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生成式人工智能证券、期货犯罪的刑法完善

涉生成式人工智能证券、期货犯罪行为类型可分为非法控制市场信息和非法控制市场两类。现行规制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前置法缺少技术性规范与周延性规范。现行《刑法》无法追究涉生成式人工智能证券、期货犯罪中研发者、生产者的过失责任,也无法规制“滥用技术优势”非法控制市场的行为。立法者应当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前置法规定,量化智能化程度认定标准,禁止证券、期货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非法分析数据行为并限制其应用范围。应当建立以非法分析数据罪、操纵数据罪、数据安全责任事故罪为核心的涉生成式人工智能算法失范行为刑法规制体系。以数据安全责任事故罪追究研发者、生产者的过失责任。应当增加“滥用技术优势”作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行为类型。

数据产权刑法保护模式的构建

数据产权是一种具有财产权属性的新型权利,该权利与虚拟财产权和知识产权具有明显差异。数据产权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法益范畴,其应归属于市场经济秩序法益之中。现行刑法有关财产犯罪、知识产权犯罪和数据犯罪的规定均无法实现对数据产权的全面保护。刑法对数据产权的保护应以促进数据流通为主要目标,且应当覆盖数据处理的各流程阶段。对侵犯数据产权行为进行刑法规制时,应对“未经同意”获取数据行为审慎入罪。应增设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罪,对“情节严重的”妨害数据流通管理秩序行为予以刑法规制。

非法经营罪中的经营行为研究

针对非法经营罪的泛化适用,有必要严格界定其构成要件,并注重出罪机制的构建。经营行为系非法经营罪实行行为的组成部分,如何对其进行合理界定,是关于该罪法教义学建构必须关注的问题。非法经营罪中经营行为有这些共性特点:涉及经济领域内的业务活动,指向的是业务内容而非业务方式;有直接或间接相对应的合法业务;行为蕴含的类型性风险具有“扰乱市场秩序”的性质;经营行为本身构成“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罪中的经营行为应当体现经营性的面向。所谓的经营性,意指行为蕴含经济性利益,以出售商品或服务的环节为核心内涵,出于营利目的,并具有反复进行的意思。在非法经营罪有无未遂形态的问题上,司法实务界坚持的是否定论立场。否定论的立场缺乏合理性,是对经营行为过于宽泛的解读,是将该罪当作行为犯的结果。经营行为以销售环节为核心的特性,决定了非法经营罪存在未遂形态。

市场性因素介入之内幕交易罪违法所得的计算

内幕交易罪等证券类犯罪因涉及多方主体、复杂的违法链条、严重的危害后果以及隐蔽的犯罪手段,对市场交易秩序造成严重破坏,一直是监管部门严厉打击的重点。为实现刑法的有效规制并保障人权,科学准确地计算内幕交易罪的违法所得数额显得尤为重要。在实践中,市场性因素的介入会导致内幕交易罪中行为人所获得的收益或避免的损失数额增大。对于扩大的收益或者避免的损失数额,由于不符合没收违法所得制度的宗旨与内涵,因此不能计入行为人的违法所得数额。在具体计算方法上,法院可以综合选取相关市场指数或者个股组合作为参照,综合测算市场性因素所导致的股市波动权重,进而将其从违法所得的认定中排除。

论中美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罪与罚——以美国高盛独董入狱与中国证监会36亿罚单为视角

在资本市场中不正当利用信息时间差以趋利减损的内幕交易行为,侵蚀了资本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三原则,扰乱了资本市场运作的正常秩序,是各国证券监管机构重点打击的对象。本文从两个影响巨大的内幕交易案出发,探讨中美两国规制内幕交易法律体系的差异。随着新《证券法》的施行,我国内幕交易监管与处罚体系将不断发展与完善。但是内幕交易基础理论“平等获得信息原则”与董事高管“信义义务原则”是重叠适用,还是特定排他适用;内幕交易“推定成立”的法律渊源等级是否应提升;是否应授予行政裁决与司法审判不同的“自由裁量权范围”等问题,尚无定论,本文在比较借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风险防范路径

人工智能依托发达的神经网络可进行深度学习,有望推动金融领域变革。人工智能时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本质为滥用优势,非法控制市场。人工智能时代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犯罪风险加剧,须明确“滥用”的判断余地、适时引入市场准入机制,重建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行为类型体系,考虑增加“滥用技术优势型”操纵市场行为,以期防范犯罪风险,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维护证券、期货市场正常的运行机制。

证券犯罪适用刑法从业禁止分析

随着证券犯罪相关罪名越发丰富,对应的刑罚也需要进化,但以自由刑和财产刑结合的主流判决模式聚焦人身与财产的惩罚,难以防范社会总福利损失大、从业者重复犯罪便利等风险。《刑法修正案(九)》将从业禁止制度写入《刑法》,为制裁和预防证券犯罪提供了途径,但目前有且仅有一个刑事判例。刑事从业禁止适用的不足引发了对于行刑衔接、推广适用等问题的思考。同时,为实现治理证券犯罪绩效最大化而探究证券犯罪适用刑法从业禁止的实施路径,提高刑罚准确性、与犯罪行为的适配度,精准打击犯罪,对冲证券犯罪的负外部性效应。

内幕交易罪的保护法益新说及其教义学展开

传统的“市场秩序法益说”无法合理地阐释内幕交易行为的实质违法性。既有的“投资者利益说”在论证具体内幕交易案件时具有一定说服力,但仍存在投资者利益损害与内幕交易间因果关系难以证明的局限。内幕交易行为的危害性本质在于破坏市场竞争和信息披露机制,进而损害市场效率法益。市场效率这一法益虽难以在物理层面被感知,但仍具有经验层面的实体性。市场效率减损之原因主要在于行为人滥用具有重大性的内幕信息。在司法实践中,市场效率这一法益能够有效指导解决诸多疑难、复杂的内幕交易类型,以“滥用重大信息优势+市场效率减损”为标准,能够将内幕交易罪主体统一为内幕信息知情人,也能为“层级式”内幕交易、“无意获悉型”内幕交易等难题处理提供足够的阐释力和理论支撑。

基于科学和法律双视角探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判定

食品安全犯罪的证成在一定程度上高度依赖科学证据。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成立除了应确认实施了生产、销售行为外,亦须对涉案物质毒害性质的实质进行界定。鉴于当前司法审判对涉案物质毒害性质较为缺乏科学性实质依据,易对刑事司法严谨性产生挑战,进而影响行政执法的独立性以及刑事司法衔接效果的稳定性。且科学证据的天然不确定性与刑事司法寻求确定性又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相关监管部门对于特定物质的规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从科学和法律双视角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判定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判定宜具备健康危害结果的应然推论、宜在个案中加强基于科学的健康风险评估的建议,为更有效地规制相关犯罪提供参考。

社区团购所面临的问题及规制路径

社区团购产业在疫情肆虐时期异军突起,并在后疫情时代凭借其操作便利、价低质高继续蓬勃发展。然而,社区团购中黑心团长哄抬物价牟取高额利润、欺诈行为、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电商平台破坏公平竞争环境等问题愈发明显。社区团购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一种新业态,相关立法尚未完善,监管内容尚未明确,社区团购中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也未明晰。社区团购存在的传统监管模式滞后、监管内容不明确、责任主体不明晰、消费者权益难以保障等治理困境,可以从明确电商平台的义务、确立团长责任制、加强市场监管和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着手解决。

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行为方式的学理审视与司法适用

为增强与新《证券法》之间的协调性,《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进行了联动修改。其中,本罪三项新型操纵市场行为的增设是对其行为方式的明确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修正前本罪行为方式的规定违背了明确性原则,仍有必要对明确性原则的具体内涵、判断标准与实现路径进行系统地梳理与澄清。此外,在体认立法上的犯罪化与司法上的犯罪化的语境下,犯罪化的概念应当重新界定。本罪增设三项行为方式虽系刑法修正,但并非立法上的犯罪化。在刑法修正与刑法解释的关系问题上,刑法解释的终点,即为刑事立法(刑法修正)的起点。但是,刑事立法(刑法修正)的起点,不一定是刑法解释的终点。在刑法解释所能辐射的范围内,除非基于价值上的重大考量,否则刑事立法无需加以修正,给予刑法解释足够的空间。本罪中兜底条款的规定为新型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的刑法规制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供给,同时也是本罪适用的难点所在。主流观点关于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存在概念混同、标准混乱、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难以兼顾等诸多缺陷。应重构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提倡兜底条款相对从属性说。

市场化与腐败类型的地区差异——基于职务犯罪起诉书数据的多层分析

市场化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是腐败研究领域中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通过对中国职务犯罪起诉书的数据分析,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会显著影响地区之间在腐败类型上的差异,处于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环境下,官员卷入交易型腐败的概率高于自体型腐败。因此,市场化不是简单地增加或者减少了腐败的总量,而是通过改变腐败类型的结构化特征来影响腐败的。此外,研究还暗示,中国由于地区间经济形态的差异,导致腐败的结构性差异,不同地区要针对不同的腐败形态制定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反腐败策略,有的放矢,以便更有效地打击腐败。

非法经营罪合理性质疑

我国刑法第 2 2 5条第 (4 )项为非法经营罪设置了一种高度抽象的空白罪状。这种极为特殊的空白罪状形式 ,导致了刑事司法中非法经营罪的无限扩张。我国刑法中非法经营罪的设立及解释既有违罪刑法定原则 ,也与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相悖。在我国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 ,国家刑罚权应尽量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应尽可能以行政处罚、民事赔偿、行业协会的惩诫以及企业自我监督来取代刑罚。

产业链犯罪:分析工具与治理模式

通过媒介使用的犯罪产业链线索,结合产业链理论进行了产业链犯罪的概念界定和类型化探讨,揭示了产业链生长环境、扩张方式、犯罪渗透性等问题,分析了石油非法产业链与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产业链两类具体案例,从综合治理视角提出了遏制犯罪产业链的建议。

日本证券法之操纵市场罪及其借鉴价值

日本证券法中关于操纵证券市场罪规定了三种操纵形态,包括伪装交易、变动交易与安定操作。三种操纵形态中又分别规定了更为详细的操纵行为。日本的操纵证券市场罪在立法形式、犯罪主观要件、法人处罚、安定操作以及操纵的委托与受托等方面有其独特性,具有参考借鉴的价值。

困境与根源:刑法对经济犯罪的控制

伴随刑法成本增长的是经济犯罪浪潮的高涨 ,经济犯罪的巨大破坏性要求刑法加强对经济秩序的维护 ,但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又要求刑法为经济自由而保持谦抑的价值取向。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 ,一方面 ,刑法的扩张具有现实的基础 ,即加速市场规范的建立和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 ;另一方面 ,刑法效益的实现又存在制约因素 ,即刑法威慑力对经济犯罪的局限性以及刑法所面临的道德基础性危机。因此 ,在刑事立法上应采取重重轻轻的政策 ,在刑事司法上要加强刑罚的及时性和不可避免性 ,同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机制 。

流动人口犯罪问题透视

流动人口的存在是社会的进步,是实现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同时也带来许多新的社会问题,犯罪问题是其重要的问题之一。流动人口中的犯罪现象,是客观存在,也是影响现代化实现的因素。流动人口犯罪有其特殊的社会成因,经济原因是核心,亦即他们与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或程度,以及市场经济为他们提供的参与环境与范围。为此,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特殊的犯罪形式,也为公安工作特别是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内幕交易罪之规范理论的比较研究——以美、日与中国台湾地区为对象

由于内幕交易行为在外观上与一般的证券买卖交易并无不同,但刑法上却将内幕交易行为当作犯罪来处罚,所以对于其刑事规范理论的依据何在值得探讨。但是因为内幕交易具有内部性,对于内幕人员获知与利用内幕信息的内幕交易行为,在区别究竟属于合法的证券投资与违法的内幕交易时就产生了难点。因此有必要借鉴美、日与中国台湾地区等关于内幕交易罪的刑事规制经验,从立法与司法实践方面来探讨内幕交易罪的刑事规范理论基础,以澄清内幕人员与内幕信息的规制范围与犯罪构成特征。

劳动力市场状况与刑事犯罪——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我国转型期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刑事犯罪率的迅速攀升,正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本文探讨刑事犯罪率上升背后的劳动力市场状况恶化因素。基于一个全新的2000年到2008年间包含22个东部发达地区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城市行业工资收入差距每上升1%,将导致刑事犯罪率平均上升0.167%。进一步的分解计算表明,样本大城市刑事犯罪率偏高,大约平均分别有26%和40%可以由大城市潜在犯罪获利机会集聚,以及犯罪被发现概率较低中得到解释。本研究直接的政策含义是,旨在改善低收入群体尤其外来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公共政策,特别是提升农民工边际产出的职业技能培训类项目,将有利于改善中国发达地区大城市的社会治理秩序,让城市更好地发挥要素集聚效益。

中国当前经济犯罪的界定和分析

从一定时期的经济关系和国家经济政策两个方面来分析中国当前经济犯罪可知：经济犯罪主要指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其外延在一步步缩小。