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知识产权临时禁令制度的现实困境与立法完善

经过30年的制度建设与理论发展,临时禁令以实体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形式逐步得以确立,在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救济中表现出良好的实践效果。为回应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全方位、多维度地反思和检讨知识产权救济中临时禁令制度所面临的规范冲突、体系交织、类型缺位、程序薄弱、标准模糊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此,立法中必须明确临时禁令制度在知识产权法与民事诉讼法中的定位与归属;统一临时禁令体系的普遍适用规则;增添临时禁令的缺位类型;完善临时禁令的程序要素;加快禁令审查的标准化与国际化。

浅析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审查标准

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对于预防侵权行为具有明显的止损作用,而知识产权诉前禁令审查标准是颁发诉前禁令的关键,会对受害人的权利保障造成直接影响,如何科学界定其内容,更好适用于司法实践,是我国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重要任务。

论侵害人格权的诉前禁令制度

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对人格权诉前禁令制度作出规定,意义重大。人格权诉前禁令彰显了人格权法独特的损害预防功能,其适用并不以行为人构成侵权为要件,具有独特的适用条件,在适用范围、法律效力等方面具有独特性。人格权诉前禁令不能为停止侵害的责任形式所涵盖,在人格权编中明确规定该制度,必将进一步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有效防范侵害人格权行为的发生,充分彰显人格权的价值和功能。

知识产权行为保全中的担保和反担保——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9条、第11条

行为保全担保的目的在于保障被申请人的利益,以及避免申请人滥用申请权利,而并非替代申请人的释明责任。担保数额应当相当于采取行为保全措施有可能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担保数额可以适当灵活掌握,且不能作为当事人赔偿数额的上限,否则与《民事诉讼法》相冲突。被申请人提供的担保足以弥补解除保全措施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失,或者申请人同意的,可以裁定解除保全,但是解除保全措施给申请人造成的损害属于金钱难以弥补的除外。被申请人提供的担保,可以高于申请人提供的担保。

民法典背景下网络侵害人格权的救济机制

人格权诉前禁令,网络侵权责任避风港原则及人格权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在民法典人格权法中的确立,为网络环境下人格权保护提供了事前、事中、事后三重权利救济机制。确立人格权请求权的独立性是构筑三重权利救济机制的基础。诉前禁令的适用条件、审查标准、申请禁令的担保、禁令的效力及错误申请的赔偿等是签发诉前禁令的考量因素。网络侵犯人格权适用避风港原则关键在于将通知和反通知规则落到实处。作为对人格权的事后救济,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应当适度放宽权利人对损害事实的举证责任,加大惩罚性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从而强化对网络人格权的保护。

知识产权侵权诉前禁令的审查标准探析——兼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七、八条

诉前禁令在制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时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但法律规范的欠缺也会导致极大的风险。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在诉前禁令审查标准上首次有了明确的提法。针对这一文件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域外诉前禁令审查标准的分析与对比,结合我国司法实践,提出诉前禁令标准审查的"中国四要素法",使之更具有操作性。

我国诉前禁令制度探析

禁令制度的建立是以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满足TRIPS协议的要求为时代背景的。由于该制度在我国是一个新生物,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一些缺陷,如其没有明确规定听证制度、缺乏法庭辩论、裁判者中立不能彻底贯彻、审查标准也没有明确规定等。针对这些不足我们应从引入诉前听证制度、法庭辩论,授权上级对其进行复议,提高司法人员执法水平,明确审查标准等几方面完善我国诉前临时禁令救济制度,维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台湾假执行制度评介

假执行是中国台湾地区为确保获得未确定的终局判决的债权人的利益及时得以实现,防止败诉的债务人逃避责任、恶意上诉、拖延时间,而设立的一种暂定性权利保护手段。它有力地保护了上诉期间及二审阶段债权人的权益,同时又能保证不过分或任意地损害债务人的利益,是一种精密的制度设计。文中试图从理论层面对假执行制度进行简要的介绍,对该制度的利弊得失予以论证,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电商领域知识产权“通知—删除”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电子商务法》“通知—删除”规则呈现出滥用和错误通知概率高,损失风险大,实质作用可能得不到发挥等问题,源于其对电商知识产权侵权治理效果的积极追求,以及因此形成的对传统“通知—删除”思路的改动式借鉴——允许在认为侵权情况下发出通知但不提供恢复选择,结果是这一“通知—删除”规则不具备诉前禁令的条件却具有类似的效果。现有完善思路意图让这套规则更接近真正意义的诉前禁令,却因忽视了两者的本质区别而难有成效。电子商务治理应该注重发挥利用平台的管控力,基于此形成的平台自治能够通过平台的实质性介入引导纠纷解决和提高处理效率,从而控制滥用、降低风险,缓解规则存在的弊端。实现平台自治一方面需要在不违背法律价值和不降低法律要求的前提下通过“约定—同意”的方式探索自治空间;另一方面需要在规范层面赋予平台一定的自治权限,让平台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在收到反通知后确定采取必要措施的期限。

行为保全标准中“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裁量

行为保全标准中"难以弥补的损害"要件存在内涵解释模糊、实践缺乏系统性指引等问题。为给予实践更加清晰、明确的指引,应从理论上深入分析和系统研究。通过本土解析和比较研究可以认为"难以弥补的损害"是指财产保全和终局裁判均不能弥补的损害。在裁量路径上,应结合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性质,将其类型化为损害赔偿无法弥补和赔偿数额难以计算两种类型。

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知识产权行为保全的审查标准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知识产权行为保全应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价值目标,设立"四要件"审查标准,可依据案情考虑其他因素。胜诉可能性的证明并不要求达到"高度盖然性"的高度,仅需证明到保持案件现状即可。胜诉可能性与难以弥补损失成"反比例关系"。由于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特殊性,可借鉴TRIPS协议和德国快速禁令制度,针对简单明了的案件可依据申请人单方申请而授予禁令。

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中的禁诉令研究

禁诉令指一国司法机关裁定一方当事人不得到其他国家提起诉讼、申请执行其他国家司法判决或寻求其他公权力救济,否则追究该当事人责任的命令。标准必要专利纠纷涉及请求停止侵权救济、请求确定全球/一国FRAND费率等,当事人多在多个国家提起诉讼,容易引起裁判冲突。我国可合理改造行为保全制度以决定是否颁发禁诉令,分三层次考虑:本法域诉讼与域外诉讼标的是否相同或相关;将“难以弥补的损失”或“使裁判难以执行”理解为评估域外诉讼对本法域诉讼公平展开与执行的影响,考量利益平衡是否倾向申请人;考量对礼让原则的影响是否达到其他法域不能容忍的程度。

案说“整体观察、综合判断”在外观设计专利侵权判定中的运用——Snap-on诉港口货运“千斤顶”外观设计侵权案评析

美国法院针对Snap-on诉港口货运"千斤顶"外观设计侵权案作出了驳回诉前禁令的判决,该判决中"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运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判断原则。这一判断原则在欧盟也广泛运用,在倍受关注的苹果诉三星Galaxy平板电脑外观设计侵权判决~1以及戴森诉维克斯吸尘器外观设计侵权判决~2中均采用了"整体观察、综合判断"的基本原则。本文通过对本案的判决进行分析和总结,揭示美国在进行外观设计侵权判定时如何把握和运用"整体观察、综合判断"这一重要原则。

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案件诉前禁令制度的适用研究——以162份司法文书为视角

诉前禁令制度最开始被广泛应用于知识产权领域,其具有快速、有效遏止当事人侵权行为,避免损害后果扩大的特点。随着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逐渐出现了一些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施不正当竞争的案例,在短时间内给受害方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诉前禁令制度在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案件适用中法律依据的缺失以及由此借鉴知识产权领域中对诉前禁令的规定,给当事人的申请和法官的适用造成了一定的困惑。本文以所搜集的司法文书为视角,并借助SPSS统计分析软件,揭示当前诉前禁令制度在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案件中的适用困境;借鉴知识产权领域中诉前禁令制度框架,结合互联网及互联网企业自身特点,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对互联网新型不正当竞争案件诉前禁令制度的完善进行分析论证。

《民法典》人格权侵害禁令的法律适用

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是《民法典》新确立的制度,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加强了对人格权的保护,也在于为我国在未来普遍建立禁令制度提供了"先行试验区"。禁令请求权并非一种新的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禁令制度并非已有的行为保全制度在人格权领域的体现,也不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在人格权领域的拓展,而是一种新的程序法上的司法程序。禁令的适用以损害难以弥补为条件,但情况紧急并非适用禁令的条件。通过违法性要件,当事人的利益和公共利益等可被纳入审查禁令申请时考量的因素。禁令制度的证明标准应高于行为保全制度的证明标准,只略低于普通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原则上,禁令制度应要求申请人在申请禁令时提供担保。禁令应有期限限制,法院需在裁定中对此予以明确。禁令申请错误时,申请人需承担过错责任,但应从宽把握对过错的判断。

我国诉前禁令制度:问题与展开

2013年3月22日江西省都昌县人民法院网事审判庭发出了全国首例针对网络侵权的诉前禁令,开始了我国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后人民法院对行为保全制度的新探索。作为一项临时性救济措施,诉前禁令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避免申请人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另一方面其滥用又是对被申请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在网络侵权案件中,还将影响公民的网络反腐,妨碍公民网络空间言论自由的实现。在新《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如何整合诉前禁令制度,平衡申请人、被申请人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发挥诉前禁令的作用,亟待一套完善的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