWEE)系统耦合协调关系,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针对黄河流域九省(区)构建了PWEE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2008—2020年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状态和障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黄河流域九省(区)PWEE系统及其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度从2008年的0.56上升至2020年的0.69,由勉强协调进入初级协调阶段,水资源子系统一直是影响九省(区)PWEE系统协调发展的限制因素,其平均障碍度从2008年的49.05%增加至2020年的55.48%,人均水资源量为主要障碍因子。

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的滇中城市群人口-经济-资源环境时空耦合分析

[目的]探析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协调及发展水平状况,阐明各县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为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提供有力支撑。[方法]基于2010年、2015年、2020年滇中城市群的自然、经济及人文数据,从主体功能区视角建立人口-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序关系分析法(G1)与熵权法(EW)确定综合权重,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度量各县耦合协调关系,定量分析了2010年、2015年、2020年滇中城市群人口-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演变状况,探析其发展规律。[结果](1)3个时段内,研究区人口在县域尺度呈空间正相关关系,且空间聚集性逐渐增强,呈现西部低人口密度聚集和中部高人口密度聚集态势且常年稳定;(2)2010—2020年,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综合发展水平有微弱提升,严重失调的协调类型逐渐消除,濒临失调占比46.94%成为最主要的协调类型;(3)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两两耦合协调分布不均,其中2020年人口-经济综合耦合协调指数最低为0.4543,协调度水平时空分布与三系统协调评价结果吻合度是两两耦合协调评价中最高的,对人口-经济-资源环境耦合协调评价结果影响最大;(4)在主体功能区划实施前后,国家重点开发区两两耦合协调水平变化显著,人口-经济-资源环境整体耦合协调水平较低且有倒退趋势,省级重点开发区长期稳定可控;(5)研究区的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关系,但协调性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制约状况。[结论]高耦合协调性主要依赖于人口对市县区经济的带动作用。重点开发区的有效实施必须抓好人口与经济协同发展,人口和经济协调是未来优化主体功能区的重点方向。

推动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与政策取向——基于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协调视角

中高端制造业快速升级与局部传统制造业向外转移的现象充分表明我国实体经济遭遇了较大发展压力。与美国、日本制造业大规模向外转移发生于产业升级完成之后这一演变特点不同,我国在产业升级尚未完全完成的情况下,出现了一定规模的制造业分化现象。基于过去经济发展的机理和动力,指出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的功能异化与关系失衡,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成因。为此,基于增强我国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发展韧性的根本目标,提出未来应在厘清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内涵、功能定位的前提下,立足于两类政策的空间属性,加快建立政策的空间协同机制,推动实现区域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两策合一,确保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经济发展初期,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及粗放式发展呈现出的负外部性加剧,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挑战,经济增速开始放缓。此时,中国发展迈入新的转折点,国家开始将重心从速度转向质量与效益,更注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本文紧扣新发展理念,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展开分析,构建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得出结论:人口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此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鉴于此,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制定适宜的人口调控政策,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协调化及深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可以有效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青岛都市圈人口-经济时空耦合度研究

人口-经济耦合度是评价城市均衡发展的关键指标,本文聚焦山东省“一群两心三圈”发展布局,基于青岛都市圈2014—2020年发展布局,融合人口经济数据、不一致指数、几何重心建立了多维度人口经济耦合度评价体系。结果表明:(1)青岛都市圈人口经济发展迅速,但人口经济时空分布格局不一致,青岛逐渐趋向经济导向型城市,周边县域则发展为人口导向型城市;(2)2014—2020年人口-经济重心迁移轨迹表明人口和经济重心整体向东南移动,未来青岛有望发展为人口经济双高城市,但西部县域则面临人口流失、经济发展缓慢问题。由此可见,青岛都市圈内部整体发展不均衡,青岛对周边城市辐射效应有待增强。

数字经济、区域经济结构转型与中国空间经济政策调整

区域协调发展对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出了更深层次要求,能否抓住数字经济这个战略机遇实现区域经济结构转型已成为学界和政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数字经济主要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与动力变革推进区域经济结构转型。目前,数字经济在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呈现以下典型特征事实: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推动各地区主导产业更新、深化各地区产业分工、提升各地区经济韧性和增强各地区经济结构包容性;另一方面,地区间数字经济差距会增加区域经济结构协同转型的难度。为缩小地区间数字经济差距,推进区域经济结构协同转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中国应有针对地围绕数据要素区域互通、数字经济区域协作与数字红利区域共享等方面调整空间经济政策。

新时代农村互助性养老协同推进策略研究

当前,农村老人养老难题,已成为新时代一个重大社会关切问题。农村互助性养老正成为新时代国家和各级政府大力倡导和鼓励的破解农村养老难题的重要抓手。但是,农村互助性养老实践中存在着一些典型难题,如何实现农村互助性养老健康发展成为时代之问。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和鼓励农村互助性养老发展的政策,并呈现出一些鲜明特点。研究表明,农村互助性养老可持续发展需要协同推进策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和应对农村老龄化能力的进一步增强,展望未来,乡村美丽、农民富裕、农村互助性养老健康可持续发展将成为必然。

中国生态—人口—科技—经济四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的生态、人口、科技、经济协调发展情况,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2000—2020年间生态、人口、科技、经济四系统耦合协调度和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评。结果表明,四系统耦合协调度是稳步上升的,各个系统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不同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差异。最后,根据四系统发展情况与相互间不同关系提出了建议。

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的分析

在2019年8月的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上强调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新形势下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发展中营造平衡。目前各地区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目标所展开的城市首位度提升、强化中心城市作用的区域经济发展导向,究竟是会导致城中心城市形成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劣化区域的协调发展,还是会形成更强的龙头带动作用,扩大其辐射扩散范围,缩小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研究针对性分析我国现阶段重要的空间形态——城市群,其中心城市首位度变化对区域整体经济增长及协调发展的影响。在理论层面,研究基于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城市最优规模倒U型模型对中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展开分析,构建形成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分别从中心城市在集聚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抑制作用、中心城市在扩散效应下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推进作用、中心城市不同首位度水平作用机制三个方面对中心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及其内部作用机理展开分析。在实证层面,研究以中国十九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06—2017年中国十九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展开固定效应分析,并通过内生性检验对模型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处理。为进一步探寻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非线性作用,研究进一步通过对政府战略规划引导及区域制度政策的交互效应模型、中心城市首位度分布识别以分析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以及政府战略规划、区域制度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中心城市首位度对经济增长起到倒U型的作用。第二,中心城市首位度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呈现出正U型的作用。第三,国家中心城市政策的出现会进一步促使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虽然行政分割并未影响到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增长,但会导致城市群内部不同省域间城市的发展差距扩大。第四,我国沿海地区及中西部地区成熟的城市群应当积极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中西部地区尚在培育、不成熟的城市群应当着力副中心城市、中小城市的建设发展,推动地区形成梯度化的城市群结构体系。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红利”——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产业政策优化路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能否妥善运用政府和市场力量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当前,为发掘老龄群体在产品消费、人力资本和储蓄能级三方面的数字红利,我国政府已初步建立涉及多个数字经济重要领域的老龄化数字经济产业政策体系。由于数字技术应用水平、社会观念等因素限制,老龄群体“数字鸿沟”问题仍然显著、产业政策助力水平仍需提升。要推动老龄群体跨越“数字鸿沟”、兑现“数字红利”,应打造全面完备产业政策体系,建设全流程政策落地保障制度,推动产业政策市场化改革三项应对策略。

2010年以来黄河流域人口与经济协调关系时空演变研究

通过重心分析、地理联系率、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衡量黄河流域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的协调关系,采用人口与经济弹性系数测定黄河流域人口与经济规模增长的协调程度。结果表明:空间分布上,黄河流域几何重心的东部和南部是人口、经济的高度集聚区,近10 a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之间的间距在缩小;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关联程度增强,且自上游到下游逐步提高;流域人口与经济集聚匹配类型以人口极化区为主,其次为人口与经济协调区,2010年以来黄河流域中游人口极化区范围缩小而人口与经济协调区范围扩大的特征明显。数量增长上,人口-经济增长弹性系数以下游地区最高而中游最低;流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较协调的区域最多,尤其在中游。

区域数字经济与人口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空间差异研究

基于2016—2021年中部地区六省81个省辖市的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指数,揭示人口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时序走势与空间差异特征。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人口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已经达到高度耦合协调类型。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的人口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省会城市远远领先于非省会城市。人口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差异逐年减小,呈现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空间相关性有变弱的趋势,河南与湖南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安徽和湖北具有某种程度的集聚现象,山西和江西属于点状离散分布。

基本公共服务-人口发展-区域经济耦合协调时空演变——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基于协同发展理论,采用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人口发展-区域经济系统的耦合协调时空演变和影响关联效应。结果表明:(1)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人口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上升发展态势,其中人口发展水平低于基本公共服务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2)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85%的城市发展为协调发展状态,2020年较2011年提升22%,空间上呈现“核心高、边缘低”的分布格局。(3)从影响关联程度来看,耦合协调度是由政府投资调控力、经济发展拉动力、人口质量保障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科研技术人员比重、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对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影响较大。

云南边境地区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变迁研究(2000~2020)

云南边境地区传统地理区位劣势明显,“兴边强边、稳边富民”行动和现代化建设面临一定挑战。如何破解区位劣势积极融入边贸口岸经济,有力推进人口与经济有序协调分布,探索富有边境地区特色创新发展的“云南模式”,对推进沿边地区高质量全局发展意义非凡。文章使用2000年以来3次全国人口普查与历年云南统计年鉴数据,探讨了2000~2020年云南省边境县(市)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的变迁趋势,并构造面板数据基于OLS回归分析人口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2000~2020年,该区域人口负增长范围持续扩大,经济发展总体积极向好,人口与经济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但区域内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边境县(市)应综合调控区域人口空间格局,以适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提升人口质量,释放人口质量红利;加快就业人口向文旅产业转移,积极发展农文旅、民俗风情旅边境全域游;抓住机遇释放边贸与口岸红利,简化通过报关流程,助力边贸进一步发展。

山西省人口与经济协调关系演变研究

基于全国第五、六、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人口-经济弹性系数、地理集中度、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从规模增长和空间分布两个角度测度近20年山西省县域层面人口与经济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发现,山西省近年来人口增长明显减缓,并且县域层面人口收缩严重。人口与经济增长协调性方面,20年间山西省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以Ⅱ、Ⅳ类为主。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一致性方面,人口超过经济集聚的区域占比一直最大,且人口极化区数量一直在减少,经济、人口超前区数量在增加,山西省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不协调状况有所减缓。

青海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为了对青海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合理规划,本文通过查阅文献数据,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青海省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分析评价,为青海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参考,找出一条符合青海实际的绿色生态发展道路。

黄河流域旅游产业-人口城镇化-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及面板数据空间杜宾模型对黄河流域9省(区)2005—2019年旅游产业、人口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三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时空分异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9年,黄河流域旅游产业、人口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三大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总体上不断上升,耦合协调度呈波动增长趋势;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其中甘肃省和河南省分别呈“低-低”和“高-高”的聚集模式。空间杜宾模型结果表明,区域经济和人口城镇化子系统呈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且相邻省份的正向影响大于本省域内的影响。基于此,为促进黄河流域形成系统、全面、协调的总体发展格局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黔南州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协调关系及重心演变研究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简称黔南州)是中国重要的少数民族地区之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研究黔南州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协调发展关系对促进其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6—2020年黔南州各县市的人口和经济数据,运用地理集中度、人口经济不一致系数、重心模型等方法,系统分析了黔南州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黔南州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空间一致性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异性,人口集聚低于经济集聚的县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北部区域;而人口集聚高于经济集聚的县市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南部区域。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均偏离几何重心于东北方向,且经济重心偏移距离更大,说明黔南州人口和经济的分布具有非均衡性,且经济的非均衡性更加显著。从整体上看,黔南州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迁移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在经度方向上的相关性较弱,相关系数为0.389,而在纬度方向上具有较强的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0.946。

中国化肥消费需求影响因素及走势分析 Ⅲ人口、经济、技术、政策

从人口、国民经济、农业经济、生产技术及政策角度分析了中国及世界上一些典型国家化肥消费和这些因素的关系。从化肥消费强度和消费系数角度深入分析了各个国家发展的特点。结果表明世界主要国家化肥消费都随人口增长速率的增加而增长,反映出人民基本粮食和营养需求对化肥需求具有促进作用。同时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化肥应用领域已经扩展到化工、渔业、林业、牧业等多个领域,我国传统农田使用比例已下降到85%。各个国家农业经济发展中的化肥养分资源利用效率差异巨大,发达国家已走上集约化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每万元农业GDP的化肥消费已降至1t纯养分,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强度仍高于2t纯养分,且磷肥和钾肥的需求还在增长。从弹性系数来看,我国农业经济发展与化肥需求仍呈等比例增长关系,说明农业经济对化肥过度依赖,其原因是技术发展较慢,单位养分的生产力水平和整个国家的养分再利用水平太低。但从欧美的经验来看,中国提高技术水平、转变资源利用效率的空间很大,而且在不长的时期内完全有可能实现,但取决于政策因素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