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我国债务催收业规范化阳光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债务催收是信用服务行业的重要分支之一。21世纪以来,主要服务于消费信贷不良资产处置的债务催收业迎来了高速发展期。然而,受到传统观念和行业治理滞后的影响,债务催收业在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催收行为异化、竞争失序、投诉高企等诸多乱象。基于消费信贷领域巨额的不良资产处置需求,以及创新社会治理、推动债务催收业健康发展和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迫切需要,我国应借鉴境外成熟经验,从制定专门法律法规、明确监管部门、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开展行业培训、完善金融机构监管等方面入手,对债务催收行业进行系统性治理,从而推进我国债务催收业规范化、阳光化发展。

地方债务水平如何影响企业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创新与政府信用双重视角分析

地方债务水平不仅关系地方政府财政健康,同时也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基于企业创新与政府信用双重视角,使用中国284个地级市2013—2022年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识别了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这一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企业创新和政府信用在该影响机制中均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对不同地区、不同财政自给率水平的城市以及不同类型债务结构来说,地方债务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以上结果在进行调整解释变量、变更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标准、门槛效应检验等一系列检验后保持稳健。笔者据此提出转变城市发展思维,构建新型政府与企业关系等政策建议。

信用利差视角下绿色债券发行的行业溢出效应

绿色金融对推动社会生产绿色化、低碳化,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宏观和微观调节作用意义重大。基于2015—2019年公司信用债的样本数据,通过交错双重差分法,可对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对二级市场中普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进行经验分析。研究发现,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使得二级市场中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的信用利差降低,存在行业溢出效应,且信用利差降低程度在机构持仓比例较高、资本密集度较高、地区环境规制较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债券样本中表现更高。机制检验显示,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通过降低同行业公司的债务成本对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信用利差产生影响,而通过促进同行业公司发行绿色债券进而对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信用利差的间接作用不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使得同行业公司普通债券在十五个交易日的事件窗口期内产生了超额回报率,引起了债券市场的即时响应和滞后响应。从信用利差视角识别行业首次发行绿色债券在二级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对推动实体经济发展、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和建设高质量债券市场具有参考意义。

纳税信用评级、信息不对称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税收领域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也是税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2014—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表明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负相关,纳税信用评级为A级可以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机制检验发现,纳税信用评级为A级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纳税信用评级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纳税信用评级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研究,也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税收征管方式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公开发行债券能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吗?

以2006-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企业首次发行债券如何影响企业的创新水平。研究发现,企业首次公开发行债券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发行债券通过建立替代性融资渠道缓解融资约束,延长整体债务期限,提高信息披露水平这三个路径来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企业后续发债行为后,公开发行债券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仍然存在;相比于公司债,企业首次发行债券种类为中期票据和企业债时,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更显著;企业首次发行债券时,债券信用评级越高、发行利率越低,对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越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债券市场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企业创新发展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来自债券市场的建议。

绿色信贷对“两高”企业债务融资规模影响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大力推行经济社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并取得显著成效。在绿色发展进程中,绿色信贷这一金融利器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发布为切入点,选取2009—2022年A股“两高”企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将企业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纳入绿色信贷政策实施的影响机制;同时加入产权和区域的交乘项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绿色信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两高”企业的债务融资规模,且对非国有企业与中西部地区企业债务融资水平的牵制更强。

银行信贷与地方债的隐性互惠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银行信贷与地方债之间的隐性互惠,表现为银行基于对地方债务的信任和对未来间接回报的期望,自主地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提供资金支持和优惠的贷款条件。中国地方债的扩张除了由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需求所致,也有银行推波助澜的作用,地方政府举债需求与银行放贷需求产生共振,促成“债务—信贷”循环扩张机制,对金融稳定有重要影响。以2008—2020年地级市的银行信贷、地方债务和金融波动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分析了银行信贷与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性互惠关系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银行信贷与地方债的隐性互惠是导致金融波动的重要因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财政压力越大或金融分权程度越高的城市受影响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隐性互惠使企业融资渠道被挤占、银行贷款集中度上升以及地方性商业银行同业负债增加,进而导致金融波动。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对隐性互惠关系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以实现控制地方债扩张的同时稳定金融的发展。

债权人关注签字会计师的个人经验吗?——基于债务成本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采用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检验签字会计师个人经验和公司债务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呈显著负向关系。这表明,债权人在对债务进行定价时,会考虑签字会计师的个人经验并对经验丰富的签字会计师所审计公司予以优惠。机制检验表明,签字会计师经验的积累有助于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而有助于降低债务成本。进一步研究表明,签字会计师个人经验对债务成本的抑制作用主要来自行业经验,且这一作用仅存在于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经营复杂性高的企业中。本研究从债权人角度提供了签字会计师个人经验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并拓展了审计师个人经验与债务融资之间关系的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信贷可得性与企业创新投入

有效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能够从财政体制改革层面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高效制度支撑。本文运用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信贷可得性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显著增加了企业创新投入,且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中介效应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提高了企业信贷可得性,缓解了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及信贷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区域性银行、大型国有银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更明显。本文的结论丰富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企业创新投入的相关理论研究,有助于发挥地方债务资金的引领作用,对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企业创新能力协同升级,促进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进一步增强,实现国家善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LSSVM模型的我国信用债风险预警研究

作为重要的金融市场,我国信用债市场的风险状况威胁金融安全与稳定,因此,对其风险状况进行识别与预警,是当前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方面。鉴于此,本文突破传统统计方法的局限,利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包含微观与宏观两方面的预警模型,从静态与动态角度对我国的信用债风险状况进行了科学研判。在微观层面,利用财务指标、个体指标,判断单只债券的违约概率。在宏观层面,划分风险等级,通过时间序列拟合滞后一期的市场波动情况。通过对多种模型运行结果的对比分析,LSSVM方法表现较佳,能更好地模拟与预测现实语境下的信用债风险情况。本文丰富了以债券和债券市场为主轴的风险预警研究,增加了信用债风险的研判维度,为金融风险管理者提供了有效的预警方法和借鉴。

极值理论下的企业失信与债券违约关系研究

利用中国A股上市企业财务数据以及企业失信数据,探讨了企业失信行为与债券违约之间的相关性。通过极值理论优化债券违约预警模型。实证分析发现:负面信用记录(如失信被执行人和行政处罚记录)对企业债券违约具有预警功能。高频失信会导致企业债券违约的可能性不断上升。此外,国有资本的介入对预防债务违约具有调节作用。

城市破碎化和植被恢复型绿色空间对植物物种丰富度的影响

如何平衡城市发展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矛盾,是提升城市生态系统稳定性、多样性和持续性的关键问题,也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城市主要依托绿色空间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快速城市化导致生物栖息地分裂成破碎化型绿色空间(FGS),同时不透水面也不断转变为植被恢复型绿色空间(RGS),但是,FGS和RGS通往生物多样性平衡的过程不同。因此,需要明确区分不同类型绿色空间对城市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机制,从而为城市更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恢复策略提供重要依据。以扬州市广陵区为研究区,利用2007、2012和2022年遥感数据对绿色空间进行分类;对FGS和RGS分别开展38和20条植物群落样线调查,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和广义线性混合模型识别对植物物种丰富度有显著贡献的景观指数;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解析不同绿色空间格局动态变化对植物物种丰富度的直接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2012年FGS格局通过斑块数量、连接度和形状指数等景观指数直接主导2022年植物物种丰富度,同时也支配着2022年FGS基本格局;相反,就RGS而言,植物物种丰富度主要由2022年RGS格局塑造,周长面积比指数和邻近指数是关键指标。据此,提出3个建议:(1)识别城市绿色空间动态变化的过程;(2)构建连接FGS和RGS的生态廊道,建立源-汇动态,FGS是源,RGS是汇;(3)重点监测和防治RGS中的植物入侵风险。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研究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对于探索财政金融协同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选取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21年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法研究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一是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有效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二是主要通过重新配置信贷资源、改变支出偏好等渠道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产生影响;三是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积极效果存在一定时滞,平均在政策实施后的第三年开始有效助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四是这种积极效果在地方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不显著。而在地方财政压力较小的情况下,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效果在当期开始显现。在此基础上,从专项债、创新监管、经济动能转换等多个视角提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数字普惠金融协同发展的建议。研究结果丰富了财政金融协同和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为深化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

信用货币制度下的货币供给与金融风险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内生货币视角

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精髓在于阐明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从内生货币视角来看,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各经济主体能够以资产抵押为基础,从银行部门获得相应的信贷货币支持,实际物质产出与信贷货币之间存在着互动相生的关系。此外,各经济主体在各金融机构的支持下进行直接融资,通过借贷关系扩张衍生出大量的债务货币。银行体系产生的信贷货币和社会融资产生的债务货币一起构成社会融资总量。社会融资规模受到基础货币量、货币乘数以及货币滤出率等因素影响,存在着上限约束。

美联储加息冲击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溢出效应及其应对

利用2007—2022年季度数据构建BVAR模型,研究美联储加息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外溢效应,发现美联储加息将导致家庭债务、商品房销售额、房价和房地产投资下降,产生负向外溢效应。而后构建含有GHH效用函数、异质性家庭、信贷约束和房地产部门的小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在加息冲击下,DSGE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BVAR模型的特征事实。机制分析表明利息差渠道、国际资本流动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其中主要的内在影响机制,信贷约束具有放大机制。反事实实验表明当美联储加息时,中国加息将使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中国采取降息或放松信贷政策的逆向操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美联储加息的负面影响,但加剧了资本外流。中国在短期采取降息、在中长期采取加息和放松信贷相结合的政策组合,能够达到更好的政策调控效果。

信用债违约特征、原因及风险预警探析

近年来,我国信用债违约事件频发,违约风险不断增加,违约规模不断扩大。文章通过梳理信用债违约现状及特征、分析信用债违原因,研究信用债违约风险的预警与防范措施,并从信用债投资角度提出相应建议。同时,通过统计违约前不同时点的债券价格、信用评级、隐含违约率、Z值等指标的变化情况,发现信用评级等指标对债券违约风险的预警效力不足,其中以财务数据为基础的Z值预警质量较好。

人工智能应用是否影响了家庭债务?——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5年、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人工智能应用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并从信贷供求渠道验证了两者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人工智能应用抑制了家庭债务规模的上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更容易抑制户主为低教育水平的家庭、农村户口家庭、西部地区家庭以及低人力资本存量地区家庭的债务扩张。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应用主要通过紧缩信贷供给从而抑制了家庭债务上涨。

政府信用、政府融资与地方政府债务

近些年,地方发展和投融资短缺的矛盾日益凸显,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备受关注,地方政府融资理念和体系模式亟待创新。通过引入政府信用的概念,结合中国地方政府的制度特点和实际运行,构建了基于政府信用的理论框架,以诠释地方政府融资的机理,并通过构建多期重复博弈论模型,探究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机制和发展趋势,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本文对理解中国发展模式、化解地方政府债务、构建新形势下的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政府介入、市场有效性与信贷资源配置——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在市场主导信贷资源配置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意义重大。本文力图将政府隐性担保纳入企业债务融资理论框架,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剖析政府介入与市场有效性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政府与市场呈动态互补关系,当市场不够有效时,政府介入可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当市场足够有效时,应由市场主导信贷资源配置。实证研究表明:政府隐性担保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且市场有效性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同时政府隐性担保还能够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本研究为新结构经济学政府与市场协同作用的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土地财政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基于新冠疫情冲击的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房价的迅速上涨,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出现了财权和事权高度不匹配的现象,入不敷出的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运而生,城投债的无序扩张引发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本文选取2015—2022年发行的城投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各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对城投债信用利差的影响,并区分不同类型土地出让收入、不同市场化水平、不同地方财政实力和不同经济区域进行异质性分析。另外,本文构建新冠疫情冲击变量,引入广义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新冠疫情作为外生冲击对土地出让收入和城投债信用利差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最后,本文将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新冠疫情冲击变量等替换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担保增信机构的风险缓释效果。实证结论显示,土地出让收入的增加可以有效降低城投债信用利差,新冠疫情的外生冲击将提高城投债的信用利差,并且削弱土地出让收入和城投债信用利差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并在很多方面具有较大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担保增信机构可以发挥不同的风险缓释效果,相较于无担保城投债,外部专业担保城投债的发行溢价更低,而内部关联担保城投债的发行溢价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