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勒索罪认定中的被害人因素分析

敲诈勒索罪认定中的被害人因素分析,不仅是一个视角转换问题,而且是该罪的犯罪构成所决定的必然路径。敲诈勒索罪(既遂)的认定,需要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这一要素,因为只有具备恐惧的危险、无能、无助三个因素时,被害人受到的心理(或意志自由)强制(或压迫)最大,行为人对被害人的法益支配权施加的影响最强,从而打破被害人对财产的支配关系的可能性最大。敲诈勒索罪(既遂)的认定,需要被害人处分行为这一要素,通过被害人处分行为的表现形式的不同,可以区分财产犯罪中作为交付型犯罪的敲诈勒索罪与毁弃型犯罪,处分行为也可以区分取得型犯罪中自外向内侵害的夺取型犯罪与自内向外侵害的交付型犯罪的敲诈勒索罪。敲诈勒索罪的认定中,被害人责任对犯罪成立的影响,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畴,判决书中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但书”作为法条形式依据予以出罪。

被害人承诺之刑法评价

被害人承诺成立之刑法基点在于刑法的公法性和谦抑性;被害人承诺之刑法成立条件分为基础性条件和限制性条件;被害人承诺之刑法后果因其有效性的范围不同而异,全部有效成立的被害人承诺,对行为人而言是正当化事由,当然阻却犯罪,而无效承诺中的部分无效的被害人承诺对于定罪与量刑也有着相当的意义。

美国《犯罪被害人权利法》扩张适用及其启示

《犯罪被害人权利法》标志着美国犯罪被害人保护立法达到了顶峰,但是环境犯罪被害人的出现使该法的适用引起了争议。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基于审判程序的复杂性、被害人的难以确定性和媒体报道所导致的不公正性,然而,支持者认为适用该法不仅不会导致审判程序复杂化,而且能够合理地保护环境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并保证审判的公正性。引起争论的深层原因在于环境犯罪被害人的特殊性。美国《犯罪被害人权利法》的扩张适用对我国环境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具有启发意义。首先是扩展传统犯罪被害人的定义;其次是保障环境犯罪被害人的刑事诉权;最后是完善环境犯罪被害人的救济制度。

性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域外经验

与一般刑事犯罪被害人相比,性犯罪被害人在获得社会同情的时候,往往又容易被一般的社会舆论所中伤,其所受到的身心损害既持久又不易恢复;因此,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主要从性犯罪被害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免受二次受害权、请求赔偿和补偿权出发制定一系列非常细化、有效的规范,以实现对性犯罪被害人的特殊保护。

性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研究

当前,性犯罪被害人普遍存在诉讼中遭受第二次被害、知情权不完整、民事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等问题。基于性犯罪及被害人受害的特殊性,需加强对性犯罪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建立防止性犯罪被害人受到第二次伤害的保护制度,完善性犯罪被害人的知情权,赋予性犯罪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性犯罪被害人司法救助研究

性犯罪被害人是急需救助的弱势群体,而救助性犯罪被害人是司法机关的职责之一。与其他刑事被害人相比,性犯罪被害人精神损害尤为严重,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合理而强烈,为此司法机关应修改相关司法解释,赋予性犯罪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权。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保障她们的知情权和参与权;鉴于性犯罪被害人的敏感与脆弱性,司法机关在救助时应尊重其人格、保护其隐私。

论附民赔偿影响量刑之正当性——和谐司法视角下的被害人谅解制度

被害人谅解制度在实体和程序理论上有其依托。承认被害人的法益是其谅解得以影响量刑的根本。被害人谅解制度也呼应了恢复性司法的浪潮,有助于修复和维持和谐的社会关系,弥补犯罪行为给各方带来的损害;并由于其行使的自由性、主动性和作用的有限性,利于被害人得到足额的物质赔偿或补偿,削弱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及其重返社会的障碍。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之理论探微

作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传统理论依据,“国家责任论”具有合理成分但有失偏颇;“社会福利论”符合现实要求但有失公平;“命运论”符合客观规律但有悖情理。在均衡保障人权理念日益彰显的当今时代,有必要将其导入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理论体系,使刑事被害人之人权保障不再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论性犯罪被害人免受二次被害的权利

二次受害是指犯罪被害人在参与刑事诉讼的过程中,由于诉讼程序设置的不合理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不当司法行为而给被害人心理所造成的进一步伤害。性犯罪被害人的二次受害不仅使被害人出现严重的被害人化倾向,同时基于此类案件的特殊性,导致国家实现打击犯罪的诉讼目的受阻,因此,应防止不当司法行为的产生,并改变不当诉讼程序以实现对性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界定恐怖主义犯罪概念应注意的问题

对于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因各国的见解并不相同,导致对恐怖活动的预防和打击不力,因此,应就如何界定恐怖犯罪的概念达成共识。在界定恐怖主义犯罪概念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应当正确认定恐怖行为的实施者;其二,对恐怖行为的鉴别应符合全人类保护人权的观念;其三,界定恐怖行为应认清当代恐怖主义犯罪的共同点;其四,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应体现本国特色。

绑架罪三题

绑架罪所侵犯的客体为人身自由权,该人身自由权包含了被绑架者的身体活动自由权和第三人的意思决定自由权,所以这决定了绑架罪为复合行为犯,即只有实施了劫持或扣押行为与勒索行为才为既遂。关于"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其应该数罪并罚,而不能作为绑架罪的加重情节,另外,为了根除争议问题的症结,绑架罪应做全面修改,主要是降低法定刑起点和增加加重情形。

环境犯罪中被害人自诉权之拷问与反思

我国现行立法对环境犯罪中被害人自诉权没有专门规定,但其又具有问题的独立性。从法律规定与制度逻辑上梳理,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类刑事自诉案件中,第三类"公诉转自诉"案件应当包括环境犯罪。但是,环境犯罪中被害人享有自诉权的制度设计不但存在内生困境,而且,现实中环境犯罪被害人举证困难,自诉案件的解决思路难以应对环境犯罪对于环境公益的危害,也难以因应环境权的复合性与环境危害的社会性,这使得环境犯罪被害人享有自诉权的制度设计形同虚设且会引致负面影响。

犯罪被害人在暂予监外执行中的功能与权利

我国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在现实的运行中暴露出许多问题,其中不乏与犯罪被害人被排斥于体系之外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这将使得犯罪被害人所具有的正义实现、执行监督、权益平衡等功能无从实现。犯罪被害人所具有的这些功能要得以实现,主要体现在法律对犯罪被害人在暂予监外执行中相应权利的设置。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

从国际社会人权保障的视角,剖析和检讨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现状及其局限,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从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一体化的立场,探讨如何从诉讼程序保障、赔偿责任范围确定、实体法律体系构建三个方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立法、司法与社会支援相结合的法律救济体系。

有组织犯罪中的被害人权利保护

与犯罪组织相比,有组织犯罪中的被害人处于弱势地位,其权利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有组织犯罪的受害者具有众多性与分散性,不少侵害行为的发生与被害人自己的行为也有一定的关联,加上有组织犯罪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且犯罪组织往往自行控制犯罪后的事态,由此增加了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难度,导致被害人知情权、程序参与权与被害恢复权的保护力度不够。因此有必要建立信息通告制度保障知情权,妥善地运用自首、立功制度并适度地推动合法化进程,解除被害人维权的顾虑,并设立被害人补偿基金,保障被害恢复权的实现。

论涉罪群体性事件的刑事干预原则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政府和司法部门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如何处置附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行为是目前司法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刑事干预涉罪群体性事件是刑法的功能和价值所决定的。面对附着在群体性事件之中的犯罪行为,刑事干预既要遵循一般的原则,又要根据群体性事件的特殊性,坚持罪行法定、树立范本原则,罪责自负、严格刑事责任范围原则,证据定罪、事实唯一原则和酌定情节效力最大化、轻重各当原则,以便为正确处理涉罪群体性事件提供较为正确的方法和依据。

疫情防控中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我国当前的疫情防控在广泛运用信息技术的同时,也给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带来巨大的挑战,必须警惕对疫情风险进行过度控制与预防的问题。信息社会中,围绕个人信息而展开的利益博弈结构,涉及政府、企业与个人的三方关系,个人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故有必要强化对个人信息的法律保障。我国法律主要通过包括刑法在内的公法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但现行的法律保护框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存在需要调整的空间。刑法中有多个罪名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则作为首要的保障个人权益的罪名而存在。从强化对个体信息权益的保护考虑,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宜采个人导向的法益观;对信息权内容的界定,应有助于数据主体对流通环节的个人信息的控制。同时,在理解相关构成要件时,在防止过度犯罪化的同时,需要注意避免刑法保护不足的问题;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适度扩张该罪的处罚范围是合理的选择。

刑事审后程序中的权力配置问题研究

刑事审后程序包括判决生效后的一系列程序,即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保护程序、前科消灭程序等,不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为了弥补我国刑事审后程序权力分散、职责不明的缺陷,应当由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刑事执行权,由人民法院行使刑事执行中的裁判权及前科消灭的裁判权,完善刑事审后程序中的被害人保护制度。

受害人同意在身体法益侵害中的界限

基于自我决定权,受害人可以同意对特定法益的侵害,但受害人对身体法益侵害的同意不是无限制的;受害人对身体法益侵害的同意只有在不违背公序良俗或社会公共利益时才是有效的,才能阻却侵害行为的违法性。在具体适用公序良俗或公共利益原则判断时,不仅要看侵害行为的结果,也要综合考量侵害行为的客观样态及行为人自身的主观样态。

论我国刑事被害人的控告犯罪权之完善

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不能仅仅成为国家追诉犯罪的工具,而应该具有诉讼主体地位,其权利应当得到保障。控告犯罪是刑事诉讼的起点,我国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能保障被害人的有效参与。应当完善被害人控告犯罪的权利,保障被害人对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