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制度与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改革

从反腐败改革与经济效率是否激励相容的角度,结合经济发展的二元特征,探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工资制度选择及其可能导致的"腐败陷阱"。研究表明:政府若选择效率工资制度,则提高腐败查处力度就会降低效率工资水平,进而提高社会总产出和相应的福利水平;若选择"姑息工资"制度,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就需相应提高官员的补偿工资,从而会导致更多的扭曲性税收。"姑息工资"制度会引发"腐败陷阱"。反腐改革在短期内可能导致经济下滑,此时减少腐败收入等措施更加有效。为兼顾经济增长,反腐改革的事前预防要比事后惩罚更为有效。

贿赂中的自我道德化与嵌入性腐败--基于H市纪检监察机关档案的一项文本研究

本文主要依据H市纪检监察部门的案件询问与谈话笔录文本,力图使用国家-个体关系理论模型,考察贿赂行动的实践过程。通过相关文本,笔者发现,以往将贿赂行为描述为一种不道德的交易行为,并不能准确揭示贿赂行为的本质;相反,贿赂行动中的行动者在实践过程中通过种种符号与象征行为,有将贿赂交易"自我道德化"的强烈倾向。而就经济学角度将贿赂行动描述为权力与金钱相交换的市场行为而言,也有将贿赂行为简单化的倾向,其与纯粹的市场交易行为本身有着本质区别。有鉴于此,笔者倾向于将贿赂界定为一种通过行动者的自我道德化表演,而嵌入在传统的礼物赠与行为与现代市场交易行为之间的特殊社会交换形态。

权力腐败与市场经济陷阱

在中国社会深刻转型过程中,权力腐败成为当前社会生活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对金钱的无限贪欲,使得权钱交易、行贿受贿之风盛行。从经济视角中探寻权力腐败的根源,某种意义上是市场经济对增长无限制追求和对奢侈无限制满足的陷阱。理性地绕开这种陷阱,用信仰有效地控制欲求,是探究遏制权力腐败的理性诉求,也是当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

公众廉洁感知的研究——基于人口学特征

公众廉洁感知是衡量政府廉洁程度的最重要指标,得到政府部门重视和学术界的关注,并从多角度取得了部分研究成果。通过对北京、武汉、福州等6个大城市公众廉洁感知的问卷调研进行定量分析发现: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况、收入水平、政治面貌和居住位置不同的公众,其廉洁感知存在显著差异,而性别、年龄、城市类别对公众廉洁感知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满意度在公众廉洁预期和政府信任中的作用

国内外学者从政府管理等多个角度对公众满意度进行了研究,提高公众满意度也是当前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主要目的。以北京、武汉、福州、太原、银川、成都六个城市的调查问卷为基础,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满意度在公众廉洁感知和政府信任之间如何发挥作用,研究发现:满意度在廉洁期望和政府信任之间不存在中介作用,而满意度在廉洁预期和政府信任中有调节作用。

网络反腐舆情视域下“塔西佗陷阱”应对路径探析

网络反腐作为我国制度反腐的重要补充,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作用举足轻重。然而近年来,随着公民权利和参与意识的觉醒,网络反腐舆情逐渐成为一颗"隐形炸弹"。科学应对网络反腐舆情、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对检验政府工作的成效、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政府应采取转变工作方式、强化系统分工、注重"三方"监督和加强队伍建设与问责机制等举措对塑造政府良好的公平公正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摆脱"塔西佗陷阱"有重要意义。

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政治的形成及危害——兼论防止中国共产党党内形成利益集团

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政治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土壤,主要源于利益集团追逐特殊利益与美国公共利益博弈的现实需要,崇尚实用主文、自由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美国文化也为其提供了文化张力。利益集团游说政治是美国利益集团追逐特殊利益和缓解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内部矛盾的重要手段,当利益集团特殊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经常发生冲突时,议员和官员往往假借国家利益之名,行利益集团特殊利益之实。利益集团游说政治给美国带来了社会公平缺失、政府吏治腐败和治理效率低下等严重危害。作为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坚持人民至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从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因此,认清美国利益集团游说政治的"民主陷阱";创新主题教育,增强主体动力;扎紧制度笼子,筑牢防范之盾;细化负面清单,严明红线禁区,这对于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道德文化、腐败与经济转型——对中国转型期一个基于道德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在现有的经济学文献中 ,对腐败问题的讨论 ,规避道德文化的思路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实际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建立了一个关于道德腐败的模型解释腐败活动猖獗的原因 ,并根据历史上成功经验和教训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 ,个体的社会道德观念、行为在社会中相互影响。这样就可以建立一个动态的模型解释基于道德导致腐败规模变化的原因。本文最主要的结论是 :存在着一个“道德腐败陷阱”。从这一点出发 ,本文认为 ,从根本上有效抑制腐败单靠加强执法、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力度等传统的、事后的打击腐败措施是不够的 ,要制定和实施综合的反腐战略 ,其中关键是要建立一个全社会的事前监督、检举腐败的从国家到公民的“信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