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Grid Management to Promote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Urban Community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Grid Management to Promote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Urban

后疫情时代基于犯罪科学的未成年人犯罪防控路径研究

后疫情时代下,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犯罪总量激增、低龄化趋势明显、暴力犯罪占主流、涉电信网络犯罪人数增多等新特点。提出引入犯罪科学理论并结合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构建基于天眼系统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预警机制、基于RCA和ANN的高危未成年人犯罪预测防控平台以及基于数据分层法和犯罪场理论的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风险监控系统,以期实现对未成年人从犯罪行为萌芽到犯罪行为实施全过程的犯罪防控。

新时代“枫桥经验”视角下新质公安战斗力提升路径研究——以电诈犯罪治理为例

新质公安战斗力的形成和提升是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新质公安战斗力的形成和提升提供了实践路径。以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为例,梳理治理难点,可从警务运行机制、多元主体参与、社区警务模式和执法规范化建设四个方面着手,加快形成和提升新质公安战斗力。同时,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成效也可以检验新质公安战斗力和队伍素质建设水平,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推动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

The dynamics of poverty and crime

Poverty and crime are two maladies that plague metropolitan areas. The economic theory of crime[1]demonstrates a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poverty and crime. The model considered in this study seeks to examine the dynamics of the poverty-crime system through stability analysis of a system of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in order to identify cost-effective strategies to combat crime in metropolises.

元宇宙金融犯罪风险防控对策研究

元宇宙在推动金融业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非法集资犯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洗钱、外汇等金融犯罪风险。为有效防控风险,公安机关需要建立健全“平台-数据-代码”的一体化犯罪风险防控模式。在平台方面,公安机关要监督规范平台合规化建设,不断完善“公安机关-金融机构-社会公众”的协同治理机制,共同打造“静态”和“动态”的风险防控机制。在数据方面,公安机关要加强国际合作,打破元宇宙金融犯罪防控数据壁垒,通过“链上天眼”追踪溯源,及时固定电子证据;并运用区块链地址标签识别技术精准定位嫌疑人,形成涉案人员关系图谱。在代码方面,公安机关要做好智能合约代码安全审计工作,不断提高数据化实战能力,实现法律的代码化预嵌。

醉驾不起诉的教义学展开

我国已经步入了轻罪时代。在犯罪圈逐渐扩张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研究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不起诉问题。不起诉制度的活力应当进一步释放,从而将一部分醉驾案件在审前阶段得以分流,这不仅能节约司法资源,更能发挥出不起诉制度应有的犯罪治理功能。需要通过法教义学的方法对醉驾案件适用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和特别不起诉等制度的条件进行拆解式分析,并参考典型案例对司法实践中醉驾案件不起诉的运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通过总结与对比,分析出四种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治理中的优势与不足,提出相应的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建议。具体而言,法定不起诉的标准应当统一和明确,酌定不起诉的自由裁量尺度应得到合理控制,存疑不起诉的完善需要司法机关和刑辩律师的共同努力。

真人驱动型虚拟主播直播诈骗的犯罪及其防控

随着虚拟主播渐成在线直播的主导行业,滥用该技术实施的诈骗犯罪亦呈蔓延之势。防控真人驱动型虚拟主播直播诈骗,应当降低犯罪的隐蔽性,同时提高犯罪的成本。对此,直播平台在完善真人驱动型虚拟主播准入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对“黑产”行为、涉诈信息的审查监测能力,识别诈骗账户后及时发布防骗警示。政府推动构建互联网直播行业管理体系,协助直播平台构建共享“黑名单”系统,齐心协力应对新型网络虚拟直播带来的冲击。公安等部门对涉嫌欺诈的从业者加大执法惩戒力度,同时面向受众群体加强反诈宣教。

论看门人规则下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电诈犯罪控制义务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对电信业务经营者前端犯罪控制义务进行了体系化规定,剑锋直指电信网络诈骗信息链。该法实施一年多来,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快速上升势头得到明显遏制,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从传统的刑事治理转向以确认看门人义务为核心的平台治理。面对常态化反诈治理,电信业务经营者除要履行协助执法、实名登记、风险管理、犯罪预防等法定义务,还需要结合我国电信运营商组织化调控管理特点,优化刑事规制和看门人规制二元并立的数字社会治理架构,使其有效运行。打赢常态化反诈治理的持久战,需要进一步在法治轨道上使用好技术反制手段,并通过承担用户实名制管理与实名信息保护责任,依托基础运营商构建基于风险导向的立体涉诈防控体系,明确电信用户权利救济程序,实现数字法治建设等措施优化电信业务经营者义务履行路径,使其更加精准有效地履行犯罪控制义务。

数据犯罪刑法规制的价值选择、法益定位及利益识别

现有理论中,数据、系统、信息构成了围绕数据的技术性特征的不同面向与取舍的选择,也构成了《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款与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款的不同规范目的。数据在存在形态和价值内容上独立于计算机信息系统,与“信息”也分别代表了不同层面的问题域。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应选取“数据中心”的路径,将数据控制利益作为新的价值形式予以保护。数据犯罪的法益建构应着眼于数据控制的状态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实际利益。数据控制利益具有包容性,数据犯罪作为普通法条,一般情况下是“备而不用”的立法设置,刑法要对数据控制状态体现的利益诉求进行识别,活用罪数竞合关系合理划定数据犯罪与传统犯罪的适用范围。

虚拟货币犯罪治理难点及对策研究

网络信息技术在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衍生出诸多以虚拟货币为主的金融产品。虚拟货币交易的技术优势,奠定了该类犯罪数据存储“虚实”兼备、资金流转高频、组织层级明显的特征。实践中,犯罪分子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网络洗钱、传销、诈骗、盗窃等各类犯罪表现形式,对国家金融安全构成了严重挑战。然而,现有的虚拟货币犯罪治理工作在定罪量刑、追踪管制、线索落地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鉴于此,虚拟货币犯罪治理应从几个方面着手,一要统一法律规范,加强行业监管;二要积极拓展犯罪线索渠道,提升风险预警水平;三要提升取证能力,推动域外交流协作。从而有效提升虚拟货币犯罪治理能力。

轻微犯罪视域下前科消灭制度构建研究

在轻罪化立法背景下,我国刑法由重罪重刑的小刑法逐步转向刑事制裁日渐轻缓的大刑法。众多轻微犯罪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从而加速了轻罪犯罪圈的扩张,导致我国轻微罪案件的数量呈现出显著增长态势。然而,由于我国前科制度的永久存续,大量轻罪案件存在“轻罪不轻”的现象,现有前科制度有违罪责自负、罪刑法定的原则,不利于轻罪犯重新回归社会,为消除当下前科制度产生的负面效应,故有必要构建轻微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浅析犯罪黑数治理路径

犯罪黑数一般是指已经发生但未被纳入官方统计的犯罪数量,具有成因复杂、测量困难等特点,对社会和谐稳定及民众安全感构成重大威胁。犯罪黑数的成因可从犯罪原因、犯罪控制、传统文化等宏观层面进行探查,也可从办案机关、被害人或知情人、犯罪行为特点、法律适用等微观层面进行分析。犯罪黑数的治理应遵循惩防结合、人权保障和综合治理原则,从主体、机制、方法三个维度进行体系化研究。

“新监管模式”下加工贸易走私侦查机制研究

在加工贸易科技含量不断提高、海关“新监管模式”运用的同时,加工贸易企业“主要行为”也随之调整。监管与走私的对抗壁垒始终存在,与时俱进研判侦查重难点,摸索行之有效的查案技巧,探索缉私信息化侦查机制建设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先提出“新监管模式”之新体现在监管理念更新与工具升级两方面;据此推测“新监管模式”下,会出现传统违法行为的“非罪化”、走私操作行为的“去地域化”与“电子化”等特点;之后从规定、技术和操作三方面分析对应的走私案件查办重难点;最后在策略更新、方法归纳、技术改进、流程追踪四方面形成加工贸易走私犯罪案件中侦查机制的建设思路。

妨害兴奋剂管理罪行为要件的具体展开

《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兴奋剂管理罪,其行为要件的解释不明使得该罪存在成为象征性立法的风险,因此对其进行规范化分析尤为必要。妨害兴奋剂管理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公平性与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在此前提下,应当将立法所列举的行为要件分为“促使型”“提供型”“推使型”3种,根据行为特征与违法性程度的不同分别进行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以及实质可罚性的判断,为司法中的实际适用提供理论支持。

迈向“风险”范式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教义学重构

刑法学界主流立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阐释与建构,因单纯倚重“权利”范式而存在理论缺陷、方法缺陷和现实缺陷,无力应对数据信息社会对个人信息保护提出的全新挑战。“风险”范式是近年来涌现的个人信息保护理念,能够合理分配信息处理活动的风险,将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责任与义务分配给制造风险的信息处理者。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学理阐释,应统合两种范式的合理内核,重塑保护法益、犯罪属性以及不法阻却事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数据信息社会中个体的匿名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法定犯而非自然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能被矮化为“取得同意”;个人的知情同意与信息处理者基于风险的风险控制义务共同构成了不法阻却事由。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少年法治体系的本土化构建

我国少年法治体系已逐渐在实体与程序双重互动、犯罪控制与司法体系及刑事政策与社会治理的交叠视野下实现完善与优化,但仍存在系统发展与复杂交错个体问题难以融合的瓶颈。以刑事一体化视野来梳理少年法治体系的整体架构是实现各个环节彼此联动形成合力应对个体化难题的重要抓手,通过将少年法治体系梳理为犯罪控制与预防、少年犯司法体系、少年犯附随后果三个层次,并且按照刑事一体化思路对三个层次以顺位的形式对各自的个体化难题——罪错未成年人的行为分级干预难题、不起诉程序的适用混乱、前科消灭制度尚待完善等问题进行分析,以寻求更切实有利的由点到面的完善少年法治体系的通路,从而使我国少年法治体系得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构建更为完善且合理的本土化少年法治模型。

亚文化视阈下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审视与防控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暴力犯罪问题凸显,《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订表明了未成年人暴力行为防控工作亟待加强。未成年人暴力犯罪行为容易受到亚文化的影响,其中校园亚文化、社区亚文化、“暴力式”教育亚文化等,都容易引发部分学生尝试使用暴力手段解决人际矛盾问题。对此,应以介入和防控亚文化蔓延为思路,进一步明确防控主体权责、细化防控措施,逐步形成针对未成年人暴力犯罪行为的综合性防控机制。

产业化犯罪中侦查阵地网络化控制体系的构建

犯罪规模化、链条化、组织化的升级,使上下游犯罪之间的联系日渐紧密,进而导致产业化犯罪。曾在应对传统接触型犯罪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侦查阵地控制工作,面临着阵地网眼疏漏、控制能力不足等问题,甚至陷入阵地脱节与丢失的被动局面。为应对挑战,需充分研判当前以阵地控制治理产业化犯罪的优势与困境,通过明确阵地控制原则、健全阵地控制机制、优化阵地控制流程,构建新时代网络化阵地控制体系,实现对产业化犯罪的全方位预警与全链条打击。

基于GWR模型的高铁站域犯罪风险预测及影响因素空间分异研究

为掌握城市建成环境对高铁站域犯罪的影响规律,确保高铁站域公共安全,通过两个典型新老高铁站域的对比,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高铁站域犯罪关联性因素及其空间异质性。结合CPTED理论与圈层理论,运用地理加权回归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构建了犯罪风险预测模型,测度新老高铁站域犯罪风险程度,探究了不同圈层犯罪分布特征,分析了不同建成环境对高铁站域犯罪的影响机制。

被害人视角下的潜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防控——基于142起极端个人暴力案件的实证分析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是个体因心理缺陷或社会矛盾产生悲观厌世、报复社会的极端心理,以持刀、开枪、驾车冲撞、纵火焚烧、爆炸、危险化学物品伤人等方式对不特定人群实施伤害,以达到泄私愤的严重暴力犯罪。基于2001—2023年间发生的142起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件,从极端案事件被害人所处场所等维度分析,对瞬间发生的极端个案防范,被害人的自身安全意识与自我救助能力至关重要。在安全防范层面,加强危险防控,提高民众的防范意识、化解矛盾纠纷、加强自我保护;在社会治理层面,完善基础防控设施、强化防护力量和社会组织功能;在法治防范层面,明确界定被害人自我救助的范围,有效阻止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切实保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使针对性的防控对策发挥出最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